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文化力因素

2009-09-09李德建

广西民族研究 2009年2期

摘要：文化力是指结构性地存在于特定文化中的精神体系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它以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对人的生产生活的规制作用为其存在基础，内在地规约着人类的种种实践活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力对资源配置中财产权力制度、技术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负面的影响而得以具体地展现的。依凭文化力驱使资源要素逆流向不同的文化区城，民族地区的某些乡村文化资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的蓬勃态势。文化力概念的重新界定对于加深对文化的内涵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复杂关系的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文化力；因素

作者：李德建，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生，贵州财经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昆明，950091

中图分类号：C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158-006

当人们发现，经济并不总是冷冰冰的计算，而是和一定的宗教、习俗、制度等文化相互嵌合时，反思经济发展的动因和目的，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化力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这种经济与文化在越来越深地相互影响的事实的一种回应。至少人们承认，经济的发展，并不只是自然资源、生产力等“硬实力”在起作用，文化力作为一种“软实力”，也对经济一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所看到的文献来看，许多学者都“习惯性”地把文化力当作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追求“宏观”描述和分析，而在“微观”上忽略了文化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稳定性框架，无时不刻地在规约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并由此而与经济相互嵌合为一个整体的事实。对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问题的文化力因素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复杂关系较为理想的切入点，并可能加深对文化的内涵的理解。

一、文化力与资源配置

随着“现代经济秩序”的创立，不同共同体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之间的异质性逐渐凸显起来。由于文化“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和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在群体存在的层面上，文化表述为人类规范其社会性活动的完整的共享的一种精神体系。文化力集中体现了这种结构性地存在于人的社会性存在之中的人类精神整体的力量。尽管目前学界对“文化力”的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习惯”地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经济力等“硬实力”而言的一种“软实力”。这一认识极大地遮蔽了文化力的深刻内涵。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力是指结构性地存在于特定文化中的精神体系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它以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对人的生产生活的规制作用为其存在基础，内在地规约着人类改造自然的种种实践活动。在经济的层面上，文化力外显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特点直接或潜在地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模式选择以及发展的速度等”；在不同文化体系的交往互动中，则由于精神价值的趋势而典型地表达为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权利和价值利益指向。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么，经济活动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无时不刻地受到特定的文化力的影响。

在文化共同体内部，文化力以其内在的约束机制，内化为一种稳定性的认知框架。在个体的层面上，表现为个体对某种事物的既定认识，影响着其行为的方式、途径和结果；在群体的层面上，展现为共同体的某种认同、共识和价值取向，规范着集体行为的某种群体性倾向；在社会的层面上，表达为维系该共同体作为不同规模的“类存在物”的某种力量。在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在某种话语体系下，文化力外现为某种文化品性的辐射力和作用力，成为影响共同体外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判断的重要因素，并可能升华为某种价值导向和态度，影响经济一社会发展。对此，托克维尔(C.A.Tocqueville)、韦伯(Max Weber)等人分别作了富有启示的研究。

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的一个主流论断是：“市场经济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无意识地协调着生产者、消费者及其活动。”自由的市场，可以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但事实往往并不如此。在包括生产力要素在内的资源要素的流动过程中，什么时候流动、以什么方式流动、流动多少要素、流动的目的是什么、流动向哪里、哪里有适宜资源要素产生效用的文化机制等等具体细节，往往会受到文化力的影响，而不会表现得犹如教科书般那样理性、精确。尽管科斯(R.Coase)关于企业与社会资本的研究经常受到质疑，但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考，即资源配置往往受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影响。把文化纳入发展的体系，才有可能看到资源配置的深层动因。因此，在诺思(Douglass C.North)看来，“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

