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华

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广西防城港市的多个县、市、区法院陆续判决了多起路政人员受贿案，目前已经查办26件26人，被告人大都是参与过高速公路“治超”的路政员、治超员、协查员，虽然每起案件的案值并不大，然而此系列案涉及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

治超“商机”辐射广泛

在广西沿海高速公路管理处冲伦治超站，居然像某些生意场一样，产生了一些“行话”，如超载车辆的老板、司机或中介花钱向治超员买“放行”称为“买单”，所送的钱叫“单费”，他们预先向治超员报告即将通过的超载车叫作“报卡”；路政员收取司机、货主交来的钱称作“收单”，这些钱叫作“辛苦费”。

进出防城港的货物大都是大宗货物，因此防城港高速公路上数十吨的大货车络绎不绝，一旦它们超载，不但令公路不堪重负，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004年6月，路政部门在防城区的冲伦村设立了一个治超站，对超载车进行严厉查处，所查到的超载车，不但要卸货分运，还要处以最高可达1万元的罚款。治超人员主要从防城区的路政大队、公路派出所、交警大队、交通征稽所、运管所抽调而来，人数最多时曾达到20多人。

吴尚杰就是其中一员。

吴尚杰1978年12月出生。由于他有大学文化，很快脱颖而出，当上了防城港路政管理所路政中队副中队长。

2004年9月的一天，自称防城港某物流公司车队队长的人找到吴尚杰，希望他们车队没办超限运输证的车辆能够得到关照，并提出公司一个月付给他1万元。吴尚杰略微思考了一下，便答应了。

堤防一破，便会越冲越大。不久，又有一家物流公司找上门来。从2004年9月至2006年3月间，吴尚杰伙同他所在的路政中队治超小组组长张传仪、治超员黄海等人，收取上述两家物流公司给予的好处费13万元并私分，另外，吴尚杰还单独收取“中介人”叶润忠送的好处费1.4万元。

治超站存在的“商机”，让附近的村民翁维宽、叶润忠、曾建华等人也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

冲伦治超站就设在冲伦村口，距离翁维宽、叶润忠的家只有十几米之遥，治超站工作人员常常到这两家倒开水喝、煮宵夜吃，查到超载车辆，还经常叫他们帮忙装卸货。

超载车辆被查到，司机若现场直接送钱给治超人员，十有八九被拒，于是，被查司机们想到找个“代理人”。在治超站的外人只有翁维宽、叶润忠等几个村民。

“兄弟，帮说说情，我会给你辛苦费的。”司机们把翁维宽拉到一边恳求。

刚开始，翁维宽对治超员说，超载车是他朋友的，希望放一马。看在“邻居”的份上，治超员答应了。事情这么容易就搞掂了，翁维宽惊喜之余，意识到他有了一条生财之道，决定把这门“生意”做大。于是他开三轮车载客时，总是向人吹嘘，他认识很多交警、路政，可以摆平很多事，希望扩大“生意”面。

翁维宽一次又一次地替“朋友”求情，治超员终于问他：“你说，你是不是九八佬（指帮人跑后门的人）？”面具被戳穿，翁维宽就“利益共享”，“没关系啦，每辆车我给你200元。”

翁维宽对付治超员的办法很多。开始时也有治超员不答应的，但他脸皮厚，天天去磨，好话说尽，甜头给足。这样，一个个治超员被他攻下了。也有实在攻不下的，他就买一副望远镜，每当要去找治超员时，先用望远镜看看是哪位治超员当班，若是“不买账”的人，就缓一缓，等“友好”的人值班了再去。

渐渐地，翁维宽不满足于仅在冲伦治超站做生意了，2006年起又向防城港路政管理所发起了“进攻”。据他交代，2004年以来，他先后向冲伦治超站、防城港管理所近30名路政人员送钱，至2008年5月，翁维宽向超载司机收取了约30万元，其中11余万元送给了路政人员，自己获利19.6万元。

