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

摘 要：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关键词：猪肉供应；票证；集体记忆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先看一段报摘：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后，上海人年三十的傍晚，在新式里弄的几家合用厨房里，石库门民居煤球炉红火的灶披间中，放眼望去，端的是：冷盘中布置的是风干的酱肉、咸肉、白切肉、白斩鸡；砂锅中煮的是笋干或莓干菜红烧肉；铁锅煎的是黄鱼或带鱼；待下锅的热炒是，烤麸素鸡金针菇黑木耳花生米、黄芽菜与肉丝混炒的“烂糊肉丝”、清炒黄豆芽与油豆腐、家常豆腐加蒜加葱、雪里蕻咸菜炒冬笋……看官或问，这不早就是小康社会景物了？其实，那时沪人过年，准备“年货”费时要达月余。这“大鱼大肉”四字，肉要靠每人每月半斤数两肉票的攒积，鱼则分大户小户论条供应……①

再看一段刊摘：

据上海自行车厂一食堂采购员的女儿回忆：因为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厂革委会(“文革”时期单位权力机构的称谓)决定每月给他(指父亲)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②

最后看一段网摘：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注：纪琮：《十年细事漫录》；沈麟轩：《“文革”时期的上海商品供应》，载天益网、博客日报、春秋战国、二闲堂文库等网站。

以上三段摘编皆对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言之凿凿，甚至列出切实的数据，使人毋庸置疑。藉此，笔者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作过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注：2008年8月7日，在由熊月之教授主持的“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间隙，笔者向在座的提出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不凭票的问题，当场遭到大多数“知青人”的质疑和反驳。小说家叶辛以“在贵州农村曾十一个月没吃肉，回家路经弄堂时闻到肉香，馋得向母亲提出要吃肉，却因肉票限制，不能如愿”等记忆和家藏《票证大全》中有印着一头猪式样的票据可证，申明绝对不认同此说；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场打电话询问原三角地菜场负责人，回话肯定“文革”期间使用肉票。笔者强调此说为档案和方志记载，并针对性地声明：此项研究不是延伸性地得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他说：

在家我是老小。当时买菜做饭全是我。因“文革”时期当教授的父亲受到冲击，工资也减掉了。我们家就经常买一块猪肉切成片，肉片炒青菜，肉片炒卷心菜，既有荤又有素。我断定“文革”买肉不凭票。

多数人的记忆不仅构成强势，还可生成“话语霸权”。那么，比照个别人相悖的记忆，只能凭史实来说话了。为了求得对该问题的全面厘正，现将上海凭票证供应猪肉的情况排列如下：

1、1955年12月1日至24日，上海首次实行猪肉凭票供应。凡持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不分市区和郊区，一律按月定量，每人每月发放375克猪肉票，凭票买肉。后因生猪到货较多，当月24日起，不再凭票供应。前后历时23天。尽管时间很短，但开启了上海凭票供应猪肉的先例。

2、1957年1月1日至1964年5月31日，上海第二次实行凭票供应猪肉。市区居民每旬定量125克，元旦加量125克，春节加量625克。历时7年5个月。期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供应方法和定量年年不同，甚至月月变化，如1961年8-12月的每月下旬，全市不供应猪肉。

3、1976年7月16日至1979年10月，上海第三次实行按人定量、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按规定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2元(折合猪肉2.36市斤)。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1元；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50元。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75元；郊县农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元。春节加1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5元。1977年4月起，因商业部要求上海的猪肉供应定量标准应与北京、天津两市取齐，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公斤(去骨猪肉)；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0.75公斤；郊县农民定量为0.5公斤。本期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历时3年多。4、1984年12月23日至1985年4月20日，上海第四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规定市区居民凭“上海市购物证”，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30元(折合统货猪肉1.5公斤)。此次供应办法历时4个月。5、1987年11月21日至1992年5月，上海第五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市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凭“上海市副食品购买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元。回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赁“清真牛肉专用卡”每人每月供应牛肉5元。节日增加供应量。此次供应办法历时5年半。プ凵纤述，上海自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共五次采取凭票证供应猪肉的办法。第一、二次发生在“文革”运动爆发之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第四、五次则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再作进一步检索，可知第二次与第三次间隔中的“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就此，可以明确断论：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凭票证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它与“文革”发生的联接，就那么一鳞半爪的最后时段。只是这最后时段的演变很有咀嚼和解析的意味（注：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73-74页记载：1975年春节后，外省生猪到货开始锐减，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上海市区库存量最少时不足3天销量。于是，采取压郊县，保市区的办法。整个第2季度优先往市区调运生猪达59万头，比1974年同期增加15万头，支援了市区供应。至1976年4月，上海市区猪肉濒临脱销，其中“4月5日，市食品公司冻猪肉库存仅904吨。除组织郊县突击调运，并派员分赴各省催调货源应急外，市场销售每天限额投放300吨上下，卖完为止”。正是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上海紧急实施猪肉凭票供应。至于为什么“文革”临近结束时，外地调入上海的猪肉量锐减，郊县要限时限量调运市区，均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三项持续性的保证