在一定的时空结构里，某种文化品性的聚集，将有可能形成特殊的“压力场”。当这些“压力场”存在值差的时候，高势能的文化力场对低势能的文化力场的影响就成为一种必然。“高压场”的文化力聚集单元，以其巨大的模塑力规约着人们的认识，产生倾向性的价值观和态度，规制资源要素的配置流向。资源要素在文化力的辐射和驱动下，逆向流向最可能便于这些资源释放出最佳效益的某些文化聚集区域。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下，当某种传统文化被纳入中心体系的视野并为中心所确认后，边缘的传统文化聚集引致的文化力，可能模塑外界对它产生某种倾向性的认知。在民族文化有可能转化成为经济资本的情况下，文化力将驱使资源要素向文化聚集丰富的区域汇集，寻求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当“原则上针对事物的权利之绝对总和”的财产权力制度得到确立，将从根本上确立资源配置的格局，保证资源要素得以实际组织运行，并最终可能形成产业化或产业集群的软环境。在此意义上，文化力事实上成为了一种能够改变或弥补地区资源禀赋的力量，改变着不同共同体的资源分布，促进或限制某些共同体的发展。

应该看到，文化力只能是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才形成“压力场”，超出该区域之外，文化力的作用将随着距离的延伸而逐渐削弱。当某区域的文化聚集丰富到足以有能力接受、挖掘和发展某些资源要素并能使之形成产业化开发的时候，文化力影响资源配置才变得具有效用。如果我们承认“作为一种资本的概念化的文化，诸如像金钱那样的某种东西，能够得或失，并能通过它而占有其他东西”，那么，清楚某一共同体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清楚它们的文化力的类型、势能，找到适当的话语框架和发展方式，就极有可能使该共同体的某些文化转化成为资本。而这些文化的资本化运作的努力，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增加该区域的某些文化品性的聚集，进一步增强文化力的势能，反过来刺激相关资源要素再进一步向该区域集结，并最终有可能形成具有某种集聚效应的产业集群。

二、文化力影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乡村文化产业是现代生产技术向乡村文化场域延伸的必然结果，是指发生在乡村区域中的、以农民为从业主体的、以乡村文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各种文化产业活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在全球性的话语框架下乡村(边缘)传统资源要素与都市(中心)资源要素之间的结构性重组、配置问题。“以什么样的财产权力关系提供资源配置的框架，在什么样的劳动组织中实施技术的配置，以及获得了什么样的运行形式”等问题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制度意义的基本内容。文化力正是通过对资源配置问题中财产权力制度、技术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等三个层面的影响，而实现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各种资源要素的结构性配置。

财产权力制度作为“人们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基点”，“不仅勾画出了人们实施资源配置的自然范围”，“而且通过财产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形成对人的权威，强制地对所产生的经济成就进行利益分成。从而创造出不同的资源供给方式和充分的规则，构筑起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一般而言，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利益边界，是财产权力关系的界定依据。但是，在文化产业领域，由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长久交往，清晰的利益边界被不断地相互侵蚀而日渐模糊。如果缺乏恰当的制度保障，在利益边界模糊的区域，最后的利益往往会流向占据主流话语权力地位的现代资本逻辑的拥有者。文化力作为乡村这一边缘共同体的文化聚集的结果，集中体现了边缘的核心文化品质，由于中心对边缘异质性文化等资源的所谓“原生态”、“真实”等需求，在现代资本逻辑主导的文化产业场域里，一定程度上界定了边缘共同体的权力和利益。对此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道尔诺(Thoedor w.Adorno)曾经指出，“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权力与丧失无力之间的对立。”现代资本逻辑对边缘乡村的文化力的认同和需求，使得乡村文化产业中的生产技艺等核心文化符号被一定程度地拒绝在工业化批量复制的范围之外，从根本上坚持了边缘共同体的权力和利益，在事实上确认出边缘核心文化的权利的边界，使得边缘参与中心的格局得以形成。

