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秋梅

摘要：汉口是一个依堤为命的城市，晚清以来沿江租界堤防、汉口堡、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张公堤；城市环境变迁

中图分类号：K9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72-06

“城市是一个载体，一个社会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载体”，城市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从汉口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一方面江河湖港等的变化，明显地影响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时期人的活动影响着汉口江河湖港等的演化和变迁。就近代汉口而言，对城市地理环境影响最为深刻的社会活动是各种市政工程建设。其中，又以堤防兴筑的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历次大规模的堤防兴筑，都给汉口城市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甚至是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汉口城市建设随之有了新的起点。故我们在追寻近代汉口城市发展的足迹时，每每不免回顾近代汉口堤防兴筑的历程及由此导致的城市环境变迁的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堤防对近代汉口城市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研究近代汉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研究近代汉口城市史的基础性工作。

在明朝至民国的汉口各期堤防中，晚清堤防在汉口堤防史上具有奠基性地位，因为近代汉口的主要堤防都是在这一时期筑成或奠基的，民国汉口环市堤防就是在这些堤防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晚清堤防对汉口城市环境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有关晚清汉口堤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武汉堤防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武汉城市史》(皮明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汉口五百年》(皮明庥著，《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1期)、《武汉排水》(武汉排水编辑委员会编，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1990年版)、《汉口租界志》(《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武汉地名志》(武汉市地名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汉口五百年》、《近代武汉城市史》对晚清汉口堤防尤其是张公堤与城市环境变迁的关系虽有所论述，但其着眼点仅在于论述堤防对汉口城市发展空间城市的影响，对于堤防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只是有所涉及，并没有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其他著作多只论述堤防修筑本身或堤防与防洪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张公堤为重点，就晚清汉口堤防兴筑对近代汉口城市环境变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希望有补于近代汉口堤防史、市政史、环境史研究。

一、晚清汉口堤防兴筑概况

晚清汉口堤防建设的成果，主要有各国租界所筑堤防、张公堤，以及两个准堤——铁路堤和汉口堡垣，其中以租界堤修筑最早。

汉口于1861年4月正式开埠通商后，英、德、俄、法、日诸国相继在汉口建立租界，并各自在沿江兴筑堤防，以保障租界的安全。晚清汉口租界沿江堤防修筑主要集中于开埠至20世纪最初的年份里，其兴筑概况见下表：

1907年日租界沿江向北拓展了150丈(约500码)至麻阳口，为了保障日租界安全，这段江岸也筑了堤。经过先后修筑，各国租界建立起南至江汉关，北至麻阳口的沿江堤防。

各国租界沿江堤防在1911年之前还被加高。《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902-1911年)载：“沿江已有2英里长的堤防加高到46-48英尺高。”

除了修筑有沿江堤外，租界范围内还修筑有非沿江堤，因为在1901年之前，“京汉铁路车站附近长达1235码的堤防工程已经竣工”。

各国租界堤防的总长度虽然远远不及铁路堤和张公堤，但就其筑堤所耗巨额经费而言，其规模也堪称宏大，不可单以道里计。因为后其而成、长达30余华里的张公堤耗费也不过100万两白银左右。租界堤防虽然不像张公堤一样给汉口市区陆地面积带来那么大的扩展，但它也给近代汉口市区的扩张带来影响；另外，如果从汉口环周堤防在防洪中产生的“水桶效应”来看汉口环周各堤防的作用，那么，租界堤防作为汉口环市堤防的组成部分，其防洪作用同样应该受到重视。

差不多就在英租界堤防修筑的同时。华界因修筑汉口堡而有了防范洪水的准堤防。同治三年(1864)，鉴于汉口此前因无城垣防护而惨遭太平军的焚毁，也为了抵御捻军的侵扰，汉阳知府钟谦钧及当地绅士孙福海等在后湖一带筑堡开濠，修筑了一道上起桥口(今硚口)，下至沙包(今一元路口)、环抱汉镇的长约11华里的城垣，共费银20余万两。汉口堡将汉口市区与后湖广阔的水域隔离开来。从而形成阻隔城市西北面洪水来袭的一道屏障。它兼具军事城防和御水堤防的身份。汉口堡到底有多高?史志均不见记载。汉口堡筑成不久，汉口于1866年遭大水，于1870年全境沉沦，此时沿长江租界堤防仅英租界已经完成，这说明汉口堡和英租界堤防还是远远不能胜任捍卫现有市区的任务。