ツ敲矗上海“文革”前与“文革”后均实行凭票证供应猪肉，怎么“文革”中会是“敞开供应”呢？

ピ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

ピ诩苹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保证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资源调运和副食品供应，是一条重要的棋路。早在1958年，国务院即规定由商业部从各地区调剂生猪指标，供应北京、上海和辽宁，其余由省、区、市及协作区负责安排。自1963年起，商业部将生猪列为第二类商品。调往上海的生猪指标先由市专业公司上报商业部，由商业部在全国商业计划会议上统一平衡后，再下达分季、分省(区)调拨计划，具体则由产销双方衔接调运（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当时，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为主要调运地(上海派出人员设立固定联系点)，后扩展到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请看表1：

由表1可知：上海“文革”时期市区猪肉年总供应量在12万吨(1969年度)至17万吨(1974年度)之间，一方面总量基本稳定；另一方面间距也略为明显。这说明在总体的宽余中仍存在局部的紧缩。然而，表1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外省调入的猪肉占上海市区供应的主要份额。其中，最高为1967年度，占总货源的77.97%；最低为1973年度，所占比例63.32%，整个“文革”期间外省货源总平均比例达到69.8%，即上海市区菜场三分之二强的猪肉由外省提供。

另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披露的资料，可从增添冷藏车和建造冷库等侧面提供佐证。当时外省猪肉调沪后，由市汽车运输公司三场的16辆冷藏车承担运输。当旺季集中到货时，难以为继。1970年1至9月，就因铁路卸货超期罚款146783元。1971年1月市革委会财贸组、工交组联合发文，批示将交运局汽车运输公司所属15辆冷藏车调拨给市食品公司，以承担外省调沪猪肉的运输任务。1973年，商业部下拨给市商业二局一批意大利“菲亚特”保温车。1975年又增配4辆罗马尼亚“布切奇”保温车，以充实上海副食品冷藏保温运输的能力。与此同时，因上海60年代，全市冷藏容量仅4万吨左右。生猪上市旺季时，全年猪肉库存量都在5.6吨左右，高峰时甚至近8万吨，为此还曾削价推销造成亏损。1969年2月，经市革委会批准，上海投资在大场肉联厂建造万吨冷库一座，并配套安装了日宰生猪0.4万头的流水线。1970年8月，市革委会财贸组又批准在波阳路建造1200吨简易冷库一座。市商业二局革委会则自筹资金，在大场、龙华、北新泾、外冈、黄渡、北蔡等地，扩建、兴建可容10万头活猪的饲养仓库，缓解生猪候宰、猪仓不足的矛盾（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335页。)。先看“全国保上海”的供应量常年保持如此之高的比例(尽管70年代后，该比例有些微下降)，再看其运作部署如此切实和周全，说明上海“文革”时期以猪肉为主的副食品供应，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若是进一步探究，在猪肉等副食品“全国保上海”的背后，同时可见在日用工业品方面“上海保全国”的功能。例如据有关报道：1968年春节前夕，上海“仅从陆路运往外地的日用品，就达六千多吨”，“第二季度调拨给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比第一季度增长20%以上”（注：《警惕坏人捣乱春节供应》，《解放日报》1968年1月14日；《本市日用品采购供应量节节上升》，《解放日报》1968年6月24日。；1971年1月上半月，“上海商业部门已调出大批吃穿用商品，其中仅毛巾、被单、毛毯、卫生衬裤、锦纶袜、弹力袜、丝绸、呢绒、化纤布、胶鞋、搪瓷制品、钢精器皿等日用工业品，就运出9900吨，比同期增长20%”（注：《北京上海天津调拨大量日用工业品供应各地》，《文汇报》1971年1月24日。；1973年全市工业品“对外地调拨总值比1972年增长7.5%，超过计划2.7%”（注：《上海市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解放日报》1974年1月5日。；1975年初，为支援兄弟省市的春节市场供应，上海“铁路、航运部门，加快速度组织调运。本市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总值，一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二成以上”（注：《上海市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文汇报》1975年2月8日。)。

