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一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基本的观念，正如卜正民和施恩德所指出的：“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它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粗略地讲，民族国家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藉以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厕身的世界。”而“民族国家”的追求，正是“现代性”的最为明确的表征。这和我们用来指称传统的王朝和帝国的“国”划定了鲜明的界限。正如汪荣祖所指出的：“国朝之国本于帝室，求一姓之绵延；民族之国本植于人民，求全民之荣华。同谓之国，固有异趣存焉。”“新中国”的建立，正是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上“建国”这一强烈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的实现，也是中国告别了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国家主权的不完整和屈辱与失败的历史的重要的象征。其后的中国“大历史”的演变到今天，变化的轨迹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内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建构到市场经济的形成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经历了由冷战时代的反抗当时的世界格局到加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变化。而我们的个人也经历了从追求“公民”的身份的“英雄”的表现到寻找“消费者”的“凡人”的表现。中国的“大历史”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变化。新中国也在自身的崛起中展现了“新新中国”的历史图景。中国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学者约翰·哈特利在探讨西方的“现代性”时曾经指出：“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对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在公民身份之中，这是政府管辖的领域。”“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不单是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而是全体人口都能获得丰富的物质，使人们免于匮乏——这一梦想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商业管辖领域。”“自由和舒适的历史，是两个连体引擎间分化和融合的过程。”“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形成自我。我们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公共和私人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二者之间的划分构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哈特利所指明的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状况。但“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的构造也对于进入现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主权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弱”的“民族国家”的尚未完全实现使得“公民”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的危机所造成的“贫”也使得“消费者”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梦”就是这两个领域的持续的梦想，也就是超越“弱”得到一个“强”的国家，超越“贫”而进入“富”使得个人的消费欲望得以满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半叶，残酷的民族危亡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得公民身份的建构的目标更加重要，而“消费者”的身份的实现也是一个一直持续的梦想。正如学者唐小兵所分析的，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性”的追求是“英雄与凡人”的“辩证互动”。他指出：“正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状况，在促成了英雄崇拜和对英雄业绩的向往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安居乐业，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怀念。一方面是对振奋人心的崭新生活的设计和憧憬，是乌托邦想象所激起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是支离破碎、没有了常态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残缺、错乱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失落中对安稳、细腻人生的悉心体会和回味。”“公民”与“消费者”，“英雄”与“凡人”虽然领域和取向不同，却是一体两面地展现了“中国梦”的不同的走向的同时体现出现代中国在打造自己的认同方面的追求的丰富性。以这样的“公民”和“消费者”或者“英雄”和“凡人”的历史角度我们可以切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变的历史的关联。

二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就主要以教育和动员社会，建构新的“公民”的身份为其努力的方向。

在“新中国”的历史情势下，社会在一种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环境中和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艰苦奋斗，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初步工业化的基础和建构了国家的完整的象征系统。因此，社会对于个人的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中需要将个人的消费压到最低的限度，将自身的日常生活的节俭变为现实的必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将美好的生活和消费的可能性“延迟”到我们的后来者所生活的未来来实现。这样，社会通过今天的将全社会的人们“英雄化”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建构的要求。这样，“新中国”文学的前三十年就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的状态。一方面在内部凝聚社会的共识，让新的公民得以通过改造和转变在新的社会中得以展开自己的新的社会认同和身份塑造。这里有一些文学构成了一条踪迹分明的主线。另一方面，则在“冷战”的环境之下，强调世界局势的紧张和“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强调以革命的精神克服困难和挑战。这里的“中国梦”就是一个国家以集体性的选择，来追求自身的强大的梦想。当然，在文学的实践中，在消费者和公民之间的平衡也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结构中难以排除的，虽然革命的激情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却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彻底激进化。革命的理想当然是塑造公民的身份的基础，但“消费者”的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却也始终是社会对于未来的承诺。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要求文学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服务。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呈现出下述的鲜明的特点。

首先，革命的历史的叙述和在革命历史中的“英雄”的成长是“新中国文学”的关键主题。这里革命历史的叙述，是向全体公民普及革命的历史，让公民了解革命的艰难和必然，了解“新中国”建立的历史的要求。同时也通过革命中英雄的成长让人们看到英雄乃是由普通的民众成长而来的，他们由于自己在压迫下产生的朴素的阶级和民族情感让他们有了革命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他们在革命中的锻炼和学习让他们成为了英雄。在革命的艰苦的极限考验之下，经受了磨难和牺牲的人才是英雄，也才可以达到为新中国所有这些以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的成长为中心的作品，其实是通过培养公众对于革命和革命英雄的认同达到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就是在战争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环境下的人的成长的经验。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这样一些经典之作就是塑造“英雄”成长的历史和革命的现代历史相联系的经典之作。

