徐子昂

[摘要]哈姆莱特的悲剧故事中潜藏着一个通过仪式。通过仪式由分离、过渡和融合三个阶段组成。父王被弑标志着王子与过去的分离。置身于过渡阶段之中，他必须做出选择：是融入一个缺乏道德依托的世俗社会，还是回归过去的神性秩序。哈姆莱特把这个艰难的选择转化为“to ba or not to be”的追问。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追问。现代性的降临使得过去和未来在当下断裂。身处其中的人们面临着如同哈姆莱特一样，都在经历着一个难以完成的通过仪式。

[关键词]哈姆莱特；通过仪式；现代性

人生必须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如诞生、成年、婚嫁、丧葬。这些阶段的转换常带来身份的转变与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成为个人和社会必须面对的关键时刻。通过仪式便是社会应对这种转化的手段，以实现阶段之间的平稳过渡，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吉纳普(Arnold 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一书中指出，通过仪式(rites de passage)由三个阶段构成：分离、过渡以及聚合。分离仪式象征的是与过去状态和旧身份的分离，如在中国的婚庆礼俗中，女儿出嫁前须向父母敬茶道别。聚合仪式象征着个人接受了社会对其身份的重新设定，以新的身份进入新状态，比如儿媳在婚礼次日早晨向公婆敬茶，正式成为新家庭的一员。介乎二者之间的就是过渡阶段，显示出的是一种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无限定状态。如婚礼上已经告别了娘家，但又没有被夫家正式接纳的新娘。从时间顺序上看，分离意味着过去的结束，融合意味着未来的开启。而过渡阶段则指向当下。

英国学者维克多·特纳重点研究了过渡阶段。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他指出，通过仪式是从结构到反结构，然后再回到结构的运动。其中，过渡阶段具有明显的“反结构”特征。结构是指平常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明确的社会等级差别，但在过渡阶段这些差别会被人为抹平，曾经显赫的人物丧失了过去所拥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遭到戏辱。比如在婚礼上，新郎必须忍受同辈未婚男性乃至小辈的戏弄。特纳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新成员对新秩序的尊重，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新成员的疑虑。

美国学者布鲁斯·林肯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女性。他对女性成年礼的研究表明，为了实现身份转换，仪式长老要采取一些强制性手段。其中，男性长老往往以暴力胁迫女性成年者就范：“他们割伤她，强奸她，或是逼迫她奔跑、工作和熬夜。”而女性长老给予女性成年者的则是劝诱：“她们帮她穿衣打扮、为她送饭，陪她熬夜。”最终，女性成年者被塑造成真正具有自我节制能力的成员，如驯服的妻子，抚育儿女的母亲。总之，女性的成年就是在社会整体秩序的胁迫和劝诱下告别童年时代，接受成人社会对其的角色定位。这种强制是迫使新成年者放弃旧身份，接纳新身份的重要手段。由此，林肯指出了过渡阶段的社会功能：“改变社会成员的角色、地位和身份，用新的取代旧的。”

吉纳普和特纳的研究表明，通过仪式保证了社会整体秩序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性。其中，过渡阶段虽然令社会秩序暂时中断，但作为两种状态之间的连接点(joint)，过渡阶段既能够吸收过去，又能够开创未来，从而把新与旧、过去与将来之间的对立消弭在当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就不再是过去(was)和未来(yet-to-be)之间的断裂，而是集历史与可能性于一身。新成年者所立足的正是这样的当下”。但布鲁斯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该如何应对社会对其身份的强行改变?是顺从地接受新身份还是捍卫童贞?一方面仪式对象必须成长，另一方面未来又缺乏足够的道德支撑。是故，仪式对象被“卡”在两种身份之间。于是，在个体身上，过渡阶段没有联接起过去和未来，反而令二者在当下断裂，使成长变为一次充满困惑的经历。这种困惑又广泛存在于历史进程之中，从而成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原型。

当个体被置于过去与未来的断裂之中时，他们迫切地需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是顺从地接受新身份还是通过反抗来捍卫童贞?这个问题被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转译为：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对于To be or not to be的矛盾，哈姆莱特进一步解释道：“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哈姆莱特所经历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通过仪式。但这个通过仪式并没有让哈姆莱特顺利进入成人世界。相反，它让哈姆莱特陷入到过去与未来的激烈冲突之中。