看来，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制造的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调运外省，构成了外省猪肉等副食品保障上海的互动。如果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动因，那么，它在根本上属于国家计划经济调控的结果。这种计划经济的调控可能会侵削民间的经济活力，亦可能会造成经济格局的失衡，但恰恰是它的权威至上，恰恰是它的强力主导，即便在政治动乱的非常时期，仍向上海提供了充足的猪肉供应。

原因之二：郊县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

再看表1，“文革”十年间，上海每年从郊县调入的生猪在3万多吨至5万多吨之间，平均占总货源比例的29.4%，即三分之一弱。其中，最低年份为1967年的32962吨，占当年总比例的21.25%；最高年份为1972年的55924吨，占当年总比例的36.23%。在此，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年度之间的生猪调入量有差异，甚至发生跳荡性的跌落，如1966年与1967年之间(总量38131吨→32962吨；所占比例27.75%→21.25%)；1972年与1973年之间(总量55924吨→40746吨；所占比例36.23%→29.21%)。但十年间的总体走势却呈现出稳步的增长状态，如1966年调入总量为38131吨，所占比例27.75%；1976年时，调入总量增至54977吨，所占比例上升至32.09%。这说明“文革”期间，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收购和上市情况不仅是正常的，且对市区的供应和民众生活作出了贡献。

那么，在“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正常的情况呢?

50年代时，上海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再分别给予饲料票、留肉票等奖励。60年代时，上海实行了“换购”政策，即社队集体和社员按照合同规定出售肉猪(含牛羊)等，收购站则根据合同发给“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卷”(简称“工业卷”，可用来选购人造棉、呢绒、胶鞋、铝锅、面盆、手表、自行车等39种工业品)和“上海市郊区专用商品购货卷”(简称“专用卷”，可用来选购肥皂、香烟、食糖、火柴、食盐、酱油等24种食杂商品)等。表面上看，甲方交货，乙方给卷，似乎是一种约束性的交换，实际上恰是一种诱导性的促进。正是这种“把向农民收购肉食品和向农民供应商品结合起来”的政策，使上海郊县“1965年收购生猪148.13万头，为1962年的2倍”（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1966年2月，上海生猪收购由派购改为计划收购，具体由市计委根据农商各部门的建议，核定年度生猪饲养和上市任务，再由各县政府下达并逐级落实到生产队；各级商业部门则同生产部门逐级衔接，按计划进行收购。如果说这明确是加强了生猪生产的指令性，那么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高潮中，即便是奖售的方法发生了改变，但奖售的原则却一如既往。如1966年2月起，“不论集体或社员，出售符合起收标准的肉猪，每头奖售布票2公尺(1967年4月1日改为1公尺)、饲料15公斤”；1971年5月，“为鼓励养大猪，凡交售肉猪每头白肉超过35公斤的，每超过0.5公斤由国家奖精料(包括粮油副产品)1公斤。1974年7月1日起，由生产队出料加奖原粮0.5公斤”等（注：汪杰：《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在整个60-70年代，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始终处于优惠政策的支持之中。其间，从“派购”到“换购”再到“计划收购”，显然是自上而下地增强了调控权重；从奖赠购物卷到奖售饲料，显然是为了持续保证并扩大生猪饲养的规模；从集体留料到国家奖售，以及各种细节和标准的变化，显然是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积极扶持。而这三个方面聚集于一点，那就是“文革”期间上海郊县农民的生猪饲养，非但没有像市郊菜农遭遇“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戏弄和挤压，还因政策方面的宽松和激励，在个人和集体均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基本确保了生猪饲养量的有效增长。表2可证：

确实，优惠政策导致了有效增长(“文革”十年间，上海生猪年饲养量从1966年的300多万头上升到1975年的600多万头)。然而，“优惠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撑。众所周知，生猪饲养的关键是饲料粮的供给。若是让郊县农民自产、自留、自寻饲料粮，即便有“购物卷”、“留肉票”等政策保证，也只能自给自足，略有多余，而不可能构造成郊县生猪饲养的基地，承担起向城市供应猪肉的任务。所以，通过向农民奖售饲料粮，既可使农民有所收益，又可促进郊县农村的养猪事业。据统计：1966年至1977年间，上海饲料供应数量为205014.23万公斤，其中猪饲料占33.81%，禽蛋饲料占8.72%（注：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这些饲料粮有的是中央专项下拨的，有的是地方自筹的，表3可证：

