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川

[摘要]从文学作品到电影艺术的改编，除去体现视觉艺术秉有的独特魅力的四“化”基本底线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衡量异质媒体转化是否成功的最高境界——意境审美：改编者的自我生存体验与原作者的生命符码和精神资质之间相契合。能够达到这一审美境界的成功之作便是改编自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导演深谙作家将其独特的时间观与小说《洛丽塔》融为一体，故而在影片中合理地实现了小说与电影间两种异质媒介的异体化再生。

[关键词]纳博科夫，洛丽塔；改编；意境审美，时间观照

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主题是改编原著时形与神的选择。改编若只注重形式上的复制和呆板的刻画，呈现于大众面前的只是一具脱离了魂灵的尸体，冰冷毫无生机。然而如果仅仅侧重于原小说“神”的表现，完全抛去原有独特的叙述模式，则改编会显得不知所云。正因为一部小说具有多维艺术指向和纷繁的意义脉络，所以导演对小说的改编和拍摄毋庸置疑带有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形态，即他对小说的自我感悟和理解。换句话说，这一层面上的理解可以被视为导演对小说“原有风貌”的再创造和对小说作者艺术价值观的判断与观照，好似重生一般，为小说的原“旨”原貌另辟蹊径，视觉艺术的大门继而打开。

一、意境审美：小说改编至电影的异体化再生

文字艺术是借文字的纯粹性以言意的媒介。语言文字的抽象性给予作者广阔的创作空间，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然而对于改编来说，完全照搬原文本不仅无法发挥语言抽象性特质，更无法彰显视觉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摆脱了绵密厚重的文字交织网，打碎了原本的语言代码链，在这两种迥然差异的介质转化中，既有的文字变得生动化、形象化、立体化和可视化。尽管这四“化”较传统的文字艺术来看体现了视觉艺术秉有的独特性，但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改编者，四“化”仅是改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和底线。书籍到电影的转变不可单纯看做两种异质媒体在形式上的转变，亦应否定彻底摆脱文字束缚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是小说的创生源。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作者依托表现于外的“言”(the wording)，凭其主观感受，即文本构思时作者脑海中所呈现出的具体的“象”(the image)。简单地说，作者是以“言”生“象”，进而达至传递其生命符码之目的，即文本的思想内涵——“意”(the meaning)。根据这些基本范畴，揭示出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模式：呈“象”——立“言”——表“意”。对此创作论，陈良运先生在著作《中国诗学体系》一书中对文本生成范式进行了详细地延展：“言志——缘情——立象——创境——入神。”我们认为，这一范式即是作者建构文本的创作链，同时在这条创作链上的每一个生成“块”都浸染着生命个体的思维符码：“志”为思想缘起的发端，在“情”和“象”中步步演进，继而化“境”，并入“神”，升华彰显于此。由此可见，文字语言的最高境界在于“神”，即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沃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大力批判机械复制时代时，所提及的艺术起源说——“灵韵”(auro)或“韵味”——“作品因神的气息而具有象外之象，韵外之致。”陈良运先生的范式在品“象外之象”、尝“韵外之致”的同时，也对与作品创生紧密相连的作者美学观(审美标准)进行了揭示：对文字艺术“灵韵”的把握正是对作者精神资质的探究。改编要实现恰如其分必须与原文本作者的生命感悟相契合。因此，自文本改编为电影的成熟运作流程的关键之处与其说是对小说“原有风貌”和精神实质进行感性的个体性体验，不如说是改编者的自我生命体验与作者创作意图本质的趋同。从这个视角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转化者并非易事，须要求改编对原文本的艺术审美标准达到最高境界，即改编借电影特有的画面语言功能与文字艺术相结合，将转化客体隐去，使其自融于视觉艺术之中，化“境”入“神”，原文本作者的生命符码也在风格迥异的另一空间中实现合理地异体化再生(reincarnation)。那么，优秀的改编者深谙探寻作者美学理念的最高标尺——意境审美(the artistic appreciation of the ideorealm)。意境审美是指“审视心灵对生命体验整体性、完形性的观照。”然而，能够达到这一最高境界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改编影片虽数量众多，但大多都是滥竿充数，表达思想流于浮面，缺乏对转化客体深层的心理探索和“出位之虑”(thinking of being-out-of-place，Andersstreben)。从这一层面来讲，改编自著名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洛丽塔》，由美国导演阿德里安·莱德(Andrian Lyne)执导的同名影片(1997年)毋庸置疑在“缘情——化境——入神”这条意义链上取得了其他相关影片不可企及的成就。