其次，则是通过对于“新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肯定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费的诱惑，以此来克服匮乏所造成的经济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能够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来显示出社会的认同的力量。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转换为了一种未来的承诺，一种先解放他人之后的必然的历史的结果。消费者或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是中国“富强”的理想实现后的必然的归宿，是历史的目标实现后的事情，而实现历史的目

标则需要在今天的牺牲和承诺，需要今天的英雄行为。因此，公民的身份的建构就需要通过和英雄的认同而超越了生活的平淡无奇，每一件小的好事都被赋予了异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平凡而伟大”的感受，一种在日常生活的平淡经验之中发现英雄的行为和事迹的坚韧的努力一直是塑造新的公民的需要。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距离革命战争年代越远，则对于这一方面的敏感就强烈，由于忧虑年轻一代缺少旧社会的经验，因此缺少远大的理想。这其实也是在冷战的全球格局之下，中国社会的必然的选择。因此，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作品，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其实如《创业史》、《艳阳天》以及诸多工业题材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多重挑战和冷战的格局所造成的相对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新的国家的创造，其文学想象就必须将新的“公民”的塑造和英雄的表现作为自身的中心，它就没有条件和可能，也没有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充分表现“消费者”和“凡人”的方面，虽然也呈现了新社会生活进步和发展，但比较起来其表现的程度和深度不充分，一些这方面的表现甚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写作是以对于“公民”的政治性的动员为中心，以社会建设和反抗既成的世界秩序为目标的。它所致力的是国家的象征性的建构和国家的新的精神的构造。因此，它在满足人们的日常的需求方面似乎有所不足。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表达国家的合法性和英雄的塑造方面有重要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表达公众和社会的多方面的需求方面仍然有自身的缺陷，其问题就是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消费者和“凡人”的正当的需求和物质和精神的愿望还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而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十年之后，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中国也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后三十年的文学开始了它的新的历程。由“伤痕文学”开始其实打开了通向市场经济之门。

“伤痕”文学所表现的是一种创伤的记忆，是文革时代对于人们的伤害和摧残造成的心理和文化的“伤痕”的展现。在这里，被出卖的青春，被蒙蔽的天真的永远失落对于心灵的伤害，这些痛苦的主题是“伤痕文学”中最为强烈地凸显的中心。如《伤痕》中的王晓华、《班主任》里的谢慧敏、《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都是被四人帮的虚假的“革命”的激情所蒙蔽，而造成了价值的错乱和日常生活的扭曲，这导致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的破坏，和亲人的感情的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的经验。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文革带来的危机和困境中的重建价值的尝试。它所表明的是在秩序的回复之后对于过去的痛定思痛的同时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伤痕文学”回到个人的命运，展现了一种感伤的精神情绪，也有抒情性的展开，凸显了个人的感情的存在，生活的细节开始回到小说之中。人们一般认为“伤痕文学”是七十年代末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主导小说发展的主要的潮流。到八十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发生了演变。如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绿化树》标志伤痕文学的发展，它们都显示了与反思文学结合，使得“伤痕文学”开始对于计划经济的历史的反思。一般文学史认为“伤痕文学”标志新时期的真正生成，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有人认为艺术上比较不成熟，局限性较大，艺术评价较低。但“伤痕文学”显然开启了“个人性”写作，为新的“现代性”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渴望。与“伤痕文学”同步的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所透视的是“文革”所造成的伤痕，而“反思文学”则试图对于“文革”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反思。试图从一个个人发展的角度透视历史，看到历史深处的“封建”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反思文学”的代表作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内奸》(方之)、《相见时难》(王蒙)、《小贩世家》(陆文夫)等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再度叙述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想象来清理和反思中国剧烈变化的历史，由此凸显一种新的个人的出现的必要性。而在七十年代末期，伴随着改革的开始，中国新的发展从农村开始席卷全国，这时出现了以表现中国的改革所遇到的现实的阻力和冲破阻力的努力的“改革文学”。这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其中还有表现农村变化的《乡场上》(何士光)、《黑娃照相》(张一弓)等作品。

