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　洁

“现在重复检查的内容很多，名目不一样，今天是‘考核，明天是‘调研，但很多内容是交叉的，都是看同样的东西。”调查中多个乡镇干部这样反映。有的乡镇党委书记还表示，三分之二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今年初，广东省对检查项目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裁减。在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面向乡镇（街道）检查考核活动的意见》中，全省面向基层的检查考核项目裁减达90%。356项检查考核项目被全面清理，其中327项被撤销，只保留了29项。同时规定检查考核活动经费遵循“谁举办，谁出钱”的原则。

对检查项目做减法、对检查经费做除法，广东省的尝试不失为一条减轻基层接待负担的新路径。但是，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规定会不会导致走向另一面，弱化检查监督又怎么知道基层在干什么，干得如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检查的存在价值和积极意义正是上级热衷于此的原因之一。

乡镇工作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和惰性。“乡镇的事情很多，通常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同时展开，往往是哪一项工作上边抓得紧，我们就先干哪一件，哪一项工作要考核、要检查，我们就集中精力先做好哪一件。”一位镇党委书记说。因此，正是通过上级周而复始的检查和考察，才能使乡镇工作得到较为全面的推进，上面的工作也才能具体得到落实。

一些大的考核评比活动还能促进一个地区的硬件建设，比如交通、绿化设施等等，让百姓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检查也是一个让下面把文件档案资料备齐的过程（不论是平时就有还是突击准备），有学者称之为是一种有特色的运动化管理模式。

因此，考查项目可以减，检查手段不能少。想要走出接待怪圈，还必须更深层次地寻找解决之道。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曾放言要“摆平中纪委”的贪官王怀忠有一句名言：“政绩是给上级看的，不是给群众看的。只要上级相信你的政绩，你就有了政绩。就算群众对你有意见，都不要紧。因为我能否升官，不是由群众说了算，而是由上级说了算。”正是这种政绩冲动，使得基层政府更要想尽办法在上级那里拿高分，尤其是那些一票否决的检查。

而事实上，基层在这种政绩观下献出的殷勤有时也并不讨好。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就曾斥责基层官员的陪风愈演愈烈：“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基层官员不到边界接送行不行？不叫不到行不行？不陪餐行不行？”

一边是接待者感慨对接待的无奈，一边是考察者苦于下面作陪应酬太殷勤看不到基层实情。两厢皆不情愿的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包括正确看待政绩，科学衡量政绩”。在今年初的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又专门讲了“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的问题，提出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总书记的话，为基层走出接待怪圈开出了一剂良方。

正确政绩观的树立，需要上下级的共同努力。对于基层干部来说，需要扭转“一切惟上”的为官之道，不能事事做给上级看，把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惟一标准，既不考虑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也不考虑老百姓的需求和意见，来人就陪，接待至上。应以正确的政绩观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在日常工作中，由按照领导方式办事转变为按人民意愿办事，真正能“对下负责”，切合当地实际地为老百姓多做些实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迎合上级需要搞形式主义。

上级的问题，可能更重要、更紧迫。需要有秦光荣一样的思想和作风，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开展考察检查评比等活动。转变“碰花不碰刺”的倾向，到基层主要是触及矛盾，视察疾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级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成了摆设？抱着这样的心态和目的，才不会纠结于接待的规格，更不会以谁没来陪同而对基层单位的工作加以否定。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兆林认为：不管什么指标，失去真实性和科学性，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适得其反。因此，在上级制定决策时，需要根据基层的实际情况，下达科学的任务和指标，不能“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不然，湖南用三陪女完成流产指标的怪事可能还会不断演绎出其他升级版本。“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权威。”丁兆林说。

正如戏谑的那句“根子还在主席台”。只有领导正本清源，正确的政绩观才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实现体制上的转型

正如前文所说，自下而上接待乱象的出现是因为对基层工作的评比权和考核权都握在上级手中。权在上级的弊端在于，一来上级不可能随时监督到基层的工作情况，只能依靠检查这种手段，检查得太多基层负担重，检查得太少又起不到敦促和监督的作用；二来只靠检查考察得来的印象就对基层工作下定论难免有片面性，基层靠说假话、办假事就可以捞取“政绩”，这是基层接待造假的冲动来源。

因此，很有必要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立一套职责、任务、目标、工作条件和行动计划的指标体系，以及绩效评估、考核、监督体系，改变临时性、运动式行政管理模式，使绩效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形成长效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者，“解决基层接待造假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关键在于领导的权力要由老百姓来决定。由上级决定权力永远是‘向上的政治。老百姓没有决定权，一切都是一句空话。温总理曾明确表示要保障民众的‘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政府的公共权力一定要透明。”

常态化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将监督权交给群众，才可能将常态监督固化下来。同时，群众还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样政府才能用长效性的举措取信于民，才能真正让政府部门“对下负责”。

2009年3月，河南焦作在迎接全国卫生城市审核检查小组时，报刊亭、理发店关闭，饭店一夜之间换门脸，焦作市民反映“饭吃不了，澡洗不了，店开不了”，引起全国关注。焦作事件曝光后，当地将对城市卫生文明情况的评判权交给市民，提出“为人民创卫，让群众监督，请市民打分”，并采取了聘请网络监督员等改进措施，这是“谁监督谁打分”的一次尝试，效果尚待考证。

只是，若不是事件曝光，“创卫”难道就不是为了人民，市民就没有了发言权？焦作并不是全国的个案，难道都得等造假造出了苦果，才考虑还权于民？

知易行难。基层政府的思维惯性不可能立马扭转，个别领导工作作风的改变需要时间，体制机制的改革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將考查的内核作用真正得到发挥，基层得以脱出造假接待的枷锁，这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