二、《洛丽塔》：深陷时间囹圄无法逃逸的美学观

著名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布莱恩·博伊德认为：“时间，而不是空间，是纳博科夫的真正主题。”对时间的特殊情结源于他对生命主体的生活境遇和人生命运的深刻思考，进而步步演变为自己独特的美学观念，即人类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只是万能的上帝捏造的一只蝼蚁，时间的不可逆转将人类囚禁于“现在”，既无法回归“过去”，也无力迈向“未来”。“现在”的残酷性并不代表每时每分每秒概念下的物理时间，个体对现实的主观感受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在纳博科夫看来，人类欲望无法在“现在”达成，被时间的蹂躏与摧残以至于无奈地选择怯懦地退避至“过去”的安乐窝或者勇敢地妄图跨越现实的纠缠，笃信光明的彼岸，然而无论是“躲”还是“逃”，幻想中的世界不得不受制于一个简单却残酷的事实而最终不过是“乌托邦”般的极乐净土：“没有人能从时间之狱中逃逸，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囚徒，”

纳博科夫将自己对时间的感悟与他的作品融为一体。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怀有一种深陷时间图因无力逃逸的现世悲观情结，因此小说的结局往往以悲剧收尾。其中写于1955年的小说《洛丽塔》的男主人公亨伯特身上便可以窥见纳博科夫的时间观，化“本质上的抽象性”入“表象下的实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洛丽塔》由小说改编为电影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拍摄于1997年的同名电影不同于以往的改编(196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导演阿德里安·莱恩深谙“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的审美境界，没有禁锢干“形”的照搬。这里的“形”是指在小说初入市场时社会所引起的那场轩然大波，众多评论家纷纷把矛头指向纳博科夫，认为小说里的内容充斥着违背道德伦理的性爱描写，露骨的性欲情节让小说打上了“禁书”的标记，遭到了各国出版商的抵制。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牵涉到性行为、性冲动的摹写反

而成了商家为迎合某些民众不良诉求，创造市场效应所利用的手段与技巧。庆幸的是，对于这一点，导演莱思并没有一味地迎合和过分地关注。他把改编视角转移到了对作者纳博科夫的时间观念以及与观念一一对应的主人公亨伯特的生活遭遇上，做到了意境审美要求的探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最高境界。

