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姝芳

修辞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说写者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来传递意旨，交流思想，以提高表达效果的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修辞的内容主要包括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和辞格的运用。本文试图以鲁迅作品为例，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求贴切、辨色彩、善活用等方面来分析鲁迅作品的词语锤炼艺术。进而探讨出词语锤炼的一些基本方法。

一，求贴切

判断用词是否贴切，主要体现在用词是否恰当、是否最具表现力，正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福楼拜所说：“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苦思冥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与这些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相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为思索困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就是最恰当、最具表现力的词语。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用词贴切呢?我们认为讲求语言的贴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意词义范围的大小；分清词义的轻重；三，辨明词义的着重点：四，结合上下文意。如：

(1)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邻)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自藤野先生》，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原文写作“邻国”，词义范围过大。表意不明，因为日本的邻国有中国，也有其他国家；改文换成“中国”。所指就明确了。这是注意词义范围的大小来求贴切。

有些同义词虽然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是在表现该事物的某种特征或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轻重的差别，因此在使用这类同义词的时候，不能随意替代，该轻的要轻，该重的要重。从而使语言表达贴切而有分寸。值得注意的是，有时鲁迅故意将“轻重”错位，以期收到积极的修辞效果。如：

(2)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鲁迅《“公理”之所在》)

一方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双方力量强弱之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而鲁迅用“打败”一词来形容段棋瑞政府的“武功”，这就充分揭露了段棋瑞政府把学生当敌人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的罪恶行径，语言犀利，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这是分清词义的轻重来求贴切。

汉语里有一种双音同义词，它们是由一个相同的语紊和一个不同的语素构成的。这相同的语素使得它们在意义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这不同的语索则决定了它们在意义上又具有相异的一面，并且它往往是词义的着重点之所在。鲁迅在锤炼词语时十分注意辨明词义的着重点。例如：

(3)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丛觅小诗。(《无题》，见《鲁迅诗稿》，文物出版社，1976年)原文的“刀边”，虽然能够反映出反动派对革命者的屠杀，然而其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显；鲁迅改用“刀丛”，一方面突出了反动派所制造的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作者所处的险恶环境，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敢于斗争，顽强不屈的硬骨头精神。这是辨明词义的着重点来求贴切。

有些词用在某些句子或短语里是准确的，但是如果结合上下文意来看，有时又显得并不十分恰当。因此鲁迅在锤炼词语时还非常注重结合上下文意来选词。例如：

(4)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闷)(淹)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为了忘却的记念》，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初稿写作“将我闷得不能呼吸”，孤立地看，这未尝不可，然而由于上文陈述的对象是“血”，因此这句就成了“(血)将我闷得不能呼吸”，其中“血”与“闷”搭配欠妥，于是鲁迅把“闷”改成“淹”。虽然这在搭配上是正确的，可是“血”的后面有“层层淤积起来”作谓语，因此再用“淹”来说明层层淤积起来的血，就不是很恰当了。于是鲁迅又把“淹”改成“埋”。这样不仅与上文配合紧密，而且更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对革命文化战士进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达了作者对反动派的强烈控诉和对革命者的深沉怀念之情。这是结合上下文意来求贴切。

二，辨色彩

词语有褒义、贬义和中性之分，这就构成了词义的感情色彩。有的词语表达了说写者对该事物肯定、喜爱、赞美、尊敬的感情，含有褒义；有的词语表达了说写者对该事物否定、厌恶、贬斥、鄙视的感情，含有贬义；有的词语不表示说写者对该事物的褒贬，是中性词。鲁迅十分注重选择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以便更准确、更鲜明地表达思想，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

(5)终于这(事情)流言消灭了。于是却又竭力运动，要收那一封匿名信去。(《滕野先生》，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该用中性词的时候却用了贬义词，或者该用贬义词的时候却用了中性词，都势必影响语言的表达效果。鲁迅把中性词“事情”换成贬义词“流言”，这就表达出了作者对造谣生事者的愤慨之情。

有时鲁迅为了收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而故意使褒贬错位：或在表示肯定、喜爱、赞美、尊敬等感情时不使用褒义词而使用贬义词。或在表示否定、厌恶、贬斥、鄙视等感情时不使用贬义词而使用褒义词。例如：

(6)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7)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德野先生》)

例(6)，“伟绩”和“武功”原本是褒义词，而这里却是表示贬义：“伟绩”就是“血债”，“武功”就是“罪恶”。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用荷枪实弹的军队来对付徒手请愿的学生，以立下“伟绩”，建立“武功”。这是何等的残暴，何等的疯狂!鲁迅在这里把褒义词当做贬义词使用，这就使得讽刺意味更深，战斗力量更强，对敌人的揭露也就更深刻。例(7)，“标致”原本是褒义词，这里用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大出洋相，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人的厌恶之情。

三，善活用

每一个词都有固定的形式、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唯有如此，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然而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人们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而临时改变某个词语的形式、语法功能或词汇意义。这就是词语的活用。词语的活用主要有词语形式的活用和词语语法功能的活用。鲁迅善于活用词语，例如：

(8)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

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词语有固定的形式：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它们是词义的载体。一定的意义总是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或结构形式来表现的。语音形式或结构形式不同，其意义也就会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人们有时故意改变词语的形式而保留词语的原意，以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这就是词语形式的活用。鲁迅先生在这里运用节缩来改变词形。“三言”、“五言”、“七言”，分别是“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节缩。根据词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言”、“五言”、“七言”这一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并不表示“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意义，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读者可以明白它们分别是“三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节缩。运用节缩这一修辞方式来改变词形，可以收到语言简洁、音节和谐、结构整齐的效果。

(9)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鲁迅《阿Q正传》)

这是运用飞白来改变词形。“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解释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这两例词语形式的活用都是运用了飞白的修辞方式。所谓飞白，就是明知别人把一个词读错或写错了，却有意照录下来。这样就势必临时改变词语的形式。运用飞白这一修辞方式可以逼真地刻画人物，产生幽默或讽刺的效果。

(10)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鲁迅《药》)

(11)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鲁迅《社戏》)

从词的语法功能来看，每一个词都固定地属于某一词类，词与词之间有着固定的搭配关系，然而人们在使用词的时候。有时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临时改变词语的所属类别或搭配关系。这就是词语语法功能的活用。例(11)，“运气”是名词，这里的前一个“运气”带了宾语“你”，后一个“运气”单独处在谓语的位置，都活用为动词。这两处活用，生动地描绘出了刽子手康大叔那种自鸣得意、“居功”自傲的嘴脸。例(12)中的“模糊”是形容词带宾语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之后，既保留了形容词的属性，又能给人一种运动或变化的感觉，使语言生动。

(13)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鲁迅《离婚》)

(14)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宏儿。(鲁迅《故乡》)

例(13)，“眼睛”一般只能跟“只”、“个”、“双”、“对”等量词搭配，而这里鲁迅有意用“条”来修饰“眼睛”，改变了“条”的搭配功能，从而传神地描绘了七大人的嘴脸：眼睛长得细，是“细眼”，再用“条”来修饰“细眼”，这样就使人仿佛看到七大人那狭长的眼睛。从而引起人们对他的憎恶。例(14)，人是不会飞的，这里把动物的动作行为用于人身上，生动地表现了宏儿在迎接“我”时动作的迅速与欢快的心情。这是运用比拟的修辞方式来改变词语的搭配关系。

鲁迅先生的语言艺术可谓博大精深，对词的锤炼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解读文学作品，语言学研究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本文因例说话，旨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