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蕾

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怎样争夺国际话语权?首先要明白，为什么争，和谁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方反动势力从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打压。争夺国际话语权，当然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我们不要在国际上称王称霸，呼风唤雨。但是，现在的国际秩序太不公平。在涉及我们国家安全和社会福祉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大国从不顾及我们的利益和感受。在这些问题上，根本不能指望这些大国替我们主持公道。

因此，争夺国际话语权，主要是和那些西方大国争。

作为一个发展中、愿意负责任地承担其国际义务的国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建立真正的民主秩序，让所有国家真正变得平等。这也是争国际话语权基本目的延伸。

其次要明确，有没有争的意愿?

争夺国际话语权，需要我们自己有伸张诉求的强烈意愿，需要骨气。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错误概念。

一是以为话语权和国力有必然联系，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话语权。所谓“落后就该挨打”。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曾长期被西方大国封锁孤立，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赢得了世人尊敬。北京发出声音，世界就会倾听。因为我们的声音不同凡响。当今世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其所在国家的国力也都不是很强，但说出话来也很有人听，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话语权和国力并无必然联系的佐证。

另一个错误概念，是以为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有必然联系。

在这一点，倒真应该向西方大国们好好学习。这些西方大国，没有一个历史上没有污点，虽然近代以来标榜“民主”抢占道德高地颇有些道貌岸然，但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劣迹斑斑。然而它们却没有一个心亏气短。和它们相比，我们凭什么不该理直气壮地争夺国际话语权?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胆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假如总是看别人眼色说话，恐怕就争不来什么话语权，即使有权发话，也与话语权的真实意味大相径庭。

第三要清楚，要在哪些问题上争?

这里，美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无论是美国政客、智囊还是媒体，对战略利益都有高度共识，在涉及美国战略利益问题上，他们会用各种手段来争。

比如，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并不是所谓民主自由，而是必须保持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一定差距，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保证的一个前提。为此，早在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处长，美国冷战著名智囊人物之一乔治?凯南，就在给总统关于亚洲政策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这个差距在我们和亚洲人之间尤为巨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当然绝不会像美国那样以限制别国的发展为我们的国家利益。但是，需要争夺的话语权，是以国家利益为根基的，所以，对国家利益问题，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有数。

国家利益，大致可以分几个层次，而争夺话语权，也应围绕这几个方面来做：一是长远的根本的战略利益。这需要搞清楚长远的利益是什么，长远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其实现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如何应对。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在这里非常有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的问题。”敌我友的划分，绝不能一厢情愿，以为把人家当做朋友和伙伴，人家就必定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对处处与我们为敌，或者仅仅为了其眼前利益而拿好话空话“忽悠”我们的人，即使不必剑拔弩张侧目而视，至少也要保持应有警惕，而且可以在礼尚往来表示友好的时候，该敲打时就敲打。另一个是眼前的具体利益。对一些对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下种种限制的不合理国际惯例，对一些西方大国和跨国公司为自己的私利设置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应当批评、改革乃至重构。比如，中国从1996年起，已经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大豆净进口国，进口大豆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世界转基因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作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在大豆价格上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大豆价格依然由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来规定。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现在抗击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一些传染病的药物，包括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西方跨国公司凭借所谓“知识产权”保护，不允许我们仿制生产，严重损害了中国消费者和患者权益。对这样完全无视人权的“产权”保护，我们就应当据理力争，力求改革。

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问题上，具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不能只着眼于争取长远利益的话语权而忽视具体问题上的话语权。如果不在一个个具体利益上争夺发言权，在长远利益上的发言权也是空的。再一个层面是国际关注的涉华问题。比如两岸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这都是我们的内政，但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上有很多误解和曲解，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声音，国际上或者听不到，或者听不懂，听不进。这需要在做好国内工作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认真应对。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有些国家喜欢在这些问题上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把这些问题演化成“国际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突发群体事件中，上级领导要避免被某些基层政府的个别工作人员或者个别部门的错误所“绑架”，迟迟发不出声音，丧失话语权。不要“在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就让“谎言已经走遍了世界”。

另外就是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从气候变化到克隆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有些既涉及我们的长远利益也涉及我们的具体利益，有些涉及其中之一，也有些则似乎和这些利益暂时不搭界，但从长远来看，会涉及我们的国家利益。所有这些问题，也都关系到我们在国际舞台的发言权。对这些问题，要关注，要研究，要及时发出声音。在大多数这类问题上，应该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同立场，因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

第四要考虑，靠谁来争?

争夺国际话语权，首先是国家有关部门责无旁贷，其次是主流新闻媒体义不容辞。但是，争夺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是国家领导、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的事。中国所有关心国家利益的公民百姓，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比政府声音更响亮，更有效。

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之后，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对奥运火炬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传递受阻，全球华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挺身而出，直接面向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年仅23岁的IT从业者饶谨开创了Anti-CNN网站，专门收集批评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不实之词，已经坚持了一年多。在这次乌鲁木齐“7·5”事件中，Anti-CNN再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民间力量、草根声音，做到了很多政府和官方媒体做不到的事情，也为我们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力的后盾。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媒体、民间的声音，还没有形成十分良好的互动。政府和官方媒体的声音权威，但是有时失之反应迟缓和程式化，在为西方受众接受方面有时出现一些问题；网民和民间的声音快而直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是有时失之散乱。几种力量如何形成合力，还有待研究与实践。

需要注意的一个误区，就是，不能以为凡是操一口流利外语能和西方高层人士对得上话的人，就争得了国际话语权。倒是需要警惕那些拿着外国资助的资金不断给中国提出“西化”政策建言的所谓“精英学者”。他们因为得到西方主流承认，在中国媒体也很吃得开，但是这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有很多并不为中国的利益说话。

对于真正为中国争得国际话语权也赢得世界尊重的人，我们应当永远铭记。在这些人中，有老一辈革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也有无数百姓。《财经》记者李虎军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一位叫钟述孔的老人，是参加气候变化国际多边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批成员。1997年，在就《京都议定书》进行谈判时，新西兰代表团“临时”抛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的议案，钟述孔当即要求发言，予以回击。他说，“发达国家每两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可你们连公共汽车都不想让我们坐!”他的发言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共鸣，之后40多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否定了新西兰提案。而对这位让他们头疼的老头，很多发达国家的代表也颇为敬重。

如果不是李虎军在2007年挖出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知道钟述孔。我们争夺话语权，就是要靠这样的优秀人物。

至于如何争，涉及具体技巧，这里学问也很大。但是，解决了为什么争、有没有胆量争、争什么和谁来争的问题，技巧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除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的双边多边论坛、国际媒体，包括从手机到微博客(twitter)在内的新媒体，以及各种音像制品，还应该注意图书出版。我们的对外出版物，以画册居多，而剖析各种现实问题的外文出版物，特别是直接用外文写就而不是翻译的出版物，少得可怜。这对我们争夺国际话语权非常不利，也是需要下大力气扭转的一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