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隐喻之分析

2009-09-18杨天平刘爱生

大学教育科学 2009年3期

关键词：象牙塔隐喻大学

杨天平　刘爱生

[收稿日期]2009032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7年重点课题“大众化语境下大特色之研究”(07CGJY005Z)

[作者简介]杨天平(1956)，男，江苏盐城人，双硕士，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喻也存在于大学之中。比如，对“象牙塔”、“动力站”和“有机体”这三个经典的大学隐喻进行分析，可以本质地把握大学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大学教育的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存在主义三种哲学思想以及大学理念的不断演化和人们对大学认识的深化。作为人类对大学的一种认知，隐喻有其合规律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的怀旧、愉悦和忧郁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这三种隐喻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大学；隐喻；象牙塔；动力站；有机体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3003005

隐喻指“为一事物借用属于另一事物的名称”，不仅是个干巴巴的“替代”，一种“改写”，一种修辞格，而是一种“真正的直接认同”[1]。隐喻在本质上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能折射出人类诗性智慧的光辉，也能揭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睿智”[2]。大学作为与大教堂、议会一道被看作中世纪三个最有价值的遗产，一直延续至今并对近现代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有关大学的隐喻也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换，悄然发生着变化。对此进行分析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大学的实质与发展脉络。实际上，有关“大学”隐喻的表述很多，如“大学是探究学术的殿堂”、“大学是云集大师的圣地”、“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大学是发展科学的源泉”、“大学是铸就人生的熔炉”、“大学是引导社会的灯塔”、“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站”、“大学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生长点”、“大学是高新科技产业的孵化器”等等[3](P28)。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象牙塔、动力站和有机体三个经典的隐喻进行分析。

一、象牙塔：理性主义

谁最先把大学比作象牙塔，已无从所知。但有一点明确的是，这个隐喻应该诞生在19世纪中叶或者稍后，源于法国诗人与批评家圣伯夫(1804～1869)对同时代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1797-1863)的批评：忽视现实社会丑恶悲惨之生活，而自隐于其理想中美满之境地——象牙之塔(tour divoire)。从此，象牙塔用来借指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一种与世隔绝、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4]。在《辞海》中，象牙塔也指一种“脱离现实，沉湎于个人主观幻想，追求形式精美的创作倾向”[5]。从字面上讲，象牙塔是个贬义词。那么，能否说明大学之隐喻——象牙塔也是贬义词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以英、德为例。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渐起，但牛津与剑桥“在基调、价值取向和结构上都一如既住……它们落在时代的后面，变得越来越偏狭，越来越古板，越来越不合时宜”[6](P73)。课程内容上，为培养绅士服务的古典学科和经院知识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大学教学与考试制度也极其松散，以致于把孩子送入大学将是“把孩子的学识、道德、健康和前程置于危险境地”。同时，大学的院士们“消极地享受着创建人的馈赠；他们一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教堂和食堂，咖啡店和公共活动室，最后力乏意懒，长长地睡一大觉。他们已经告别读书、思考、写作的苦差使而不感到内疚；学问和智慧的嫩枝枯萎倒地，未为出资人或社会结出任何果实”[6](P79)。到了19世纪，牛津与剑桥尽管作了部分改革，但过程缓慢而不情愿。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以其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培养绅士”而极力辩护。弗莱克斯纳更是认为这时的大学“是保守的机构，有时甚至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大学号召自身“关上大门”，成为“自己围墙的主人”，采取“进攻的姿态”去反对周围的社会[7](P69)。在17～18世纪的德国，大学整体情况相当糟。早在17世纪末，莱布尼茨就以大学为耻辱，认为置身于这样的机构有损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取消大学，以科学院取而代之。可悲的是，这种情况至少存在了一个世纪[6](P102)。在19世纪初，随着大学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德意志民族的觉醒，大学纷纷改革，其中洪堡与柏林大学响彻四方。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这两大原则从此深入大学的灵魂。但是，这时的大学所崇尚的是纯理论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哲学思维的训练，因此它仍远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政治走向反动，大学发展极其缓慢，甚至曾有一段时间被史家称为停滞不前的时期(1840～1866)。

