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辉

这幅非常普通的照片(图一)是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在嘉兴县农村拍摄到的，随着社会发生翻开覆地的巨变，这幅照片也变成了“名作”。

1950年初春，我刚进《浙江日报》工作时，社长陈冰同志，交给我一台老式的折叠式照相机，要我到农村去采访。临行之前，他再三告诫我：“这台照相机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胜利纪念品，是谭(震林)政委赠予我工作上用，因此你使用时万万要当心。”我接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传家宝”后，当记者第一次下乡，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老雇农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这幅照片以后产生了“传家宝”的报道。

那天早晨，我到浙江省著名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嘉兴县农村采访，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一阵动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循声细看，原来是两个穿破烂衫的孩子，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他们穿的是用破布旧絮拼命成的衣服，腰间还扎一根绳子，以防破布旧絮一块一块掉下来。见此情景，我心里很难过，但我想：我们党一定有力量使翻身农民摆脱贫困。因此，我急于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让他们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也能使后人了解旧社会是怎样一副烂摊子。未料这时，孩子的父母从屋中出来，我就干脆提议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在拍摄中，我才知道这一家的主人叫叶根土，是雇农。他的妻子叫高阿二，桂风、兴富、兴友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我就把这张照片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盼望这户人家有朝一日过上幸福生活之后，再去采访他们……

1954年秋后，我意识到叶根土一家可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生活，便专程赶到七星乡。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搬走了，而且不知去向。此后我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有一次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从小逃荒来嘉兴的，解放后，他攒了点钱，带着全家回黄岩原藉去了，后来，我赶到黄岩，通过许多基层干部分头寻找，终于在1959年9月，找到了叶家。当我再见到根土时，他们一家当年贫困的影子全无了。我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他们看了半天都不敢认那上面站的是自己一家。我乘兴拍了叶家的“新全家福”。

这张照片引起《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的兴趣，亲自为照片拟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配上一首诗。照片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1962年9月5日，我收到叶根土的一封信，请我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看完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不是一般的喜事相邀，而是一个翻身农民要我这个记者去看看他们今天的新生活，新景象。为了表达和这位农民同样的愿望，我带着《一户人家十年间》照片作为礼物来到根土家里。叶根土拿着这件礼物连声说：“这是我家的宝啊，用钞票也买不到!”

女儿出嫁那天，根土把这组照片作为女儿最珍贵的陪嫁品，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党的恩情。这感人肺腑的新事，后来成了我拍摄《陪嫁的“传家宝”》这幅照片，被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收集去，作为翻身农民的历史资料珍藏起来。

粉碎“四人帮”，在兴奋之中，我为他们拍了30年后的“全家福”，并作了《一曲难忘30年》的报道。

1984年9月1日，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又在《浙江日报》发表我的跟踪摄影《历史的一页》的图片通讯，反映叶根土的大儿子叶兴富在生活、政治、思想上的变化。这组照片见报后，《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也为我的这篇通讯写了评论。

1987年春节过后，我就着手准备《第40个春天》的报道材料，是反映当年叶根土手中抱着的小儿子叶兴友一家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进行艰苦创业的经历。后来，这一组题为《一户人家40年》的摄影报道，由《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写了《历史的见证》的评论一并发表。

从此以后，我每过5年对他们报道一次。15年内又完成了《女主人》和《兴友走上致富路》以及《一户人家60年》《幸福花儿朵朵开》等十多篇报道。他们的“全家福”照片上了“央视”春节晚会现场直播。以后，在“艺术人生”栏目作了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对这户人家已跟踪采访200多次，积累了大量资料，已经完成了叶根土三代人的报道。近日，开始报道叶根土的第四代子孙进上海读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情景。

60年，我用手中的镜头真实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农民的生活变迁，我一直追踪报道叶根土一家的生活，经历解放、改革开放。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的翻身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奔向小康生活的生动情景，记录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进的历史。(作者单位：浙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