汉口堡因将市区包围起来，堡(城)垣外“处处是水，一到夏天水涨，就把城门关闭起来，不然，水就要流入城内，一关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堡垣在捍卫市区的同时又局限了市区的拓展。随着汉口市面的发展，拓展汉口市区势在必行，这种拘束的状况亟待改变。

光绪三十年(1904)，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清廷，于是年八月开始修筑后湖长堤。该堤自京汉铁路第1号地方皇经堂之裕丰垸起接筑新堤，又从长丰垸旧堤闸口循东北而上，再自杜家湾经宝莲庵、观音寺、戚家墩、杜家墩斜、戴家山西头，又由该山东尾起，过龙骨沟、藤子冈前，循王家嘴抵京汉铁路150号，全长共计6300余丈，34华里有余：堤高准京汉路基，堤面宽2、3丈不等，堤跟宽6、7、8丈不等；1905年全堤基本完工。因为该堤外环后湖，故开始时叫做“后湖堤”或“后湖长堤”，后为纪念张之洞改称张公堤。其中，自皇经堂起由南向北经长丰旧堤直至禁口的那段，长7华里余，被称之为“张公横堤”。张公堤所用款项据1906年4月官方透露的信息是“逾百万”。

铁路堤成于1902年芦汉铁路(后称京汉铁路)汉口至河南信阳段建成通车以前。因为铁路路基必须具备相当的抗御洪水的能力，所以芦汉铁路路基本身就是防水堤。芦汉铁路路基筑成后就成为路堤，汉口市区由此又多了一道防水屏障。

二、城市环境的沧桑之变

晚清汉口的堤防兴筑对城市环境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总的说来，晚清汉口堤防的兴筑主要给近代汉口城市环境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变化：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1、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

汉口市区周边水域广阔，大小水系众多。明末至张公堤修筑前汉口周边水系分布的大体情形是：南临汉河，东濒长江，北临滠水、沦河，西北临捷泾河、金坛河、吕家河、牛湖河。而西北面广阔的潇湘湖和后湖是与诸水总会的水域。

自明末以后，汉口市区在逐渐拓展，周边水系略有变化。明代修筑袁公堤时(该堤西起大桥口，东至堤口长约11里)，因取土在堤外形成了一条深沟，人称“玉带河”，汉口市区与郊区因之被分隔开来，从此市区南濒汉水，东临长江，北面和西面环绕玉带河，而大的水系背景未变。明末玉带河以北是四周被水环绕的弧形长条陆地，这个长条弧形陆地带以北是潇湘湖和后湖——它们是襄河(即汉水)故道淤后的遗存水域，与汉水之间有一个狭长的水道相通，其临汉水的口道称为套河口。

汉口堡修筑后，对近代汉口城外水域和水系的变化均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可能改变了汉口市区内、外水域之间的自然沟通状态，如：先前水涨时期可能结为一体的水域，在汉口堡筑成后，其沟通断绝，变为依靠闸门启闭而进行的人为控制。另一方面，非汉口因素却导致了汉口周边水域、水系的较大变化。如果我们将明末汉口市区及其周边水系、水域图与汉口堡修筑后不久汉口市区及其周边水系、水域图进行对比，@我们看到最大的变化是：汉口市区以外水域的变化——后湖水面向汉口的西部退缩，一些墩台状的陆地在其后凸现出来，说明后湖在进一步淤浅。稍后至光绪初年，汉口周边水系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襄河分北向东向二支入江”。这些变化显然不可能是因为汉口堡的修筑导致的。所以到张公堤修筑前夕，汉口周边的水域、水系的大致情形是：东临长江，南面滨临汉水(襄河东道)，西北面和北面滨临襄河北道、捷泾河(长江支流沦河的一段)、后湖等。