在“新时期”开始之后，形式方面的探索也已经成为小说发展的新的路向，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技巧的挪用也已经成为小说形式方面尝试的重点。如王蒙的《布礼》《春之声》等对于“意识流”手法的借用来发展中国式的抒情小说等都是引人瞩目的实验，而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也对于形式进行了更为激进的尝试。

而到了1985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加深，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新的更加激进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尝试和以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的潮流。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开始涉及中国都市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年轻一代的新的思考和价值选择。而“寻根文学”则试图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传统的压抑性进行深入的表现，通过认识一种超越时间性的“传统”对于人们的生活的影响的关注来反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小说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洪峰、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的小说实验也动摇了“叙事”的幻觉，摧毁了对人的永恒性的信仰，也最终拆解了对历史和时间性的虔信；而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如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方方的《风景》等文本中，都可以发现“欲望”与生命力的涌流与骚动。这里的后现代性具有相当明显的特征。已构成了与西方“后现代性”对话的因素。由此可见，“后现代性”已在80年代的文学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时期文学的核心特点是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话语建构一整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这个“人”的解放的承诺是与“启蒙”与“代言”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相联系的。而这一关于“个人主体”的伟大叙事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神话般的想象与期待。成了一切灵感、激情与诗意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话语所寻找的正是如何从“现代性”的另一个目标“民族国家”的承诺中重新发现“个人”的位置。从新时期最初的“伤痕文学”的大讨论开始，到“人道主义”的论争及“主体性”的论争，以及在各个不同的文类领域中进行的广泛的论争(如朦胧诗的论争等)实际上都是对“个人主体”的话语的合法性的论争。这些论争恰恰对新时期话语的建构起了支配性的作用，正是这种不断论争中，新时期的“个人主体”的话语取得了广泛的认

同和文化的合法性。而这正是个体生命作为“消费者”和“凡人”身份的确立。

从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的转变和社会的转变一样异常剧烈和复杂，文学思潮的变化也相当巨大，但其实这种文学运作的基本结构的变化并不剧烈。但其形态已经由原来的整体性的“文学”所指称的内容，转变为我们今天经常以“纯文学”来指称的那部分文学。它是由一些“精英”式的作者所写作，为启蒙公众而生产的。这一部分“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和文学的固定的爱好者为中心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在社会剧烈转型，经济导向的社会变化有将其推入市场的强烈的要求，另一方面其适应一个大众性的市场的能力也受到了相当的质疑，往往被认为缺少公众的关切和过于封闭而受到争议。但同时也由于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高度和文学的高雅等价值不应该消失等理由而受到知识阶层的强烈的肯定。

九十年代所持续进行的有关“人文精神”和“文学性”等讨论就反映了在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这部分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所产生的焦灼和困扰。

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社会的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文学的新的、更加面向市场的新的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新时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文学阅读市场中发展的。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场化中以市场导向运作的国营出版机构和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也包括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通过诸如金庸、三毛、王朔和海岩的写作及其所产生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市场中的现象。这一部分的写作和阅读是八十年代从传统的“文学界”中分离出去的。其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是作用于一个八十年代以来构成的“大众”的市场的。有必要以王朔和海岩的写作来对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稍作分析。