由此可见，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不仅是向农民提供了谋取利益的可能，调动了农民务实于养猪产业的积极性，更有来自政府的巨大专项资源的输入和扶持。例如商业部1975第50号通知明确指定，提供给上海的3000万斤饲料粮，“用于生猪催肥，以增加肉食自给量”（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再次分配商业部专项拨付饲料粮的通知》，长期391卷，第4页。)。所以，上海郊县生猪交售政策不是单一性的存在，它聚合着中央、地方和农村集体、个人的多方责任和积极性，它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供应保障的有效结合。而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国家计划经济主导的运作和结果。

当然，中央专项拨入和地方自筹的饲料，并不能完全满足上海郊县整个饲养业的需要，其间的差额仍需多方筹措和调配。例如1966年上海饲养业投入的精饲料达23382.38万斤，其中玉米、蚕豆、大麦等粮食8092.83万斤；麸皮、清糠等粮油副产品15289.55万斤（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66年1-12月精料支出分配表》，1967年，永久52卷。)。1976年上海市管商品饲料总计31852.35万斤，其中粮食16303.01万斤，粮油副产品15549.34万斤（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76年实绩》，长期404卷，第13页。)。同时，上海郊区大力利用水生饲料“三水一萍”(水花生、水浮莲、水葫芦、绿萍)，据《上海市郊县青贮饲料历年统计总表》记载：1973年度为2.19亿公斤；1976年度为3.80亿公斤。储存“二壳一芒”(菜籽壳、麦壳、麦芒等)也是重要的饲料来源，例如1972年入夏以来，“据不完全统计：10个县约1万多个生产队开展收集工作，储量达70多万担，为40万头猪解决了越冬粗料”（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郊县大力收储“二壳一芒”解决养猪粗料》，1972年7月26日，短期234卷。)。就此，上有饲料粮的调拨和奖售，下有青粗饲料的收集和利用，终于确保了“文革”时期上海郊县养猪业的顺利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80年代，“农村粮油销售价格调整后，国家取消了收购生猪及其它农副产品的奖售粮和奖售油”（注：上海市粮食局档案：上海市人民政府1985年4月9日《上海市农村调整农村粮油销售政策和价格方案》，永久85(2-1)卷。，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业进入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之中，价值规律成为其勃勃生机的原动力（注：据《上海副食品志》第61页，上海市区生猪进货统计：1985年度，郊区调市猪肉73456吨，占总货源比例28.00%；1990年度，郊区调市猪肉110381吨，占总货源比例40.07%。)。

接着，应该追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文革”期间上海郊县的蔬菜生产、经济作物生产均受到“利润挂帅”、“钞票挂帅”的批判，而同样关系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市民日常生活的生猪饲养却得到了多方的扶掖呢？

事实上，“文革”运动爆发初期，上海郊县的养猪业曾一度受到猛烈的冲击。据1967年2月17日《解放日报》报道：当时，一些公社因“革命”而“饲养工作无人管，生猪大量死亡，圈存量显著下降。如松江县一个公社在最近一个多月里，圈存量就少了二千多头”，还有人声称要“分掉集体饲料粮”；同时，也有造反派振振有词地指责“社员养了猪，生产无劲道，收工回家朝棚里跑”，是“私”字当头，直接导致“有些地方出现了‘杀猪风，如金山县吕巷公社在最近一个月里多，就杀掉了母猪七十头，出售了小肉猪一百七十九头，使社员养猪大大下降”（注：《坚决粉碎破坏养猪事业的妖风》，《解放日报》1967年2月17日。)。但这股伴随着“经济主义”而兴起的潮流，很快就被制止了。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评论员文章《戳穿新的阴谋，发展养猪事业》，直接将冲击养猪业的行径挂在了“阶级斗争”的纲纪上。此后，当政者便悉力推进郊县养猪业，使其规模和产量不断扩展。