与此前相比，张公堤的兴筑所导致的汉口市区内外水域、水系变化要显著得多：其一，襄河北流之道遂淤。在光绪初年襄河分流的东北两道中，据1930年版的市政资料载，约在1905年张公堤基本筑成后，襄河北流之道遂淤。民初夏口知事对刘歆生等人的地产案的裁决书中这样描述道：“缘汉口后城马路外，古名闸口，地方西至济生堂上首水沟，东至三分里后歆生路(今江汉路的一段)马路，南至古城壕沟，北至京汉路局地，当张公堤未挽筑前，该地适当闸口，成大湖地后，襄河流域即以此处为终点，往来黄陂、孝感二县船只，均停泊于兹。其内为城壕，与湖河紧相衔接，共计面积数万方，概属官湖河壕范围。至张公堤告成，外水无从浸入闸口，内渍水仍向该地流放，逐年淤积，地势渐高。”这段话将涉案区内的地势、地貌变化的来龙去脉讲的一清二楚，确切说明了修筑张公堤致使襄河北流遂淤。其二，后湖水域明显退缩，高地显露，低洼之处则形成河流和较小的湖泊或水淌。如：牛湖、南尼湖、西长湖、鲤子湖、十八淌、黄孝河(三眼桥跨其上)等。其三，堤内外原本自然联系的水域、水系被截断。张公堤未修之前，后湖水域与其北面和西面的水域是相连的，它们共同构成长江流域水系的一部分。而汉口市区以北、以西的水又是往后湖汇集的，它们多汇集到十八淌，再由十八淌外流，与北面、西面的捷泾河(沦河)相接，张之洞曾言“由戚家墩历小金潭、大金潭斜接戴家山西头……系十八淌众水去路，地势低洼，外临捷泾河”，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张公堤筑成后，张公堤如一堵高墙将汉口市区以北、以西本为一体的水系、水域分隔开来。如果我们将自然中的水系视为人体的经络，那么，张公堤就如同一把利剑，将本来连通的经络断然斩断了。如此一来，堤内外水流的沟通只能依靠人工调节，所以修筑空水闸门势所难免了，戴家山石闸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闸口在两山之间，为全堤水利之门户，涨则堵之，内盈则泄之”。如果我们高空俯瞰，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张公堤筑成后对汉口市区以北、以西水系产生的非常明显切割态势。

2、市区内外陆地面积的自然增加

与筑堤导致汉口市内外水域、水系的变化相应，市区内外自然显露出大片陆地，部分地区因自然淤积、地势增高而导致陆地的自然扩展，汉口市区内外的洪灾之害大幅度减轻。

明末被围在袁公堤内的汉口市区与其西面、北面的陆地及其更北的水域相比，显得非常狭小。汉口堡修筑后，这种情形有了较大的改变。汉口堡与袁公堤的起点都在桥口，但汉口堡的终点沙包(今一元路口)比袁公堤的终点向北移动了许多，这样，汉口堡不仅将袁公堤包在其中，而且将袁公堤外玉带河及其以北大片低地也圈了进来，市区陆地有较大的扩展。尽管如此，就市区内外陆地的总面积而言。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而租界堤由于本身就处于汉口地势较高的沿江地带，因为没有直接引起市区内外水体、水域的变化，其对市区内外陆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不可能直接地显现出来。

张公堤修筑以后，汉口市区内外因内外水域、水系的变化而导致陆地面积自然大幅增加。张公堤未筑以前，每至汛期汉口市区外后湖即白浪滔天，市区亦常常不免淹渍之患。筑成后的张公堤像环展着的巨臂，将汉口市内外及其后的大片陆地和水域包围起来，不仅使后湖成为内湖并迅速地浅露，京汉铁路以西原来一片汪洋的后湖，逐渐变成了大片旱田和原野了。而且张公堤还成为近代汉口对抗西、北两面洪水的一大屏障，使后湖水患大幅度减轻，汉口市区内不致频繁被淹。张公堤的修筑对近代汉口市区、市郊的生态作了一次划时代的大改变，张公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保障汉口市区安全的生命线，它因之被视为“汉镇屏蔽”、“汉口全市民生命线”。