亨伯特在中年寡妇黑兹太太家初遇其年仅12岁的女儿洛丽塔时，所突然萌发的涩涩的爱慕与痴念，真正指涉的是亨伯特对初恋安娜贝尔的想念与留恋。这一想念的缘由在影片的开始部分便得到了充分说明。安娜贝尔曼妙的身材、姣好的面容以及身上散发的迷人气质让情窦初开的少年亨伯特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然而安娜的香销玉殒使得沉浸在朦胧情愫中的亨伯特遭遇到了极大打击，心灵深处埋下了一层浑浊不堪的阴霾。实质上，这也是纳博科夫的时间观在电影中的初次映射。如果说少年时代对安娜的感情在亨伯特心中种下了祸根的话，那么当他对洛丽塔抱有执拗的妄念便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画面中，在亨伯特为衣衫浸湿的洛丽塔的俏皮与性感而驻足停留迷醉其中时，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beautiful”(漂亮至极)，虽然只是一个简单词，却饱含着亨伯特对洛丽塔霎时间燃起的爱欲之火，心灵深处仿佛开启了一扇时空倒逆之门，回到了当年与安娜独处于“荒凉沙地”的情境中。看似他与洛丽塔之间的“忘年恋”在自己眼中是一份“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般的“真挚”爱情，但实质上，从这份情感的萌芽期便早已与现实社会中公众心里的道德规范标准相悖。这时亨伯特已经处在了半醉半醒之中，但常人拥有的伦理道德标尺在他残留的理智驱使下，使他与洛丽塔不得不在汽车旅店登记时伪装成父女的形象。我们认为，此刻的亭伯特对时间的抗拒因为“过去”的欲念在“现在”能够得到延续和满足，所以表现得并不明显，甚至自愿在时间之狱中甘当囚徒。但是，平静的表象下暗藏着涌动的激流。之所以亨伯特在与洛丽塔“私奔”途中，能够暂时忍受掌握个体生命质量的时间幽灵的残忍与黑暗，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个事实：亨伯特自己对洛丽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主观地以为洛丽塔是一个清纯可人。不愔世事的女孩。然而，随着影片故事的推进，亨伯特的潜在威胁出现了，奎尔蒂虽是一个大腹便便、长相丑陋的中年男子，但金钱是他最大的资本。同时，他深知痴迷于流行音乐和享乐生活的洛丽塔必定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因此，洛丽塔“背弃”了亨伯特，与奎尔蒂远居荒凉小镇。缺失了“爱情”，的慰藉和终日梦魇般的生活，让亭伯特感受到心中的惶恐和不安以及身体上的不堪疲惫，体味到时间给他构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巨大张力。当他在荒凉小镇再次看到洛丽塔时，当初的纯情、朝气、光泽已荡然无存，站在亨伯特面前的只是一个怀有身孕的风韵少妇，这时他对时间的恐惧瞬间爆发，他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小仙女”，那个让他疯狂、让他痴迷的洛丽塔，现如今青春消逝，美人迟暮。在亨伯特开车准备离去时，镜头中的景物由“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高大树木的国度”转变为一个毫无人烟树木稀缺的小镇，与此同时，看着现在的洛丽塔恍惚又回到了那段甜蜜的岁月，那个“蜂蜜样的肩膀，绸子般的柔嫩脊背，一头栗色头发，天蓝色衣裙”的“小仙女”在向他俏皮地招手和微笑。这些都可以看做亨伯特留恋“过去”抗拒“现在”心态的折射。想要抓住“过去”回归“以前”的唯一办法是摧毁“现在”的一切，摧毁导致“过去”改变面貌的根源——奎尔蒂。因此亨伯特选择杀害了他。然而对于亨伯特来说，过去的时光已无法倒逆而行，回到过去也只是一种奢望，得以满足的不过是精神上的痴念。影片结尾处在绵延数公里的公路上，在后有警车追逐的情况下，身穿血迹斑斑衣服的亨伯特坐在车里手拿洛丽塔的发夹，嘴里流露出浅浅的笑容。“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与现实奋勇抗争不愿妥协的亨伯特在时间的无情箍制中终究摆脱不掉幽灵的如影随形。生命、欲望、罪恶、灵魂在超越现在、回归过去之妄念的撕扯中都归于了一片沉寂。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一时的梦魇、一世的骄傲。是这位少女让他的创作生涯跌入低谷，又是这个女孩使他最终享有后现代文学大师的美誉。藏于诙谐幽默文字表象下的玄珠正如歌德所说：“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识知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在璀璨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沟通于小说到电影、语言艺术到视觉艺术这两种表达艺术之美的不同介质之间的不仅仅需要改编对文本的语言层次、叙事层次做出细致入微的解读，更要求“译者”抛开“直译”的苦恼和弊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交融于创作者生命个体的人生历程中，完成与作家创作意图本源间的通感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