其实，存在于此中的缘由和内里的玄机，并非直接指对着保障城市供应(即城市供应的权重并不是至上的)，否则很难解释发生在上海郊县的“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故事（注：根据张春桥的批示，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发表报道，介绍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十一生产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并将菜农种粮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在全郊区推广。结果，上海郊区蔬菜种植面积有所裁减，并引发了市场供应紧张。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菜农不吃商品粮”草草地收场。)。然而，恰恰关系到“商品粮”——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谓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为当时农业生产的方针，继而围绕提高“粮产”，便引申出“猪满圈，肥满田，粮满仓”的指导思想（注：《遵照毛主席指示，多快好省发展养猪事业》，《解放日报》1970年10月31日。)。由之，便划分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河，因为蔬菜、经济作物等不与“粮产”相干，甚至会发生挤占粮田的争搆，自然遭至侵削和打压。反之，生猪饲养与提高“粮产”之间存在良性的生态循环，自然被极力地发展。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确立和标树(实际上，当“以粮为纲”被奉为圭臬的时候，“全面发展”则被割裂了)，至1969年时，上海郊区生猪饲养量就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28%，实现了“一人一猪”的指标，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养猪1.2头，每个农业户养猪4.7头（注：《本市郊区实现“一人一猪”》，《解放日报》1970年10月14日。；到1971年时，实现“一亩一猪”（注：据《上海郊区副食品生产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72年2月18日）称：1971年，全郊区养猪530万头，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58%。该年郊区供应市区的肉猪达260多万头，如果按市区户口平均计算，约等于每户两头。；1972年达到一亩1.08头猪，又比1969年增长37%，且全郊县大力鼓励社员家庭养猪，各社队不仅向社员家庭供应仔猪，落实家庭养猪的饲料政策，对条件较差的农户(贫下中农)，还可由信用社贷款，发给生猪预购定金，免费打防疫针等，从而使1972年的社员家庭养猪量“比1969年增长了41%”（注：《解放日报》新华社消息，《上海郊区养猪事业迅速发展》，1973年2月7日。)。应该指出，这一切都是在“养猪为革命”的旗号下，或者说在“为革命养猪”名义的庇护和照拂下实现的（注：当时的口号是“身在猪棚闹革命，放眼世界看全球，多养猪来多打粮，狠狠打击帝修反”，《解放日报》1970年10月14日。)。于是，所谓“革命路线”决定一切，为“以粮为纲”而养猪，为“广积粮”而养猪，便成为“文革”期间上海郊县养猪政策持续而稳定、养猪业迅速发展的根据和保障。

原因之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

上海作为人口集聚的大型城市，其源于公共饮食行业、单位伙食团和居民群三个方面的饮食下脚(上海人称“泔脚”)，历来作为“城市副饲料”供给农村养猪。上海解放初期，全市有10多处泔脚自由市场，参与贩卖的有300余人。1958年8月，上海按办事处地段设立了205个泔脚收集站，有800多人参与工作。据当年统计，上海市区共收集米浆24万担，泔脚28万担。同时在淡家桥、四平路头道桥、控江路桥等处仍存在泔脚贩卖自由市场，“经常有3百多贩户和1百多条船自由买卖，每天有5千斤左右的泔脚流往外地”（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怎样挖掘城市副饲料》，1959年1月，短期4卷，第14-15页。)。“文革”运动爆发前的1964年，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粮食局、商业二局、农业局等《关于充分利用城市饮食下脚发展近郊菜区养猪》的报告后，“上海、宝山、川沙、嘉定、青浦、南汇6个县的62个人民公社都在利用饮食下脚喂猪，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65年12月份市区饮食下脚收集情况》，长期233卷。)。各区普遍建立饲料机构(称谓“区饲料工作组”、“区粮食局饲料工作组”等)，郊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或公社则派专人常驻市区各饲料中心站，按分配的泔脚数量派人到集中站车运。如上海县主要包销长宁、徐汇、黄浦、静安四个区的饲料喂猪，全年可节约相当于1.3万亩土地生产的粮食（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本市街道里弄收集猪饲料支农情况》，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66年2月12日，长期233卷。)。 据综合统计：上海1964年收集泔脚1亿斤左右，1965年收集了2亿斤左右（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进一步挖掘城市饲料下脚工作中几个问题报告》，1967年8月9日，长期255卷。)。

或许是上海的“文革”运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械性武斗”，整个社会的生活次序尚属正常；或许是郊县养猪业受到“革命路线”的护佑，没有非常的力量能够割裂城乡间的良性互动，总之，上海“文革”十年间，城市泔脚饲料的收集工作持续而发展。请看图1：

由图1可知：1966年至1967年时（11304万公斤→21411万公斤）；1971年至1972年时（26605万公斤→40013万公斤），上海城市饲料收集工作连续翻番性地跃上了两个台阶。联系前述“文革”初期郊县养猪业曾受到冲击，说明这第一个台阶是制止冲击后的效应。至于第二个台阶能够陡然将城市饲料收集从2万多公斤提升到4万多公斤，且一直保持在高位数运行，那是因为全市掀起了收集饮食下脚、支持农村养猪业的群众运动。