在技术组织制度方面，文化力作为某一区域集体性的认识框架的载体，集中体现为由它规约的乡村全部传统技术装备及其组织制度与源自中心的由现代资本逻辑规约的技术装备及其组织制度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关系。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生产”的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各方力量博弈达致的某种动态平衡的结果。在这一博弈关系中，乡村传统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劳动工具、生产技术等技术装备及组织制度，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资本逻辑的主导，而是抽象为文化力，使得现代资本逻辑规制的技术组织及其制度不得不考虑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存在，作出相应的妥协或调整。如果说最终影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生产力——是外部生产要素与乡村内部既存生产要素的博弈结果，那么这种生产力的确立和改进也正是通过最终内化为乡村文化力的“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而得以可能。文化力的存在，使得源自现代市场的主导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体现为受到资本逻辑规约的资源要素的配置，“它们的结构和重构不仅取决于清晰的社会——政治过程，而且还取决于文化背景、社会价值、规范和公平原则以及市场外部的社会关系。”

在运行机制层面上，新的技术装备及其组织制度进入乡村场域后，由于乡村场域遵循“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迫使这些资源要素的运行机制依据乡村场域的特定规则和逻辑进行调整，适应乡村文化力的内在运作模式，以维系其自身的存在。由此，文化力在参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配置中，通过作用于资源要素的运作机制，一方面使得乡村人力资源在参与现代技术装备的组织运作中，因为要适应资源配置效用的需要，有可能在参与现代市场规则的过程中提高其可行能力，并由此而可能使得乡村的文化形式发生变迁，改变乡村文化聚集的结构，使乡村文化力与现代技术装备及其组织运行制度结合可能趋向完善；另一方面使得构成和特性大相径庭的受现代资本逻辑规约的商业协作和受乡村传统逻辑制约的家庭经济生产两种不同逻辑的资源运作机制，同一于社会生活中进行经济运作，并在相互嵌合的历史实存中，完成两种资源要素类型在工具化的运用中建构起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特定的技术——经济体系。

应该看到，文化力在两种不同来源的资源类型的流动配置中的角色，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动结构之中。新的资源配置的技术组织方式进入乡村文化产业场域，必然要求乡村场域中的财产权力制度和技术组织运作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重新确定不同主体在现代资本逻辑和乡村文化力双重框架下的利益边界；新的财产权力关系一旦确定，则会反过来要求技术组织制度和运作机制做出新的调整，以保障它的事实存在。在三者“纷繁的重合交叉形式”的历史实存中，文化力不仅在实践上使资本等相关要素进入乡村文化产业场域；在核心上确认着双方的财产权力和利益边界，确立起乡村文化产业各利益主体基本的经济关系；在深层上，还可以使得乡村文化产业场域中的相关资源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运作，发挥其相应的社会效用。

三、文化力影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实践

不同主体对乡村文化的文化力的接受，成为彼此在乡村文化产业场域中结构性地交互存在的前提。“‘经济资本本身若要发挥作用，只有使自己得到承认。”同样地，乡村文化若要实现产业化，首要条件就是乡村文化被普遍承认。携带新资源进入乡村文化产业场域的主体，因为接受乡村文化力的作用，被相应的民族文化培养和引导，而得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把某些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利益；拥有乡村文化资源的主体，也在接受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动态变化的文化力的作用，积极将本地的资源要素投入文化产业，实现着“经济活动运行之下的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利”的目标。云南省狮河村传统木雕文化被卷入现代市场体系后实现乡村文化的产业化运作的实例，充分地展示了文化力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具体路径。

根据推测，狮河村木雕手工艺至少在明清时代就已经产生。但到20世纪70年代时，当地的木雕生产日渐衰落。随着现代旅游业对乡村的影响日渐加剧，狮河村的传统木雕业悄然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狮河村主要经营的仍然是格子门、家具等产品，主要的用于当地的建筑房屋装饰和日常生活。到了90年代，随着旅客对狮河传统手工木雕产品的了解日渐增多，市场对木雕产品的需要急剧增加。狮河的木雕品种，也由家居装饰品向旅游工艺品转化。看到狮河村的传统手工木雕业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剑川县木雕(集团)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纷纷将自己的生产、经营网络延伸到狮河村，推进了狮河村木雕产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发展。与此同时，当地的村民在与现代企业争夺市场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市场规则的认识，于2002年成立了狮河木雕集团公司，使当地村民由分散经营向集中管理、统一销售方面转变。截至2003年，狮河村全村2695人，从事木雕