偶然一瞥牵出窝案

2007年10月的一天，防城港市检察院检察长金明华出差公干，路过冲伦治超站，由于站口车多，他的车也跟着慢了下来，他不由朝车外看去。一些旁人不大注意的情景映入了他的眼帘：货车司机停车下来，与治超人员说了几句后，继续开车，路过磅秤时，几乎没停车就驶过去了。不停车怎么称重？怎么知道超载没有，超载多少？

冲伦治超站简单的一幕一直留在了金明华的心里，回到检察院，他立即召集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研究他脑子里的疑问。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冲伦治超站工作人员存在受贿行为，那么决不会只是一两个人，也决不会只是冲伦治超站一个站，而有可能涉及整个防城港路政系统。

此后几天，冲伦治超站周围和冲伦村出现了几个看热闹和闲逛的人，他们东走走西看看，时不时和村民搭讪几句。这些检察院的“便衣”，很快访出眉目了。冲伦治超站确实存在对超载车“收单”放行的情况，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冲伦村就有几个村民充当“九八佬”。

检察院决定从翁维宽这里打开缺口。专案组分析，翁维宽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又爱吹嘘自己的本事，从他身上入手能较顺利地跨进整个案件的大门。

几名办案人员找来一台便车，经过六昼夜的跟踪和埋伏，摸清了翁维宽的活动规律，他几乎每天都在治超点和银行之间跑，一天到晚电话不断。之后办案人员将他“请”进了检察院。

“听说你最近蛮赚钱，银行里都有几十万了。”办案人员温和地问他。

一句话激起了翁维宽爱吹嘘的毛病，他颇感自豪地把给超载司机当“九八佬”的事和盘托出。但当办案人员问到钱都送给了哪些人时，他却闭口了。办案人员让他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几天后，经过反复思量，翁维宽说出了全部行贿对象，还供出了另一名“九八佬”。

时间进入了2008年，案件也初露曙光。

但要彻底突破这些案件并不容易。早在2006年，曾流传防城区公路局要对一些治超员“收单”的事进行调查，一些治超员就紧急商量对策，商定决不把“收单”并私分的事说出来，之后，他们又去做了翁维宽、叶润开等“九八佬”的工作，还把“会议精神”告诉了一些同事。可以说，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案件历时长、瑣碎，难以确定数额也是一大难点。有些人虽承认收过好处费，但以时间长、次数太多记不清了为由，企图逃避、减轻责任。

检察官们制定出灵活的措施，把握好宽严相济的政策，准确抓住对方的蛛丝马迹取得一个个突破，原本表现出极强抵触情绪的陈某认罪了，原本决定“死守”对抗到底的龙某交代了。

至2008年10月，共查办26件26人，成为防城港市检察机关有史以来查处人数最多的窝案串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何以一藤多瓜

被查处的20多名路政人员，大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都是聘用人员，进入路政系统时间不长，进来之前很多人处于失业、待业状态。可以说，这是一个素质良莠不齐、较为复杂的群体，也是一个在利诱面前十分脆弱的群体。

“收单”的行为，无法说清是谁开的头。一个个在开始时，多是因为接到同事这样的电话：“我有个亲戚，车上的货超了点，帮帮忙，让他过去算了。”碍于人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渐渐地，有人“收单”的事在治超员间传开来，有人感到不平衡了，觉得被利用了，人与人之间也不大信任了，这时候，帮忙之后得到“感谢费”的事也就出现了。

有些治超小组因为各人收到的单费多少不一，为避免出现内部矛盾，干脆同一班组的人商定统一“收费标准”。

每一辆货车都要在治超站过磅，为什么在一开始有人单独收好处费时能够得逞而不被人发现？据一名治超人员向办案人员交代，当已“报卡”的车辆经过称重的地磅时，他就关掉便携式移动磅电源，这时往往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他朝同事喊一声“不超”也就放行了。

此案提醒我们，交通部门如何将查处权与处罚权分离；如何设法减轻车主、司机、货主的负担，促使他们不必冒超载的风险，值得认真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