据1971年的统计，当年“全市建有饲料收集站228个，收集人员1470人”，如果说这只是推进常规工作，那么敲锣打鼓进里弄，男女老少齐动员，才是真正地调动和激发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例如徐汇区在各街道开展宣传活动，在各里弄增加泔脚缸。卢湾区粮食局组织里弄干部、退休工人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养猪场，亲眼观看农民使用饮食下脚喂猪。然后组织七十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到77个里弄挨家挨户宣传（注：《全市大量收集饮食下脚，支援郊区农村节粮养猪》，《解放日报》1973年2月7日。)。正是这种“文革”运动群众的模式，因为群众的思想和意绪被高度地整合化了，剪贴化了，且内在的认知与外在的氛围，被校对在一个以“革命”的名义为目标的准星上，以致时刻处于被点燃、被召唤的状况中，很轻易、很顺畅地就能运动起来。例如卢湾区鼓动里弄居民“争当饲料义务收集员，复兴中路106弄有位80多岁的陈老伯，主动在饲料缸上写‘为革命积聚饲料；退休工人金某每天在饲料缸内将猪不吃的蚕豆壳、螺丝壳等用手捡出来”。虹口区通过掀起高潮，“1-7月的收集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31%”（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71年《简报》第41期，《收集城市饮食下脚支持农业发展养猪》，饮食下脚3卷，第127页。)。为此，李先念副总理指示推广上海经验，国务院第15号《参阅文件》以《城市的废料，农村变成宝》为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和介绍（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加强收集城市饮食下脚，支援郊区社队发展养猪》，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地区组，1977年4月8日，案卷号短期324卷。，引得“北京、天津、武汉、哈尔滨等几个大中城市都先后来沪参观”（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深揭狠批“四人帮”，多收泔脚支农忙》，1976年12月31日，案卷号短期324卷。)。至1973年的统计，“全市在107个街道，1180个里委都开展了饲料收集工作，有1800个收集人员，建立了181个饲料集中站，摆设盛器10万余只”。同时，泔脚饲料的质量得到提高，“如静安区南西饲料站做到菜皮、泔脚、米浆三分开；杨浦区控江饲料集中站水控制在30%”，有力地支持了郊县养猪业（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城市饮食下脚质量问题的汇报》，1973年12月3日，饮食下脚4卷，第9-10页。)。运动群众是“文革”运动的法宝，开展阶级斗争和大批判需倚重此道，连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为此所牵缠、所搅动，这便是“文革”时期的社会特征（注：80年代以后，因城建、消防和卫生部门强调整顿市容，上海泔脚饲料的收集工作渐趋萎缩。)。

与此同时，上海有关部门将所属真粉、淀粉厂的糟渣，统一交由各区县的饲料部门经营分配。据1965年的报告：“本市支持郊区养猪的统糠每月约1千余万斤。”（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提高市区统糠加工质量的意见》，1965年11月3日，案卷号长期1965-78卷，第32页。1968年6月，市革委会财贸组、郊区组召开郊区养猪工作会议后，决定自1969年起，糟浆饲料的投放将主要倾向于上海、嘉定、宝山、川沙等近郊地区。以上海县为例：全市糟渣类饲料19.34%，淀粉浆水类饲料31.36%，酒漕类饲料30.12%，麻油渣饲料30%分配给该县（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城市糟渣饲料调整分配的通知》，1968年12月19日，案卷号长期281卷，第6页。)。70年代后，由于工艺革新降低了单耗用粮，如豆制品行业采用隔心脱水法后，使百斤豆片的豆渣由原来的220斤下降到150斤，直接导致城市糟渣饲料量减少。如1970年安排郊县的漕渣6990万斤，比1969年同期又减少1440万斤，下降18%，甚至造成“有些社、队组织力量去外省采购，增加了养猪成本”（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城市糟渣饲料问题的报告》，1971年10月25日，漕浆3卷，第64-66页。)。为此，市饲料业为支持郊区养猪，尽量压缩市区单位的漕渣供给。据统计：1966年至1972年间，上海饲料业共向市郊各饲养场提供糟渣11亿斤，除供商业二局饲养出口肉猪外，其余均分配给郊县。如1972年，全市共分配漕渣1.37亿斤，商业二局系统3200万斤，科医教“五七”干校900万斤，郊县共8300万斤（注：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关于糟渣饲料减少的情况汇报》，1973年6月16日，短期245卷，第7页。)。