这两个作家都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文学还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文学界，还没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而且正是文学成为社会的中心，受到极大关注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中国价值观和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一面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的市场化刚刚开始初露踪迹。而另一面是中国开始了开放的进程，和西方建立的新的关系。而中国的大众文化也在悄然崛起。他们投入了文学领域，当然可能是受到当时文学的中心位置的吸引，但他们却正好风云际会，通过自己的写作打开了文学的新的天地。他们都突破了原有文学的框架，将文学和当时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打通”，为中国的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当年王朔的《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一系列小说和海岩的《便衣警察》都是建立了新的文学意识的作品。他们当时的这些作品其实是在文学领域中感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并对此有了应和的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仍然有“新时期”的启蒙意识，但已经有了新的视野和风格。王朔是在文学界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和对于剧烈变动的社会的新的观察，表现了在计划经济的传统已经开始溃败的时代，一种从中游离出去的新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是方生未死的经验，是旧的秩序开始变化的象征。王朔的这些小说所写出的“边缘人”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控制的刻板生活，但对于这种脱离还充满了不安和忏悔，但他们其实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其实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王朔的早期的小说写的都是一种互相吸引。男主人公往往是从计划经济中游离出来的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单纯，他们非常迷恋还在体制内的单纯和美好的女性。通过这种迷恋其实是给自己在不确定的新的生活中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仍然生活在计划经济的秩序中的女主人公则对于这些男主人公所代表的新的经验充满兴趣，受到强烈的吸引，他们通过这些男性感受到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这种小说几乎是王朔最受欢迎的早期小说的模式。而海岩的作品则以《便衣警察》精彩地为类型小说打开了空间。在他之前，虽然也有类型小说的形态，但由于文学界的并未分化而并没有这样的文类自觉。海岩可以说是第一个自觉开创了类型小说的作家。《便衣警察》改编电视剧的巨大成功使得从此开创了海岩小说的持续地流行。而海岩也以感情和犯罪作为自己小说的两大支柱而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种独特的新的类型。这种类型也是以电视剧的流行为基础的。这种新的类型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社会形态的投射，人们感情生活的剧烈变化当然是社会变化的中心，而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相联系的犯罪也是引起关注的重点，其实海岩的小说当然投射了社会的变动的轨迹。到了九十年代，王朔也突入了大众文化领域，《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打开了大众文化的新的空间，也为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而王朔始终受到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可以说是从正统的文学界突入到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激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持续的讨论，海岩则与此不同，文学界对于他的作品的关注始终缺乏，他是依靠作品的流行而受到读者和电视剧观众的关注的。此后他们的写作一直持续下来，直到今天。王朔和海岩等人的工作其实开发了一个重要的“大众”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是“文学”的在“新时期”到“后新时期”的发展中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但这个“大众”的市场却在成年作家的写作中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态。王朔本人其实已经通过近年极度个人化的写作回归了“小众”的文学。而“大众”文学的内涵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王朔和海岩打开了新空间而仅仅还有像《狼图腾》这样的特定作品能够引起大众的广泛的反响。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开始崛起，其文学消费能力也已经稳定，同时国家财政和民间资本对于“纯文学”的支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评奖等选拔机制也日益稳定。这部分文学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其需求已经相当固定。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一个“小众”的文学市场。在八十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的市场。这个市场也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作家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王蒙、莫言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小众”的文学的作家也接近于西方的“小众”职业作家，

在一年半到两年的周期中定期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以适应市场的运作的节奏。近年来不断引起关注高潮的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实际上其对公众阅读的影响力作用的就是这个“小众”的市场，而且照顾了这个小众市场的各个方面。茅盾文学奖所反映的正是当下的特定的文学生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巨大和人们的阅读能力的普遍化，这个“小众”市场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向“新世纪”的发展过渡中，新的状况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关切。“新世纪文学”的构成和我们过去在“新中国文学”传统中看到的已经完全不同。除了我们上述的传统的文学界的变化之外，新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兴起改变了文学的整体格局。

首先，网络文学的崛起使得文学面临着新的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双峰并峙”的状态。网络文学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新奇的点缀，也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小众的新的风格实验的策源地，它已经异常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阅读生活，同时也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这个角度上看网络文学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抱着轻蔑和无视的态度，因为网络文学正在改变整个文学的格局，也提供了新的文化的形态。实际上，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文学之间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逐渐清晰，网络文学具有的生命力已经显现了出来。

在网络在华语世界中开始走向普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其实有不少是一些对于传统文学有复杂情感的青年人的写作，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倾慕传统的写作，渴望进入文学话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并未进入文坛而对于传统的文学形态也有所不满。由于网络具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他们首先发现了网络的没有纸面出版的限制和门槛，当时的网络文学有些是传统的纸面文学的延伸，有些是新的实验的尝试，有些就是传统的作品在暂时找不到出版者的时候的在网上寻求自己的读者。当时的网络文学虽然已经显示了相当的活力，但还难以具有改变出版业格局的能力，网络文学还仅仅是处于为传统的纸面出版业提供文学资源的一种次要的文学。

最近以来，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的写作的新的商业模式也开始日趋成熟，现在网络文学也不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自发的行为了，它业已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出版业，一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巨大的现实方向。当年在网络文学开始的时候，人们往往期望网络文学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一种通过链接和许多人参与的新的文学。但其实这种新的文学并未如期待的一样有长足的发展，网络这种大众化的文化媒介当然也给精英式的文学实验留下了空间，但其实网络文学的主流并不是这样的形态。网络所具有的公众参与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大众的媒介。随着网民数字的不断的爆炸性的增长，网络文学的空间的扩大也极为迅速，特别是青少年的读者几乎从开始自己的阅读时起就依赖网络生存。网络当然也是他们阅读的一种主要的来源。像盛大文学这样的网络文学出版的供应商也应运而生，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的推手和支撑力量。而年轻的白领和青少年读者的新的阅读习惯的生成则是它的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在这里，网络写作为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象力的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如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到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地想象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表现的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其实是会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文学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这当然是网络的无限的容量和读者在网上阅读时的无限制造成的。

