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　陈　晨

河南“钴60事件”中，大规模高成本的宣传报道才将不该发生的闹剧平息。 “钴60事件”让媒体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命题—权威媒体在谣言前能做什么?

“钴60事件”的深刻教训：一旦权威媒体失语，谣言“绑架”公众的强烈破坏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

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放射源完全处于安全状态”，谣言不仅未能平息，反而引起7月17日的全城出逃事件。为什么?原因在于此前的“封锁消息”，使人们已经对这种“权威”信息产生怀疑，权威媒体的公信力遭到极大损害。

无论杞县有关方面是否承认自己在“钴60事件”中存在延迟发布信息的工作失误，在杞县地方政府的严控下，权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6月7日放射源卡位故障发生时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缺席有目共睹。整整一个月，权威媒体销声匿迹，为谣言大行其道留出大片空间。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要是“封锁消息”，或者在遮掩不住之后才“延迟发布”的话，将让地方政府处于极为被动的位置：既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让事件有蔓延的危险，地方政府也备受外界“捂盖子”的指责而吞咽费力不讨好的苦果。

传统封锁消息的方式对抗谣言是掩耳盗铃的行为，这不仅无法平息谣言，反而会使民众更添疑虑，给谣言推波助澜。回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无论是在谣言出现之前、出现之初乃至扩散之后，权威媒体只有摆出一副直面谣言的战斗姿态，才有在与谣言的博弈中胜出的可能。

然而，谣言并没有随着开封市政府在7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辟谣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为之后的全城“集体出逃”埋下伏笔。辟谣反而造成谣言的井喷，原因在于，权威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因权威信息滞后已经遭到公众质疑。

当谣言出现，权威媒体占领舆论制高点要有非常态的手段

7月18日，河南警方抓走了“放射源泄漏”谣言的5名传播者，其中一名张姓造谣者被开封县公安局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其余4名因为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处罚。

其实，谣言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信息社会里，谣言的传播会更多更快。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中，谣言的存在是一个常态。法国传播学者让?偌埃尔?卡普费雷在其传播学著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将其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某7月14日在从某论坛转发到天涯论坛的帖子中发布的“要爆炸……只能坐以待毙”等信息属于谣言，因为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宣称：“放射源至今完全处于安全状态，该卡源情况不属于辐射事故。”但开封县网民张某绝非第一名造谣者，谣言从杞县流传到开封县必然要经过多级的口头传播，这个庞大的谣言传递网络都属于虚假信息的传播者。谣言引起恐慌的责任不只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淹没在群体中的大量“信息中转站”也具有同样的责任。

在谣言和权威媒体的关系中，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权威媒体的古老对手，是对权威媒体的一种回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官方开口。谣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出现某些异常情况时，人们为了消除因此而引起的心理负担，总是想打听各种各样的信息，谣言便应运而生。因为传谣本身就是减少焦虑的第一步—听到谣言者也许指出谣言所谈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会让传谣者心安；倘若谣言得到附和，传谣者也会因为觉得危险被众人分担而主观感到危险减少。因此，在造谣是常态的情况下，官方通过权威媒体发出权威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通过审视杞县的经验教训，权威媒体在与谣言的搏弈中，应在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方面具有非常态的手段：

一是抢占先机。在辟谣的时间上，杞县官方用反面典型证明谣言风起之前无疑是公布信息的最好时机。权威媒体主动消除民众疑虑，需要地方政府的机警预判；如果碰到特殊情况，按照相关条例消息暂时不宜公布，但谣言乍起之时必须迅速与有关方面沟通、拍板，抓住辟谣的最好时机，这样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正面交锋中，会更容易赢得民心。

二是打通权威信息的多种传播信道。这样做，可以使得辟谣效果更佳。在现代传媒条件下，既要利用传统媒体，也要利用新媒体，甚至人际传播这种原始的传播方式，也可以相机派上用场，效果可能出奇制胜。传播效果依赖于受众对信息的接触次数，重复的力量不容低估。事实上，谣言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重复的口口相传。

