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

新闻提示

据《中国青年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花半年时间对汶川地震高达767.12亿元的慈善捐赠的流向进行了调研，发现，捐赠极可能8 0 %左右流入政府的财政专户。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人们听到后有些意外。民政部对此作出回应，坦言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我们希望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为什么社会公益的捐款，最后还是转为由政府来执行项目？

什么是社会组织？学者资中筠写过一本关于基金会的书叫做《散财之道》，形象地表述了社会组织的特性—如果企业对社会的存在目的是创造与积累财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的“散财”部门，换言之，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花钱”。巴菲特把自己财产的80%中的大部分捐给了盖茨基金会，因为“他比我更擅长这项工作”。可见捐赠是取决于花钱的。比如5·12震灾后一年，社会各界捐款捐物767亿余元。钱是资源，也带有捐赠者的意愿。有人笼统地想为了赈灾，属于不定向捐款；有人有特别的意愿，比如希望自己的钱只用于帮助孩子，或者只用于重建某所学校，这笔钱就是定向捐款。无论哪种，大家捐款，都是源于钱将被如何使用的预期图景。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花钱的目的，就没有捐款行为。如果所捐资源不能实现捐款者的意愿，他为什么还要捐款呢？进而看看社会组织与政府花钱有何不同。比如赈灾，政府要考虑全国地区平衡、各项救灾需求的轻重缓急、灾区与其他地区其他公众的反应、赈灾与其他社会目标的权衡等等。所以政府做出的最后决策，全局观强，却未必切中该事该地；调度有力，却未必适应当事人需求；另外，政府通过层层运作，对资源的最后使用把握较低。举个简单的例子，767.12亿元中的那个0.12亿元，放在整体数字里，是四舍五入的忽略项；而1200万元，放到10个年运营额100万的社会组织中，一定是他们精心规划的工作重点。可见同样一分钱的结果实现是不同的。

社会捐赠的花钱预期必定是多样的、具体的、不同程度的，它只有通过同样多样的、具体的、专业的花钱机制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捐赠资源交由政府执行，是消除多样性、聚集资源的逆过程，社会组织成为替政府收钱的机制，而不是花钱机制。社会组织不作为花钱机制，如同企业不作为利润机制，组织的特定社会功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首先，政府包揽责任的惯性依旧强大。自1998年洪灾民间志愿资源就有所显现，但历次重大灾害，政府最终还是强调社会捐款统一接受，统筹调拨，全盘考虑，民政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被作为捐款指定接受途径，20 07年《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明确将民政部门等政府机构作为组织与接受捐赠的主体，并有限规定了其委托机构、认定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的募捐资格。普遍的社会组织事实上没有募捐的法律资格。社会自发捐款最终转入政府账户，是有法律前提的。其次，动员性捐赠的途径远强于志愿捐赠机制的发展。5·12灾后曾有对捐款途径的调查，行政途径捐款占绝对主导，其中一半多是通过自己所在单位。这不难理解政府直接受捐就占58%。单位、党组织、居委会，仍然是大多数人习惯的行为环境，自发的、社会的、志愿的行动机制，对人们还比较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志愿组织是什么，或者与被单位组织的活动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