从中可见，把这一时期的大学称为象牙塔，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一个褒义的比喻”、“一个美好的称誉”蔡先金先生在《大学与象牙塔：实体与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2月第二期)一文中认为，早期的西方大学曾经具有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在反对教会势力与王权势力的过程中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历史传统，若将这一时期的大学称为象牙塔，这应该是一个褒义的比喻，是一个美好的称誉。笔者通过历史的梳理，对此不敢苟同。今人频繁地把大学称为象牙塔，并赋予它圣洁、高深、优雅之蕴，既有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也可能是一种现代诠释，一种对过去单纯而略带幼稚的大学的缅怀。不管怎样，把当时的大学隐喻为象牙塔，既传神又贴切，反映了时代特征。那么，这一隐喻的背后又传达了什么呢？无疑，这个隐喻反映了大学教育上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大学理想，强调对永恒真理的追求，甚至为了保持其纯洁性，知识应与市场和政治场所相分隔，实现这种分隔的途径之一，是把大学建成‘象牙塔”[8](P12-13)。但是，从这个隐喻产生的时间上来看，此时市场的力量日益强大，政治的触角日益伸展，许多新型大学已经纷纷建立以适应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迎接新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挑战；一些传统的老牌大学也极不情愿地、举步维艰地迈向社会。换言之，当大学意识到它在“象牙塔”时，它却不得不走出“象牙塔”。这种心情，好比一个人吃一种果子，他当时只是理所当然、漫不经心地吃着，当吃尽时，有人告知他吃的乃千年难得一见的奇珍异果，方才后悔莫及：早知用心品尝果子的滋味啊！从中可见，近代大学在性格上还是显得单纯、不成熟，缺乏一种自觉意识。同时也说明了现代大学人之所以有强烈的“象牙塔情结”，是源于大学人潜意识中深深的遗憾：有过，但没有意识到；当意识到时，却一去不复返。

概言之，“象牙塔”最初是用来贬义近代大学的，今人用它来解读现代大学，并赋予它纯洁高雅之蕴，是一种全新的解读，实质上反映了对当今大学强烈的不满。本质上，“象牙塔”从没存在过(Schrecker语)，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看着美丽，实则虚无。可无论怎样，“象牙塔”所产生的意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当代人的脑海中。

二、动力站：工具主义

随着“传统宗教在当代事务中的影响发生了历史性的衰退”[9]，社会不断地工业化与技术化，近代大学开始了向现代大学的嬗变过程。自然，这个过程伴随着阵阵巨痛，然而却是必需的。从19世纪末开始，大学逐步“走出象牙塔”，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被形象地拟为“动力站”。动力站，顾名思义，乃为社会提供能源和能量的一个机构。这个隐喻最先出自谁口，无从考究，但在英国教育史学家珀金、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科尔和博克等人的影响下，这个隐喻深入人心。珀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大学千百年的荣辱兴衰，来说明它是怎样从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成今日在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为方向的技术型的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的话，那就是：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10](P24)。而科尔的《大学的功用》和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则把这个隐喻推向人们思想的浪尖。

如同“象牙塔”这个隐喻一样，“动力站”也是一种事后之经验。把大学隐喻为“动力站”，突显了大学的社会服务作用和世俗功能。总体而言，大学走出象牙塔后，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面对外面纷纷扰扰的世界，“服服帖帖地几乎是奴隶般地服务于社会”[7](P12)，“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7](P63)，毕竟“我们多难的星球再也负担不起那种局限于象牙塔中追求奢华了……学术水平不应当由学术而学术，而应当为全国和全世界提供服务来证明其价值”[3](P262)。与此同时，大学面对外部世界时也出现各种问题，不断被时人诟病，这里就不再赘述。

然而，撇开大学诸多精神内蕴，纯粹把大学隐喻为“动力站”，不管始作俑者、推波助澜者有无意识到，它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大学的迷惘与错乱。大学不再是刚进社会时的那种“处处留意、步步小心”，不再“常常是保守的机构，有时甚至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弗莱克斯纳语)，对于在服务社会中所出现的背离，冠冕堂皇得多，大胆得多，犯错误、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更大。作为“动力站”的鼎力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

首先，这个隐喻是工具主义(与之密切相联的是实用主义哲学)赤裸裸的写真。“工具主义者认为，大学不应该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教育不是要努力使人完善，而是要努力使人舒适。大学应适应环境的需要，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并与社会形成合作关系”[8](P14-15)。在这种思想引导下，工具主义几乎是天然地与功利主义联姻，从而把唯科学主义推向极致，使得大学片面强调自然科学知识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培养出的学生成了“机器人”，而不是“完人”大学为了满足人才市场需求，讲究“即插即用”(plug-and-play)式人才的培养，强调人才培养的快速、实用与简单，而对于学生的道德、素质等则摆于次要地位。

其次，这个隐喻激发了大学的野性。西蒙•施瓦茨曼在进行历史和经验的分析基础上，认为“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思想观念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把这种思想观

