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最近我们听得最多的声音是，“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那么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老百姓舍不得花钱了?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近20年来一直维持在高位20％上下，低的时候17％，高的时候22.9％，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印度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前(上世纪90年代前)，家庭储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以上因素足以解释，中国目前的家庭储蓄率是符合一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

但1999年到2007年，中国储蓄率上升了14.4个百分点，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从20.2％上升至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从2.7％上升至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从13.7％上升至20％)。

由此可见，中国储蓄率激增的主因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和企业。

“高储蓄必然导致高投资”，并不尽然。事实上，大部分私人部门获得融资的成本，要远高于国有企业。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掌控在谁手中。

但“高投资必然导致高储蓄”倒是成立，投资拉动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将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大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会越来越无法消费掉投资形成的产能，这些产能只能销往国外，变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才会彻底完蛋。

当然，如何促成这个循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林毅夫教授曾把高储蓄归结为三方面的剩余扭曲，包括金融上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和垄断暴利。

首先是金融结构的扭曲。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往往是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用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还不能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此外，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压低了利率，导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从而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

其次，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至今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

最后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垄断部门很少分红，2007年开始，部分国企才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

根据测算，由于人为压制存款利率，企业部门至少少支付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给家庭，约合7850亿元：若企业部门给2亿农民工支付了占他们工资总额20％左右的社会保障金，约合4000亿元：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亿元。仅此三项，中国的家庭在2007年就可以多收入1.455万亿元。

而这部分收入如果留在企业部门，则100％成为了储蓄，如果转移到家庭部门，按照当前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0.3计算，则这一收入结构的调整将使中国减少大约1万亿元的储蓄，从而使整个经湃的储蓄率下降足足4个百分点。

所以，解决中国储蓄率的问题，到底是用一个高的投资率去维系一条高储蓄的“悬河”，还是增加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编辑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