自张公堤筑成后历民国以至当代，有关张公堤屏障汉口以及导致水易为陆的城市环境沧桑之变的载述不绝如缕：

张公堤筑成后不久，烟波浩渺的后湖“涸出田地十余万亩，商民欢呼”。至1911年时，汉口后湖地皮因河港变为田庐，地产“纠葛甚多。”

清末民初竹枝词中这样写道：“后湖万顷雨如烟，放下鱼罾学种田。偶到惠民亭上望，香风渐送稻花田”，描绘了一幅泽国渔乡顿然变为稻田的沧桑景象；“后湖堤岸枕江眉，田海沧桑一瞬移。他日造成新汉口，大家都要感南皮”，不仅极尽传神地描述了后湖堤成后汉口面貌变化的神速，而且还预言了张公堤对未来汉口城市发展的深远影响。

《夏口县志》载，“汉镇后湖，藉铁路轨道堤院(即张公堤，因当时堤上铺有铁轨，故名)，变泽国为沃土”。

《汉口市政府建设概况》载：“堤内五十方英里之洼地，昔日每为江水泛滥之区，以有堤故，悉成膏腴……而后湖之患乃免。”

今人论及张公堤者，则更有一番沧海桑田之慨和更加深切的时空转换感：“在张公堤未建成以前，汉口市区只局限于硚口起沿城堡下至通济门(即今中山大道至一元路)城区。张公堤施工后，上起舵落口、水厂、宗关至丹水池、堤角这

一广大地区，具体地说，现在黄浦路、赵家条、惠济路、解放公园、中山公园、武汉商场、宝丰路和古田路水厂的整条解放大道及至整条航空路、新华路、球场路、西马路等繁华地区才露出水面。今天广大市民能有多少人知道，这片高楼大厦、车滚人流之区，曾是夏至白浪滔天、冬来泥泞没胫之地呢!”

张公堤的兴筑导致汉口市区外陆地面积的自然增加，为汉口城市空间的拓展、后续市政建设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由于汉口水陆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水患的减少，近代汉口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在张公堤筑成的当年，因汉口市区内外水陆域地对比的显著变化而导致的气候变化效应就显现了出来，“此堤之成，其效不独为汉口免水患，为市民增良田，盖其影响所及，于地方卫生，尤为显著。当堤成之年，海关医局报告有云‘本年气候虽较往年为热，而汉口习惯上之潮霉状况，反不复见，因热至病者，亦大形减少，则全系水患减少之故，而堤之兴筑，为能改善气候，减少疾病，固已经专家之证明矣。”

张公堤的修筑对于汉口卫生环境的积极影响还突出地表现为，它极大地缩减了血吸虫病危害的区域。张公堤修筑之前，血吸虫病在汉口流行已久。血吸虫病病源的动物载体是钉螺，其生存的自然条件是有水体的地方。由于汉口市区内外水体面积广阔，钉螺得以长期繁衍不绝，盘踞汉口，汉口血吸虫病疫病区域因此难以缩减。并且，每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血吸虫病疫区还会扩大。张公堤修筑之后，导致汉口市区内外水体大面积自然退缩和人为缩减，湿地变为陆地。城市生态的空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汉口血吸虫病疫广泛流行的状况：一方面水陆域地的水减陆增，使“钉螺大面积消亡”；另一方面，钉螺赖以生存的区域也随着水体的大面积退缩而缩小。

不过，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卫生环境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影响，它也给汉口城市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张公堤修筑后，原本连为一体的自然水域、水系被张公堤切断了，堤内堤外之水很难自然地发生联系，也使市区以内的大大小小的水体难以实现自净，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排污的增加，汉口市区内水体水质日益下降，又无法排出市外，以致这些水体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和疫病的新传播源。20世纪30年代，报纸上曾经有过打算恢复襄河故道，该报道说，“查汉口旧有水道，谓之古襄河，穿流土挡、三眼桥之间，北通黄孝，东出长江，货船往来，循环不绝，于市面商业，受益良非浅显。自城垣开辟马路将此河流筑断，由是船只不通，商务已受极大影响，更苦全市秽污，□泥潜藏□，竟无出路，每至天热，浊气熏蒸，瘟疫流行，皆由于此”，圆反映的就是张公堤修筑后，襄河故道淤塞，使市内卫生环境大受影响的情况。