念当作现实是危险的[10](P218)。然而，在这个隐喻激发下，大学对此置若罔闻，对科研的追求已至信仰境界，野性暴露无遗。如果说“象牙塔”时代的大学是一只温驯而懒散的绵羊的话，那么“动力站”时代的大学则是一匹野马，劲力虽好，但载物时却经常人仰马翻。奥尔特加•加赛特认为，“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惟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了“那些只精通或专于一件事情而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全然不知的人”，他们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愚蠢，然而他们却又多么的冒失狂妄和肆无忌惮”，欧洲形势动荡、战争不断的原因，就是具有野性的大学造成了具有野性的欧洲人[11]。美国人为了控制大学的野性，从制定耶鲁报告到大搞赫钦斯的名著工程，再到发表哈佛的红皮书(Red-book)，可谓煞费苦心，但实际收到多少效果无不可知。阿什比就认为，“努力实施文化核心的教育，只使学生得到一些肤浅知识”，是一种失败的作法[12](P17)。博克也试图制服大学的野性，在其《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着重审视高等教育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探索“大学的道德基础”，并认为“大学的真正挑战”是帮助学生维护道德关注力，“大学的核心责任”是有效进行“道德推理和应用伦理”的教学。然而，博克是“动力站”的拥护者，在其为大学带枷锁时，却又同时为它提供精神动力，从而陷入两难的境地。例如，他认为一个人不管以前作奸犯科与否，只要他们能够胜任教学和学术研究，“能够遵守捍卫学术机构利益和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行为准则，大学就应该将其选入教师队伍，因为学校聘用他们就是为了完成教学和科研功能”，“大学的功能并不是为社会规定和推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和政治标准”，而“在于从事所能达到的最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3]。这种学术自由本意自然是好的，但恐怕只会让大学人更加疯狂，让大学更加野性。

奥尔特加•加赛特批评欧洲大学的野性造成欧洲形势的动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不妨这样批评美国大学：正是因为它强大、难以控制的野性造成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这种批评虽然有点过激，但美国大学的野性难咎其职。

最后，这个隐喻严重削弱了大学的精神。大学为了给社会提供“动力”，一味讲究“输出”(包括专利、技术、信息、咨询等)，不问“输入”(学生)。这给美国的高等教育界带来两种心情：一种是“忧郁心情”，认为大学沦为国家与市场的“枪手”，放弃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失去了精神境界，注定要走向衰落；另一种是“怀旧心情”，“他们主张保持对教学的重视，反对进行科学研究；主张保存原有校园的美丽景色，反对近年‘改良的沥青、混凝土和玻璃；主张完整保持记忆中的大学生活质量；……保持‘高等学校的精神，反对联邦赠地大学的技唯物主义；保持母校的整体性，反对来自华盛顿的奉承” [7](P73)。

概言之，这个隐喻加剧了大学的“剪刀差”。一方面，大学的社会功能突显，大学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另一方面，激发了大学的野性，使大学成为工具主义的代言人，淡化了内在的精神内涵。尽管有识之士费了很多心思，想把它引入正道，但效果很不理想。如果不再缩小“剪刀差”，任其发展，只怕“剪刀”最终分成两截，“剪”将不“剪”。

三、有机体：存在主义

和“动力站”几乎是同一时期或稍晚一点，“有机体”这个隐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这背后自然与弗莱克斯纳和阿什比有关。前者在其所著的《现代大学论》中写道：“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其特点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14](P157-158)，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大学“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14](P3)，它的“活力不是由行政手段所带来的，而是由理念和理想所激发”[14](P14-15)。后者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写道，“大学象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就遗传的角度看，它表现为大学教师对‘大学意义共同一致的理解。例如，大学应当代表人类的精华、客观无私、发展理性、尊重知识的固有价值等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内在逻辑，而这种内在逻辑就由新的大学继承下去。就环境的角度看，那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环境影响表现为两种主要力量，一种是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另一种是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12](P114)。

“有机体”的本质在于它自身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是“在与周围自然界经常保持平衡中创造着自身生存条件的物质系统”。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和遵守是大学得以健康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5]。从中可见，“有机体”这个隐喻关注的是大学自身的命运，强调大学的理性、个性、理想与精神。不像“象牙塔”，更多的关注塔内那些悠闲的教授和绅士，也不像“动力站”，关注大学的社会功能。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个隐喻反映了大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大学对“我是谁”的思考，是存在主义的另一种写照。正因为大学是复杂的有机体，才要跨学科来解读它，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组织等，解读它的使命、职能、理念、理想和精神；正因为大学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才要增强“免疫力”，避免“近亲繁殖”，抵御官僚衙门化和学术腐败的“蛀蚀”，积极鼓励多样化，不断走向国际化，形成自身的特色；唯有如此，大学这个有机体才能更加健康活泼，才能更加丰富多彩，才能看得更广更远。