三是运用多信源策略。在辟谣过程中，多信源的策略也会起到显著效果。杞县在事态后期辟谣的多信源策略，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当时，2000多干部走向街头和村庄、县广电局所管辖4个电视频道全部播放访谈、开封市政府通过手机短信滚动播发通告、开封市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无疑都是多渠道的表现；电视台对专家、对县环保局局长、对七里岗村支书的访谈和杞县县长李明哲紧贴着辐照室大门接受采访又是多信源的策略，这些“灭谣”的举动最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让权威媒体在与谣言的竞跑中赢在起跑线上

卡普费雷认为，辟谣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即使人们知道辟谣是真的，谣言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恐慌。因为辟谣行为包含着两种交流：一是使那些未听说过谣言的人知道了谣言，二是试图说服那些知道谣言的人。由此可见，辟谣是个精细的技术活，绝非是让官方发言人照本宣科即可。

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的对谣言有个著名的定义：谣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含糊不清。公式表明，如果(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含糊不清两个变量其中一个为零的话，谣言将不复存在。这也指出了权威信息辟谣的努力方向—通过披露信息将事情的模糊性降至最低。

从时间上考量，信息公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平时作为常态的信息公开，二是在容易引起谣言的异常事件发生之后，为消抵不良影响而额外做出的信息公开。对于前者，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做出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若地方政府真能大力贯彻，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升，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常态，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往往能将谣言消弭于无形，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博弈中就能在起跑线占得先机。

“钴60事件”结束之后，有媒体认为“杞人忧钴”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的无知：“利用钴-60辐射储存大蒜，是一种常用的核技术；钴-60在辐照室进行工作，是不会对辐照室外造成直接辐射影响的；即使发生卡源故障，也可以看作正常工作状态的延续……裸露在空气中，会造成钴-60泄漏直接辐射，甚至说‘要发生爆炸是缺乏核物理常识的”。一条如此缺乏技术含量的谣言造成了大恐慌，不能不让人痛惜。尽管当地居民通过这次事件能明白他们处在安全的环境中，但此前，“辐射”两字就有点敏感，试想，如果杞县利民辐照厂在上马“钴60辐照”蔬菜杀菌工程之前，权威媒体对“钴60”的信息足够公开，包括“钴60”的工作原理、是否会产生危害、发生事故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事故中公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等这些知识都事先普及给公众，在“钴60”辐源发生一次常规故障之时也不会造成如此恐慌。事先的公开讨论不仅能缓解公众因未知带来的恐惧，还能够给公众设置谣言的“防火墙”，在谣言来临之际公众能够依靠自身的知识将谣言识破，权威媒体从而做到防患未然，在与谣言的博弈中赢在起跑线上。

如果说，人们对“辐照”“辐射”认识不清，这种模糊性已留下了隐患的话，而当地在处置这一事件中的一些异常举动带给人们的模糊性则将这种隐患彻底引爆。模糊的存在又与群众的某些“合理想象”联系在一起，最终引发恐谎。卡普费雷讨论谣言诞生原因时认为：“很多谣言都是源于一件搅乱人心的事。在不断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将他人七零八碎的叙述像拼图游戏般再把它们拼凑起来”。在“钴60事件”中，我们同样能找到将“放射源故障”拼凑成“发射源泄露要爆炸”的过程。

据《人民日报》7月22发表的《“杞人忧钴”，真相为何没跑过谣言?》调查报道显示：在6月7日放射源卡在了井口之后，“此后的几天里，附近群众看到不断有领导和专家赶到厂里，对这个厂子到底发生什么产生了好奇”“7月16日，环保部工作人员带领专家来到辐照厂，还带来了两台机器人……专家们在酒店大厅里进行探查预演时，机器人陌生的面孔和‘咔咔的动作引来了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传言又一次悄然传播，‘看来事情很严重啊，不然怎么会派机器人来呢!”“7月17日，机器人处置发生障碍，厂区大门外围观的群众出现了骚动，各种猜测甚嚣尘上：‘辐射非常厉害，机器人进去就融化了!还有人喊‘快跑，要爆炸了!有的传言更精确到‘下午5点就要爆炸!”

带有“辐射”敏感含义的项目，以及在处置放射源卡在井口时的异常举动，都会引发民众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能将模糊不清变成清晰地披露信息，让权威媒体在与古老对手谣言的竞赛中，一下子就赢在起跑线上，杞县“集体出逃”事件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