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平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完美统一的理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产生于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打下了深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的扬弃和升华。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也汲取了其他国家发展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教训，是现代综合性、开放性、全局性、创新性思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成功运用，它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民族性；世界性；统一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Ⅲ因此，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完美统一，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民族和世界的高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刻解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还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正确认识国际发展环境，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积极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宽广的世界视野。

一、浓厚的民族性

列宁曾经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党这种或者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者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适应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要求提出来的，具有浓厚的民族特性。

1、理论来源的民族性。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科学发展观产生于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自然就打下了深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烙印；它既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扬弃和升华。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以人为本”的话语直接来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自《书·夏书》明确提出“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开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本成了各个朝代异口同声的流行话语，延绵不断。最早直接使用“以人为本”提法的是唐本《管子》，其《霸言》篇有日：“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清戴望的《管子校正》云：“‘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系唐人避讳所改。”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国之兴亡在于民之向背，二是说民乃衣食之源。当然，在笃信“君权神授”、讲究“三纲五常”的封建帝王眼里，“民”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力量。可见，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调适君民、官民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驭民”之术，其价值取向是君本位而非民本位，“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在继承其重民价值取向的同时，摒弃了它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驭民”、“治民”之术的糟粕；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此基础上，根据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以人为本明确地界定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观点，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整体地、全局地、发展变化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个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材之道”，就是一个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世界的哲学思想体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强调建立天、地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主张敬天法天，提出了“畏天命”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说。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的心、性与天是相通的。他还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种有计划地利用资源视为“王道之始”。荀子在天人关系上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并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提出了以“义”调节人与物的关系的原则：“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荀子·强国》)《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说大人具有天德，可以与自然界变化相协调，辅助自然界顺利发展。董仲舒也肯定人与天密不可分，他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

露-立元论》)天地是生命之本源，而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臻于完善和成熟。可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讲究综合，讲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儒家始终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甚至看成一个大的“人”，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彼此相通，又互相依赖，血肉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和交流，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础。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吸收传统文化中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注入了新时代的内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以人为本”相联系，完整地表述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认识。

2、实践依据的民族性。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着力于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中国特色。

首先，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累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中国在发展中仍面临着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说就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头重、一头轻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矛盾问题，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的统一协调问题等，都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社会各界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和加剧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科学发展观直接适应我国新阶段的新任务、新条件和新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广大农村、中西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光要追求GDP指标，它还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要求从过去那种偏重于解决温饱问题、偏重于沿海地区发展、偏重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全面、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观上来。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才能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也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创造必备的条件，才能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真正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过去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辩证地审视经验教训，从经验教训中解放出来，就是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占糊涂便宜，不吃糊涂亏；不因成功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失败而灰心丧气。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努力地从经验与教训的背后，寻找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在个性中把握共性，在特殊性中把握普遍性，从偶然性中把握必然性，真正使经验与教训化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成为支撑我们又好又快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鲜明的世界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在科学总结我国传统文化、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而且是在汲取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现代综合性、开放性、全局性、创新性思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不仅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征，而且体现了鲜明的世界视野。

1、理论来源的世界性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时代主题。发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需要不断地同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离开外部世界求得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幼稚到成熟的不断完善过程。科学发展观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并结合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二次大战后，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于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在国际社会兴起，并逐渐成为国际理论界的一个亮点。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出现新的变化，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充，不断形成新的发展观。

二战结束初期，全球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后重建、发展经济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世界各国纷纷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当时主导世界发展的理论主要是经济增长论，其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只有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这种发展观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它根据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的目标。在这种发展观的主导下，工业化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评价与诊断的重要指标——国民生产总值，顺理成章地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应该说，这种发展观对于促进战后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上述现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国际社会这种状况表明，发展绝不单是经济的增长，而应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近代许多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敏锐把握和新的觉醒。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发展观的缺陷，开始更多关注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快到极限了，而伴随着生态极限的到来，经济增长也就会到极限了。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增长极限论的基本主张是：由于人类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消化吸纳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几何级数增长的性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将达到极限。这个预言虽然过于悲观，但它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个警示对新的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理论意义在于，警告人类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待发展，告诫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的实践将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发展达到了新的认识，许多学者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人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动力，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作为新的发展主题，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追求增长和自然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在环境、消费方面的平等。所以，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从资源环境角度提出的、人类长期发展的模式和战略，它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也就是说，要使今天的发展是现实的、合理的，明天的发展是充分的、可能的。其实质就是要造就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以此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些探索促进人们的发展观念逐步由片面追求GDP增长到重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由注重物的发展到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借鉴了上述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理念融入到了科学发展观中，并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理念拿来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的理论。

2、实践依据的世界性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发展的科学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以及贫富差距拉大和跨国犯罪增多等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的基础上，强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今时代，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些国家发展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

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没有处理好财富增多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有的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实行多党制、私有化，经济上依附于西方跨国公司，政党争斗不断、政局长期动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社会公平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得到更好实现的发展，应该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增加社会财富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能否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开放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顺应世界潮流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的执政方略，在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展的开放性，把中国的发展问题进一步放在整个世界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中推进科学发展。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受到世界潮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潮流。中国总结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新理念一方面指导本国实际，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国家，同时在国际上，对他国探索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其国内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发展要为世界的发展做贡献。我们要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把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一个世界性的视域来考察；要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我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放在全球视野中去思考，积极推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优化资源配置，在合作发展中扩大利益交汇点，从而既使自己在发展中受益，又使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共同受益。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建设和谐世界。强调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强调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在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强调将中国的发展繁荣融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繁荣之中，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的一贯主张、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的有机统一，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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