另外，“文革”前市人委成立的“养猪办”，曾抽调100多人派驻农村基层养猪试点场(队)担任联络工作，促进了城与乡、产与销之间的沟通，提高了管理水平。此项工作在“文革”中也持续进行。市食品公司还举办 “猪医生”培训班，达1300多人次

⑧ （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5页。)。1974年时，市食品公司响应“走卖菜的学种菜”的号召，开辟“走卖猪的学养猪”的道路，共抽调城市采购员、营业员一百多人，分九批去宝山、嘉定、上海、南汇、崇明等县参加养猪实践⑧。此项工作对城市卖肉人掌握生产情况，预测上市趋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看来，从动员群众参与到糟浆饲料投放再到管理人员下乡，城市支持郊县养猪业呈现出多方位、多渠道的状况。如果说这确实是提供了一些资源和人力保障的话，不如说这是计划经济整体运作的特点、功能和结果。

综上所述，针对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事实，原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原因之二：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原因之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正是这三个着力点既分散又汇聚的构架，在缺欠价值和市场等活力因素的支配下，完全依据方针的引领、政策的落实和措施的妥帖，打通了里外，沟通了上下，为上海非常时期的副食品供应，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平台。

三、记忆建构时的史实假托与价值取舍

关于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问题，属于“是”或“不是”的事实判断。然而，当它与“文革”“非常态”的政治生活搅和在一起，当它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淘洗，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公共论坛中构成了公共话题，甚至在已发生了歧义的境况下，便准定要引出“集体记忆”的辨析。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由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它强调记忆的公众性，在对历史记忆（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和其他记载获得）与自传记忆（个人对于经历往事的回忆）作出区分的前提下，指出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集体记忆”理论予以关注。确实，上海“文革”猪肉“敞开供应”的事实，歧变性地演化成“票证供应”的“集体记忆”，也是通过各个个体的记忆表达，再经过公共平台的制造和形塑，而成为集体性的记忆传达。此间，从个体的记忆表达到集体的记忆传达是两个阶段的分布和跨越，但并非是说个体的记忆表达是真实的，而集体的记忆传达就是失真的。

其实，属第一阶段的个体记忆表达，处于或家庭、或亲朋、或好友的相处与聚会中；处于或讲故事、或发议论、或抒怀旧之情的沟通与交流中。于是，当有讲述者的意见、观点、情节描述成为主导倾向的时候（这往往取决于某一群体中讲述者的权威身份和讲述的质量），便能在倾听者、议论者中产生“呼应效果”，即先引起吸附式的共鸣，再引出附和式的共识。此时，没有任何因素和环节可以保证讲述者的意见是确切而不失真的。尤其面对“文革”时期猪肉供应是否凭票的问题，因为它不是在记忆当时猪肉价格这么精确的数字（因关系家庭生活和开销，被不少人准确记忆），而是在记忆一个时期的供应状态，被许多类似的记忆枝蔓（如繁多的票证）遮掩着、错落着，生发出失真的记忆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应该承认，这种民间记忆自然地——“存在”——于人群的交流中，即便有所差谬，因为呈现出漂移性、涣散性的“存在”状态，也就不会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属第二阶段的集体记忆传达，则是处于或报刊杂志、或广播电视、或讲坛报告的传媒机构中；处于或介绍、或阐述、或评论的大众传播中。于是，原来个体的、民间的记忆，

便凭借社会公共论坛的权威和功能，产生着“膨胀效果”——既储存起来，又传播开去，以至成为大众的话题。如果说这只表现在形式上，那么更关紧的便是既传播开去，又汇聚起来，以至在实质上成为公共的认同。此时，如果没有史学工作者根据档案作出结论，并进行有效的传播，同样不能保证公共认同的讲述和意见是确切而不失真的。因为类似“文革”时期猪肉供应是否凭票的问题，毕竟属于日常生活的记忆，而不是如上海“文革”时期的“炮打张春桥”、“踏平联司”等事件性记忆。比照而言，事件性记忆有确切情景、人物与过程的关系，且时空坐标不可动摇，事变演进不可复制。日常生活记忆也会有片断、细节的真实，但日久天长，琐碎笼统，难免生发出凿空之论。应该承认，这种进入公共传媒的记忆——“存在”——具备了社会活动的公信价值和意义，即便有所乖舛，因为呈现出至上性、权威性的“存在”状态，也就不仅成为了公众记忆的依托，更成为了公众记忆的动力。

接着，必须追问的是：面对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简单史实，为什么个体的记忆表达和集体的记忆传达，均会出现舛误的失实情况呢？