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也为传统的纸面出版的文学提供了资源。一方面，网络文学的许多成功的作品被纸面出版业吸纳而变成了纸面出版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其实起到了沟通传统出版业现实的已经分化为“大众”和“小众”文学的作用，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如过去我们所习惯的“纯文学”的产品相对过剩，一些传统作家的作品出版后难有反响，也有的甚至难以出版，但也可以在网络上一显身手，而一些流行作家也尝试通过网络连载小说创造新的阅读模式等，这些都是新的积极的尝试。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纸面出版“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形成。网络文学一方面是文学的新的潮流和走向的最集中的展示空间。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各种形态包容汇集的空间。当然，网络文学如何像传统纸面文学那样有相当便捷的盈利和运作的模式，同时如何更加有力地吸引成熟的读者仍然是它面临的挑战。但网络文学的未来显然是乐观的。

其次，“青春文学”开始成为“大众”的纸面文学的重要潮流。从九十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的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中的重要的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力量。如“第一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的合作无疑显示了“八零后”的市场的影响力和已经成为了文学的新的增长点。

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多数作家的成长依赖文学期刊的支持，往往从中短篇小说起步，慢慢过渡到写长篇小说。而文学期刊多数都是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这些各行各业的作者成为作家的过程就和作家协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中一直有一个庞大的“文学青年”的群体，都是靠这样的方式成长的。所以作家协会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和支持一直是作家获得发展的关键性的方面。过去也有过像刘绍棠这样在五十年代一举成名的少年作家，但他的成长和作家协会及种种期刊的支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的“80后”作家的生存和成长的环境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几乎和文学期刊完全脱钩的新兴的畅销书市场和一个活跃而芜杂的网络空间，依赖的是和他们年龄相近的读者的支持。这些“80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和题材与过去的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的成名的作家几乎都是写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刻的历史记忆。他

们代表作几乎都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大历史”的进程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的，他们作品往往有极为深沉的“感时忧国”的色彩。但“80后”作家的青春期却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的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条件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的体验的可能。二十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和谐等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的不同。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也不成熟和有力，但却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们作为“消费者”和“凡人”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被建构出来了。

随着中国在新世纪以来的高速成长，应该说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当下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之下，一个相对丰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中国开始出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格局的重要的方面。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新的状态已经形成，因此，公民的身份有了现实的展开，而消费者的身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现实化。因此，过去传统“文学”和“文学界”的精英化的写作和阅读的状态就被打破了，这就出现了哈特利所论述的“自助公民权”式的文化创造。哈特利认为伴随着丰裕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某种自助性，往往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不可区分。他指出：“他们创造自己的身份，既是作为个人，又是作为各种团体的一员，在创造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他们还吸收了从高雅文化到青少年亚文化的一切养分。”利用交互媒体技术，他们把私人身份因素和公共身份因素结合在一起，再把这些和消费品和各种服务结合在一起。“这些‘自我们表达社会、文化和创意价值观——些价值观把他们与一些团体相联系，并以共同性和自愿性而非领土相邻或血缘关系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种共同性可以使一生活在同一社区、城市或地区为基础的，但是，很多却是全球性社区或虚拟社区，它们只在媒体报导和因媒体而形成的交际过程中得以相互联系在一起。”今天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新格局中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是新的消费者的意识的觉醒和新的公民意识的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受众和作者的紧密的基于自助文化的合作的结果。这当然是新的精神生活基于“公民消费者”的整合的新角色所产生的新的结果。这其实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也为文学在“新世纪文化”的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四

通过我们的简要的回顾，从“新中国文学”到“新世纪文学”，中国文学和时代一起走过了其自身的历程。今天看来，在“公民”和“消费者”，在“英雄”和“凡人”的身份的确立和其间融合，正是一条历史的主线，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超拔出来的“新新中国”的巨大的意义，也可以看到“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在凸显出来，它对于中国人的认同的塑造的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