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 雪

我正在看你推荐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特》。可是我觉得他并不是第一流的作家，在艺术上只能算3流。他的宗教意识非常强，我却没有在作品里找到那个艺术结构，所以觉得他的写作是“主题先行”的那种。一些俄罗斯和东欧实验作家都这样，在关键地方上不去。

由此我又想到我们从前讨论的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区别的问题。那个讨论还应该继续。

我刚刚读完了《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本书，感慨很多，想和你聊聊。去年在一起谈话时，我们谈到了宗教与文学的区别与共同之处这个问题。我想借阅读这本书的感想将这个话题深入下去。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布尔加科夫的宗教意识非常浓(虽然我不清楚作者是否有信仰)。他小说中那个杀害耶稣的彼拉多写得非常精彩，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歌德的《浮士德》的层次。但是这部小说仍然令我感到深深的不满。经过两天的思索，我初步的看法是：作者的宗教意识在同时提升了、也限制了这部小说。由此我意识到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人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

再回到小说中的彼拉多。彼拉多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常年为剧烈的头痛所袭击，而他对耶稣的处置使得他的头痛成了终生不愈的致命的顽疾。很明显，彼拉多的生存模式就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模式。本来，负罪生存，启动艺术的机制使人性不断得到展开、完善。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的根源性的动力。可是在这部作品里，我找不到这个机制。因为缺少了那个将人格分裂、以进行自我批判的机制，彼拉多在作恶之后，布尔加科夫只能让他隐退到山里去忏悔几千年，然后再以宗教的仁慈对他进行宽恕。

而其他的人物，除了玛格丽特身上有一点苗头之外，似乎都是一些被动的角色，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要让一种神秘的、外部的东西(魔鬼或命运。这个魔鬼也完全不同于《浮士德》里面的魔鬼)来牵着鼻子走。人，在小说里头显得很没有主动性，字里行间有说教的面孔，而戒除不正当欲望，是作品的基调。在大部分描述中，我都可以看到那个“戒”字，这是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人真的可以戒除自己的欲望吗?!通过某种宗教意识而戒除了欲望就可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吗?小说的末尾让彼拉多“出世”，摆脱了痛苦，这是很没有说服力的。

小说里指出人的最大弱点是怯懦怕死。其实这个所谓的弱点也是人的本能，人是很难将自己的本能彻底戒掉的，而且“戒”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文学艺术的功能不应该是戒，而应该是引导，使本能得到最好、最合理的发挥。

大师写出了杰作，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何况他还有马格丽特这样的高层次读者。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作品一点都没有对他起到提升的作用，受了几次外部的打击之后，他就崩溃了，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且从此再不愿意写作。我觉得大师这个人物写得不好。如果他写出的真的是杰作(这在书中已有所描述)，作品就会对他多少产生积极的作用。即便他不能完全意识到，他内心成形的那个机制也会促使他不断写下去。而在小说中，这种机制看不到，他的写作导致了他的消沉，他丧失了生活的欲望。所谓“真话”难道真的是那么可怕?对于艺术家来说，“说真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作者浮到了表面，没有深入地探讨。也许他有“洁癖”，总是被世俗生活的肮脏所压垮?发疯的大师抛弃了写作，终于要靠玛格丽特和魔鬼来拯救他，这种拯救也不是写作，而是出世，奖励他过一种天堂里的生活。

这篇作品宣扬了真、善、美。但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真、善、美，扼制邪恶这个问题上，作者显得很幼稚。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他继承了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等人作品中存在的消极遗产。

由于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审美艺术机制，果戈里在晚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转而去描写一种天堂般的美好生活，结果因其幼稚、做作和不真实而遭到惨败。布尔加科夫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他的人物最后都无法在世俗中生存，只好去天堂避难。他没意识到写作本身可以净化灵魂，让人在世俗中立足，在犯罪腐败的同时达到天堂的境界。所以在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层次感和自我意识，其主调也是消极的(比如诗人无家汉，他的方法就是压抑本能，使自己从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变成一个不再写诗的平常人)。诗人认识到了他的写作和生活全是说谎，但如何做到不说谎，而又还要写作和生活呢?作品里头没有给出可信的答案。皈依宗教的处理过于轻浮。