在年轻的哈姆莱特王子准备踏入成人社会之时，叔父克劳狄斯毒杀了父王，僭窃了王位。这是一个分离仪式，切断了王子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使其失去了界定自身文化身份的参照物。随后，成年礼进入了过渡阶段。父王所代表的信仰和秩序被全面颠覆，社会呈现为特纳所说的反结构。在意义的层面，反结构挑战了哈姆莱特的道德底线。在秩序的层面，反结构令哈姆莱特身份突降。作为王子，哈姆莱特曾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三幕一场)但在反结构中，王子被剥夺了嗣位的权力，遭受到“命运的暴虐的毒箭”(三幕一场)，被迫面对“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样的反结构就是一个颠倒混乱的、“脱节了”的时代：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在英文中，Joint是关节、接合点的意思。时间本是按照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线性方向发展，当下是承接过去和未来的接合点。但在哈姆莱特眼中，僭王否定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打断了时间的延续性，导致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对立。于是，当下不再联结过去和未来，而成为二者之间的断裂点。身处断裂点之上，哈姆莱特陷入了对未来的两难态度之中：他必须在To be和not to be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接受未来，要么回到过去；要么“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要么“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长期以来，学界对To be or not to be的理解进行了诸多的讨论，而多元的解读大都源于动词be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语义。动词be既表示生命和存在，也表示存在的方式和样态。这样，to be or not to be既可以指对是否存在进行选择，也可以是指对不同的存在样态进行选择。如果把to be or not to be理解为生存还是死亡，那么生存对应的就是忍受，死亡对应的就是反抗。但王子随后告诉自己，“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

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三幕一场)。哈姆莱特用这段话道出了死亡的无意义。难道这意味着王子对反抗的主动否定?这显然违背了王子复仇的本意。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动词be的语法形态，便会发现，动词be出现在不定式之中。而不定式在时间上指向将来。从这个意义上讲，to be是对未来生存状态的肯定，not to be则是其的拒绝，与之对应的就是was。这样，to be or not to be所标示的就是未来和过去之间的分野。

哈姆莱特对死亡的反思让我们看到，to be or not to be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中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固然，用自杀来逃避选择为宗教律令所不允。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消除“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三幕一场)正是由于死亡也无从释解王子的困境，才导致“人们才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三幕一场)在独自中，哈姆莱特用大量的篇幅来探讨死亡。他不是要用死亡来衬托出信仰的终极价值，不是要将获得救赎的希望寄托于天国，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彼岸世界也无法引导人类走出To be or not to be的两难选择。因此，To be or not to be不是对终极意义的宗教式追问。它所讨论的是一个比生与死更为“现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充满了对现世的关怀，它将人置于历史发展的维度中，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冲突中，去考察人们究竟该如何超越自身的存在，如何在此岸世界获得自我救赎。由此，哈姆莱特王子在成年礼上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也就显现出了浓重的现代性意味。

现代性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产物，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次最深刻的、全方位的断裂。“由现代性而产生的生存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传统形式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由现代性引发的变革比此前时代的绝大多数变革特性都更加深刻。”作为断裂的结果，现代性一方面体现为宗教式思维的衰微，也就是“上帝之死”。另一方面体现为古代神性结构的崩解，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断裂和上帝之死是一次分离，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则暗示着一个反结构的过渡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的降临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我们再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比作个体的成长，那么现代性就是人类社会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虽然让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文明，却将人类置于过去与未来的对立之中，深陷于新与旧、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纠葛纷争。所以，现代性又是人类迟迟无法完成的一个成年礼。

在这个成年礼上，现代性的断裂根本性地改变了前现代社会的时间图式。“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他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垂不朽。传统……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个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但是现代社会不再以一个神圣的过去作为历史源头。当下不是古代光荣的延续，而是新历史的开端。时间的历时性被共时性所取代。这样，时间的连续性被打断，现在就成为过去和未来的断裂点。

在现代性的冲突中，无论选择过去还是将来，都具有合理性。奔向未来被视为进步，而回归过去也具有足以说明自身的道德理由。当向前和向后都有着充分的理据时，人的悲剧性就在时间的冲突中铸就了。这种悲剧性并非是由于个体的性格缺陷所至，而是作为一个结构性难题内嵌于社会发展的原型模式之中。自现代性降临以来，人类一直深陷于这种悲剧之中，体味着它所带来的困惑与无奈，并使之在情感的维度中沉淀，成为文学写作的母题之一。To be or not to be的两难选择承载了这种悲剧性，哈姆莱特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尽管《哈姆莱特》借用的是一个中世纪的复仇故事，但哈姆莱特却喊出了现代人的困惑：未来还是过去，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由此，成书于1601年的《哈姆莱特》就成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典型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