加工生产的有242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89％，全村的木雕总产值就达1940万元，人均收入8000元。狮河木雕成为了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一张文化名片。

狮河村木雕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不仅由发生时那些偶然的事件所决定，也由自狮河村特定的文化力因素所决定。悠久的木雕传统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内化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力。共同体内部因为这种文化力的存在，自觉认同狮河木雕技艺和传统，并依凭这种技艺即独特的文化产权维持着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外部也因为狮河木雕文化力的作用，纷纷被吸引到木雕文化产业中。结构性地存在于特定的传统文化之中的文化力对于特定的财产权利制度的特殊影响，使得文化产业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相对清晰的利益边界得以自然地划出，并因此而使得狮河村木雕从业人员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衰落期后急剧增长到2003年的2425人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一种现象。随着木雕产业的持续发展，村民在经历游兵散勇式的个体经营方式之后，自觉地按照市场的逻辑组织实体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则是乡村在市场化中重新型塑出新的文化力的作用的结果。这些新型劳动组织形式的出现，为乡村文化产业实施新的技术配置和组织运行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力是促使社会资源向民间文化聚集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乡村流动汇集的重要动力，那么，由此则会衍生出一个困惑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文化力促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后将导致乡村的经济一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最终使得与之紧密关联的文化形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由此而最终可能削弱它自己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成为它自身的掘墓人。文化力促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后引致的文化变迁，最终是否还能为乡村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应该看到，历史阶段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文化以及文化力的历史阶段性存在。当诸种资源要素在文化力的驱动下向某一区域聚集，形成新的产业或产业集群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社区的某些社会存在形式包括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发生变化。“当不存在任何一个立得住脚的行为准则时，文化的每一个结果都推动文化走向它的解体。”文化总是以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内在方式进行变迁，不符合当下需要的文化传统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碎，符合需要的文化传统得以存留，需要满足当下的要求的新的文化传统也将被发明，成为“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等待着下一轮文化变迁的洗礼，要么成为后来发明的文化传统的基质，以某种形式存留在新发明的文化传统里；要么被未来的当下需求抛弃，不复存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致的文化变迁，不可避免地把不符合当下产业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传统遗忘，或者抛弃；也不可避免地发明出符合当下产业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传统，或者对原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造、重组或拼贴，以服务于产业化的需求。文化也在是在这样不断的延续、断裂中，生生死死、聚散离合，以满足连绵延续的当下需求为目的，在历史的不断消解中顽强地重新聚集。

在此意义上，文化依凭文化力对经济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的影响，表达为二重性的存在：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文化力在文化满足当下需求的目的性中，旨归直指共同体永续的当下需求。狮河村选择发展木雕工艺就是利益主体在当下利益需求的驱使下重新认识文化力的作用的结果。而有些村民在产业化的实践中，组织成立公司，按照资本逻辑来主动参与市场利益的搏弈，则是当地文化在产业化的变迁中型构出新的文化力的作用的又一结果。“文化系统是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的；当社会日益复杂和分化，文化也得以‘提升——更抽象、更普遍化。”文化力也随着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实践发生形态和结构上的变化，不断丰富、凝聚，在新的一个轮次中再次模塑人们的认知，影响资源配置。因此，从文化力影响着村民参与并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来看，文化力是人的可行能力的一种标志，是真正的自由的基点。文化在此层面上应该成为所有类型的“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成为对不同规模的“类存在物”的终极关怀的一种努力。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1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97

[3]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24

[4](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9～40

[5][24]马克思恩格斯垒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6](美)萨寥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四版下册)[M]，胡代光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64

[7](冰)埃倍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

[8](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8

[9](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杜。2002：23

[10](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90

[11][12][17]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45，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