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等

打黑行动应由地方推向全国正义的成功抵达令公众欣喜若狂，正义的姗姗来

迟则令公众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悲哀。有“打黑英雄”之称的王立军从东北到重庆担任公安局长，并磨砺一年，才成功开展了针对根深蒂固的重庆黑恶势力的大规模严打，这和前些年仇和在江苏宿迁的执政方式颇为相似，皆属因人成事，因为一位铁腕官员的到来，一个地方的政治气象才冉冉明朗化—只要铁腕在法律的限度之内有效运行，这种行政作为就值得大加赞赏。但麻烦在于，为什么王立军的前任不是王立军，仇和的前任不是仇和呢？假如缺乏完善的制度支撑，谁能保证，在王立军离任以后，那些黑恶势力的老虎不会沉渣泛起，卷土重来？

现在的黑恶势力早已穿越了刀光剑影、枪炮玫瑰的武斗生涯，而选择进入政治权力的心脏，譬如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入主公检法等，利用权力与暴力的合谋实施犯罪。我称之为“黑恶势力的公权力化”，与“公权力重庆打黑除恶的成果不仅在当地激动人心，更在全国产生强烈回响。

黑恶势力的存在，并非重庆一地的特有状态，打黑除恶，也是全国各地都有过的普遍行动。没有证据显示重庆的黑恶势力盘踞状况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比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更加不堪一击，重庆也并不拥有比其他地方更为强大的警察力量，但我们却能明显看到重庆的打击行动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这首先取决于政府对于黑恶势力的态度，在于政府是否敢于碰硬，勇于彻底破除社会背景、复杂关系以及自身形象上的种种顾虑。

社会对重庆此次专项打击行动成果的关注，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文强因涉嫌重大违纪违法行为被双规；二是几名身份显赫、影响巨大的企业亿万富豪老总相继因涉黑涉恶被重庆公安局公开逮捕。在以往各地的打黑除恶行动中，黑白勾结，共生共长，几乎成为黑恶势力普遍的“生存规律”。而文强的落马，的黑恶势力化”遥相呼应。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决不能漠视。

香港关于黑帮的电影里面有一个说法叫“漂白”，即古惑仔们洗手不干，安心做一个良民。而在重庆，那些身为人大代表，甚至担任要职的黑社会头目决无漂白的心思，他们不过妄图披一件合法的光鲜外衣，用白皮包藏黑心。黑恶势力渗透公权力，与公权力黑恶势力化，差异仅仅在于，前者从外部侵蚀执政者的合法性，后者则是从内部颠覆，至于毒害，也许难分伯仲。

公权力如何阻挡黑恶势力的渗透呢，除了制度的缺口急需修缮，还存在一个里应外合的问题。如果某些权力者不主动向黑恶势力抛媚眼，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抗击打能力，可以抵御糖衣炮弹的腐蚀，我不认为几个手眼通天的黑恶势力分子能够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堡垒往往从内部崩塌，王立军们是不是有必要在战壕以内再进行一番穷追猛打？

则表明在地方的权力系统中，保护伞的层级已经越来越高，“保护”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我们固然不能根据现有的成果就乐观断定重庆的黑恶势力已经一举肃清，但重庆市面对黑恶势力的坚决态度和深入行动必须得到明确的肯定，并有推向全国的必要。打黑除恶，是一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权力系统自我清洁、自我强健的过程。黑恶势力的存在、生长不拘于一时一地，我们必须期待，重庆所拥有的态度，所采取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仅作为一个典范，一个特例。

同时，黑恶势力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团体，并非朝夕之间完成，通过运动式打击予以清除，也不表示没有重新生长的可能。因此，让正常的防范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不要在成长—集中打击—再成长—再集中打击的循环中损耗公众对政府治理的信心，是比运动式打击更为有效的长治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