与此同时，正因为大学是“有机体”，一种“有思想、有生命的体系”，才需要铸造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真正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生长点；也需要建设和谐的大学生态环境，为大学的新陈代谢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大学之树常青。此外，对于大学的缺陷和差距，要求持一颗宽容心，不能过于苛责。毕竟，大学作为一个日益复杂的“有机体”，越发受制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

然而，这个隐喻用之于大学，也有其缺陷。首先，这个隐喻比较普通，缺少特殊性。大凡有血有肉、功能齐全的组织，都可以用“有机体”隐喻之。这并非大学的专利，故很难突出大学最与众不同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有机体”很难与“象牙塔”和“动力站”比肩。其次，这个隐喻诞生在“动力站”出现之时，相对而言是一个弱势的语言符号。尽管它呼吁大学人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关注大学自身的命运，但在“动力站”时代，这些呼吁会淹没在滚滚洪流中，充耳不闻。总之，“有机体”面对“动力站”之时，大有“既生亮，何生瑜”的悲情与无奈。最后，虽然创造与发扬这个隐喻的大学人极力强调大学内在的逻辑和理念，但在无意识中往往陷入片面之中。例如，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要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做到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结合，但他对科研的过分强调也会让人另有想法。

概言之，这个隐喻有许多深层的内涵待于发掘。它所隐含的大学理性、精神力量和生存意识，在当今社会，尤其值得大力弘扬与发展。但它自身天生的缺陷，却让它裹足不前。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弗莱克斯纳和阿什比创造了它，却又对它论述不多的原因吧。但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大学的另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

四、大学之隐喻：特殊的文化现象

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睿智，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并不同程度上内化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对于大学隐喻的变化，如同伏尔泰所讲的历史一样，历史是一位小姑娘，当权者要如何打扮就如何打扮。当人们认为要避世时，大学是象牙塔；当人们认为经济重要、社会发展时，大学是动力站；当人们想在大学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平衡点时，大学是有机体。这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有趣的心态。这三个隐喻虽产生于不同时代，但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三者交织在一起，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以我国为例，从出版的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中，大致可以窥测出我国高教界的三种心态：第一，怀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大学美好的回忆与描述中，例如钟叔河主编的《过去的大学》、陈平原主编的《北大旧事》、杨东平主编的《大学精神》等。第二，愉悦：主要表现在对大学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提升社会公平的刻画与憧憬中，例如王洪才的《大众高等教育论》、韩延明的《大学教育现代化》、张俊宗的《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等。第三，忧郁：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的平庸泛化、官僚主义、学术腐败的忧虑与痛斥中，例如王长乐的《让大学像大学》、张楚廷的《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熊丙奇的《大学有问题》等。自然，以上三种心情暗含了大学之三种隐喻。怀旧之情对应的是“象牙塔”，反映了当代我国大学人严重的象牙塔情结；愉悦之情对应的是“动力站”，反映了当代大学人对大学所寄托的无限希冀；忧郁之情对应的是“有机体”，反映了当代大学人对大学现状的不满，并要求重新认识我们的大学。这其中，怀旧与忧郁之情相互结合，主导着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心情。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大学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大学人对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满，进而产生严重的象牙塔情结。也就是说，“象牙塔”这个隐喻目前在中国大学人心中占有统治地位。结合当下中国大学的危机，例如“大学理想的黯淡、大学信念的迷惘、大学观念的落后、大学精神的缺失、大学使命的弱化、大学目标的混乱、大学形象的扭曲等”[3](P11)，守望“象牙塔”，识读“有机体”，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一样，这些隐喻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缺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会误导我们的行动，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坚持辩证的观点。

综上所述，这三个隐喻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语言现象，分别反映了大学教育上的三种哲学思想：“象牙塔”对应的是理性主义，“动力站”是工具主义，“有机体”是存在主义。同时，它们反映大学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学理念的不断演化和人们对大学认识的加深：从固守“象牙塔”，到走出“象牙塔”，成为“动力站”，再到解读“有机体”，既要保有“象牙塔”情结，认真识读大学“有机体”，又要妥善经营大学这座“动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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