以上翻天覆地的城市环境变化，尤其是使市郊陆地面积的迅猛增加，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三、晚清汉口堤防兴筑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后续影响

晚清堤防尤其是张公堤、铁路堤筑成后，汉口市区和市郊的低地、洼地迅速被人为增高，整个城市掀起了一股土地开发浪潮和市政建设高潮。

汉口租界后开辟后，各租界在修筑堤防的前后对界内低地或水塘进行了填土增高。到1902年至1911年期间，即京汉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筑成后，这种填土增高活动才趋向规模化，甚至有专门的填土公司效力于租界的填土增高活动。“沿江已有2英里长的堤防加高到46-48英尺高……租界水平面为45英尺，界内池塘、稻田、低地，一遇长江洪峰，或夏季雨水季节，就成一片沼泽，而今已填平，平均升高了8英尺”，8英尺相当于2.44米，快接近1层楼高。如果单从租界方面来看，这种规模不小的地势增高活动，我们似乎还看不出后湖堤修筑与租界地势增高的紧密因果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将租界的填土增高活动置于整个汉口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此期租界的填土增高活动较此前规模更大，这显然与华界堤防修筑后汉口市区安全更有保障有关。

穆和德在《江汉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中这样写道，张公堤筑成后，“有了这道屏障，就可以填高地基，扩建城区范围。已经有一些马路在高地上修筑，对它们的规划有了一个通盘的考虑，但这一计划的实施对地产主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投资在建筑行业和加高地基上，已经构成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华界官方文献更称当时商人们的地产投资甚至“已达二千万”。

在张公堤筑成后，汉口堡便失去了原有的防水价值，实在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它被拆除，只剩城基，“从汉水绵延至法德租界交汇处的老城墙已拆除抵法租界南端，城墙内侧地基已填到和城墙顶端差不多高，它将被开辟为一条可通达城郊的马路。以这条马路为主干，它的分支遍布城市的各个地区。以大智门为端点的北京路原来是条小路，现在有一段铺设得相当好。在马路的两边盖起了不少洋房和仿洋房。附近的低地已填得和租界差不多高，土方是汽船和吊车从周边平地运来的，这些地方平均上升了20英尺；城外的壕沟和许多水塘需要填高40英尺。填土的代价往往比购置这些地皮的价格高出好几倍。”也即是说有的地方平均升高了约6米，相当于2层3米高的楼房那么高。

原本由堤街至堤外，每为玉带河港水潦阻隔必须借助“多建木桥，以通往来”的汉口，“自张文襄公建修铁路轨道(指修京沪铁路、铁路堤成——笔者注)，又废城垣为马路后，汉口市镇方面，均成高埠……故向时木造桥梁，今淹没者十居五六，石造桥梁重加修整者，不过十居二三”。玉带河上桥梁被淹没的，除了大桥、万寿桥、广益桥、太和桥、双寿桥、通津桥、宝林桥、多福桥等桥梁外，尚有六度桥。今天“六渡桥”这个地名就是由它演化而来的，六渡桥地区早已是不见河迹的繁华商业区了。当然，在没有水流淤积的情形之下。高埠是不会自成的，木桥和石桥也是不会自行淹没的，这些只能是人为填高的结果。这些高埠和被淹没的桥梁成了晚清民初汉口市区填土增高运动的极好见证。

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筑成后，汉口地价大涨，史载“自后湖筑堤，卢汉通轨，形势一变，环镇寸土寸金”。地价飞涨激起了富商大贾的投资热情，他们积极地加入到汉口的填土增高造陆的运动中来，并极大地促进了汉口市政的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观。极富经商头脑的洋行买办、被人誉为“地皮大王”的刘歆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刘歆生不惜巨资，不仅购买了汉口堡垣外一大片被称为“淡湖”的低洼湖地和城基之内的多为水淌土±当的低洼之地，还成片成片地购买后湖土地，张公堤建成后，后湖的这些土地变成了良田。在政府分段清查后湖土地的时候，他又购进了大片土地。1905年汉口堡垣被拆除，留下城基改建为后城马路后，刘歆生便开设了一个铁