首先我想谈谈“开端”的问题。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将耶稣的境界作为现代人追求的精神的代名词，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了。应该用艺术或哲学来取代，因为只有在哲学和艺术(包括文学)里面有精神发展的机制。

我所认同的开端是卡尔维诺多次描述过的那种开端，即，自给自足，用自己内部的矛盾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营养，从历史的沉渣里挣扎出来，打出一片新天地。这种开端，只有那些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内部形成了精神生长机制的个人才能达到。否则就是萎缩的开端，不可能真正开始的开端；如同这本书中的诗人和大师一样。虽然这两个人最后求得了内心的相对平静，但那种平静已不再是精神了，只不过是关于曾经有过的精神的回忆而已。我觉得作者就是这样的境界，他身上的宗教包袱太重，他太看轻人的主动性。

作者的局限在于他认为欲望是万恶之源，没有看到欲望本身其实也是精神的动力。诗人在魔术师的启发下开始反省自己那肉欲横流的内心，可是他内心的那些欲望因为缺乏了矛盾(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书中关于欲望的描述远不如果戈理(Gogol)，有点幼稚，而显得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些只应该被剿灭的东西(后来真的被剿灭了)。此外，如果将那些欲望横流的场面都看作诗人的内心，那么难以想象，一位如此敏感热情的人，内心怎么会只有兽欲没有人性中的矛盾?如果将莫斯科文联的场面用现实主义角度去看，则非常表面化。我并不认为那种描述可以打动人。

认识到了过去的邪恶，有了很重的负罪感，于是想要开端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负罪感，(由于天性，由于文化传统，由于宗教感等等)，但这并不就是“负罪生存”。小说里的诗人只不过是负了罪，并没有“存在”，因而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开端。他躺在疗养院里反省万恶的欲望，求助于宗教感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在我看来，他只要不恢复写作或阅读，他这种反省活动必然收效甚微，而且也提高不了精神生活的质量。真正的开端是行动，(或者你也可称之为“继续作恶”)，只有行动者才会存在。诗人的反省没有像浮士德的反省那样促使他行动，而是陷入了消除欲望的虚无之中，因为一切欲望都没有意义。那么，满月之际身体的躁动究竟是什么?是欲望的垂死挣扎?是新生的可能?还是不尽的遗憾?让人们将体内的恶魔镇压下去，像圣人那样“诚实地生活”，问题就解决了吗?人是否真的做得到诚实地生活(即，不再作恶，专门行善)?虽然不能苛责作者没有在书中指出出路，但我认为他应该写得更用力，从而有可能更真实。

彼拉多这个人物很多方面写得很精彩。可是关于他去杀犹大那件事，我的阅读感觉却告诉我，那主要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平静(头部的剧痛实在难以忍受)。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那仍然是一种怯懦的、自欺欺人的行为。我感到你的解释不符合文中对他的描述。他是一个内心深邃、连死都不怕的人，但他又像一般人一样非常俗气，将世俗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他身上的矛盾就是世俗与精神的矛盾，他是代表世俗一面的。这样一个看穿了一切的、复杂的人，怎么会认为杀一个犹大就会使自己部分得救?要杀他就应该杀自己。何况杀人又犯下了新的罪行。在我看来，他要深得多，他根本就没打算去进行我们所说的那种“开端”，他的信念也在世俗这一面。所以一直到最后他还在同耶稣讨价还价，一直到最后他还是愿意生活在谎言中。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至于他后来同耶稣上天，那是作者的美好愿望吧。这也又一次证明作者在艺术上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