厂，专门安装修配自用的轻便铁轨和运土机车，雇佣来自河南等地的廉价劳动力，担任土方的装卸工作，经年累月，有计划地运土填基，将它所有的毗连或接近市区的低洼土地逐步依势填平。达到一定屋基标准后，即大兴土木，并就地区形势，与街道方向的不同，分别建成铺面与住宅，出租予人使用，收取租金，今天江汉路由胜利街口起至铁路上的两旁铺屋等建筑，就是由他投资修造起来的。在他收购的土地上。经由填土后并整理经营成铺面的地盘范围上自今民意路下至江汉路中山大道外侧、大智路。

从1908年日文标识的《汉口市与各国租界图》，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张公堤修筑之后，铁路堤与汉口后城马路之间的那块曾被称为“淡湖”的大湖地，被虚线圈了起来，横径长1公里，标明为“清商刘万顺之自辟市街地”，那里已不见湖水的踪迹，显然已经填高了。图中所谓的“清商刘万顺”，就是指的刘歆生开设的公司或开办的企业的名称，刘就曾投资经营了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转运行等工商企业。

刘歆生还承包英租界的填基筑路的土方工程。近代汉口经刘歆生组织填土公司筑成的道路有歆生路(今江汉路)及歆生一路、二路、三路(分别为今天的江汉一路、二路、三路)、伟雄路(即今天的南京路)等。当时开专业填土公司的还不止刘歆生一人，据《民立报》载：“汉口商务日见繁荣。前张文襄督鄂时，在后湖建筑长堤，开辟马路，建筑商场。故近日后城商店渐成镇市。现张美之巷上首水塘复包与瑞华公司填土，新辟商场，一俟工程填满即行兴建市街云。”这也说明晚清堤防修筑后在刺激人为增高汉口地势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近代汉口的市街建设。

张公堤兴筑引发的晚清民初的填土运动及随之而起的马路新建、市街开辟等市政建设活动，大大地改变了汉口的市容。刘歆生等的填土及其后续的经营活动，繁荣了汉口市场。罗汉题为《歆生路》的竹枝词描述该路及其周边的市景日：“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如织，夜深歌吹未曾休。”铁路堤和张公堤未筑之前曾经难以引起一般人注意的一片低湿之地，经由填土增高等一系列开发活动之后，民初已然变成了夜夜笙歌的繁华之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中期以后，汉口市区内外的填土增地活动并没有停止。为了扩展市区，汉口仍在“填湖作地，大事推广”。为了新辟马路，将经过的水淌、低地填平，汉口特别市时期，“双洞门马路新建工程……经过水淌，故填土甚多”；日伪时期，为修筑武圣路，也填了湖淌，至1944年3月，武圣路北段工程，“由汉正街至中山路一带，所有湖淌、高堆，均已逐一整理平坦”。为了处理垃圾或整理市容，汉口特别市时期和沦陷时期的市政当局都采取以垃圾填低地和污水淌的形式，指定地点倾倒垃圾。如此等等，其实都可以归入因晚清堤防修筑而导致城市环境变迁与市政活动之列。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晚清堤防兴筑给原本地势低洼的汉口的陆地面积的拓展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马上给近代汉口城市市区拓展带来直接影响。尽管如此，筑堤带来的汉口城市陆地面积空前拓展，使得汉口市区大规模拓展成为可能，其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故在晚清堤防兴筑之后，市区陆地面积迅速地人为拓展，近代汉口城市陆地面积和市区不断得以拓展，新一轮的官办和民办市政建设得以在汉口展开，由此亦可见晚清堤防兴筑给汉口市政建设带来的巨大的导向性影响。

兴筑堤防以捍卫城市安全以及为城市发展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一种市政行为，它导致了近代汉口城市环境发生迅速而急剧的变化，而城市环境的变迁又促进了汉口市区内外的土地开发和市政建设，从而导致近代汉口城市环境进一步发生快速的变化，晚清以来汉口城市的发展就是在人与城市环境的频繁互动中展开的。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