“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是需要构建的，即记忆不单纯是人们对过去经历和体验的回忆，还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再造”的。所以，当下的境况和理念，认知和判断，利益和期待对“集体记忆”的构成至关重要。这也就是说，记忆建构不仅关涉事实认定，还关涉情感迁移和价值判断。于是，联系本题题旨，可知在上海长达37年（1955－1992）的票证史上，先后有5次发放票证供应猪肉，但恰恰不包含在“文革”时段之内。在此，曾经发生过的“票证供应”的史实，便在形态上为记忆建构提供了依凭，但在实体上却被幻化的意象迁延了、讹舛了，难怪一些中老年人信而有征地描述肉票的形状，并以此为“事实认定”。

至于这段“事实认定”被穿凿附会地种植到“文革”时段内，那是因为时下人们对“票证时代”的记忆，总是关联着“经济短缺”、“供应紧张”、“生活艰难”等回顾和评价，这便很自然地唤起人们的苦难记忆、创伤记忆和灾害记忆，而这又怎能不聚焦到“‘文革悲剧”的价值判断上来呢！何况，人们还可提供许多类似“半夜排队”、“猪油拌饭”、“发放票证”等精采的生活片断——以真实的片断支撑模糊的时段——来作响应和确证。就此，关于上海“文革”时期凭票供应猪肉的“集体记忆”，便在一个属于政治选择的意义框架内完成了建构。关于本题的逻辑推演，尚需辨析和应答的话题还有：存在于公共论坛中的“集体记忆”已确认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便可推导出城市猪肉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等境况，进而可推导出“文革”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结论（注：据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记述：当前学术界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评价，主要有“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指出：从1974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说：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1993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同时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事实上，这是“集体记忆”重建时，引入“‘文革灾难论”的价值取舍的结果。反之，当公布上海猪肉“敞开供应”的史实时，就如同笔者曾数次遭遇到的质问：这是否会推导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不同的“文革”记忆产生不同的“文革”追问。史实核查与价值辨别，既要区分，又要联系。前者是真与假；后者是是与非。真与假的核查靠的是功夫；是与非的辨别靠的是学识。所以，即便在原则上信守“‘文革灾难论”的价值取舍，回到史实，坚持史实——不仅1976年7月16日前，上海猪肉“敞开供应”，再看两条相关材料：

整个“文革”时期，上海猪肉一直按国营牌价九折供应，即零售价为每1市斤(500克)0.85元。这个价格标准根据京、津、沪三大城市猪肉价格平衡的要求，由商业部通知于1965年9月开始执行，于1979年10月停止执行，历时14年（注：据《上海价格志》第94页、《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328页记载：1979年11月，根据国务院部署，上海猪、牛、羊、禽、蛋、水产品、牛奶等7种副食品同时提价，猪肉零售价格提高为110元/50公斤。)。期间，当猪肉货源充裕时，上海市区还多次实行临时降价销售，如1966年1月5日至26日，以折扣率8折销售，每1市斤0.69元，全市供应15163吨。1966年12月16日至1967年1月2日，以折扣率7折销售，每1市斤0.665元，全市供应22838吨。火腿、香肠、肉松等也同期降价（注：汪杰：《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又：2009年5月30日,笔者与金光耀、李逊第三次访谈原写作组成员王知常。王说当时猪肉积货很多，打折卖。张春桥知道后指出可能是“走资派”搞的阴谋。)。

整个“文革”时期，上海猪肉的年市场供应量与年人均消费量均稳步上升。以1965年、1970年和1975年为参照坐标，可见上海市区的年猪肉供应量分别为95166吨→103557吨→154343吨。年人均猪肉消费量则为14.8公斤→17.85公斤→27.71公斤（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又：据陆融《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3、100页记述：1971年4月25日和6月22日,写信回家代班长买猪肉，“寄上四公斤，咸的，最好是肥的”，“如还没有寄的话，再多买三四公斤”。可见，在上海人均猪肉消费量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知青的渠道外流的。)。即“文革”起始年人均每月消费猪肉2斤多，“文革”中期月消费近3斤，“文革”后期甚至达到月消费猪肉4斤多。

由此可见，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和消费，一是敞开供应；二是平价甚至折扣供应；三是人均消费量逐年递增——与现时“凭票供应”的“集体记忆”大相径庭——但这决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史实的失真需要纠正，史实的判断更不容悖谬。所以，关于本命题的正确结论应该是：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但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仍然为上海以猪肉为主的副食品供应提供了保证。

这只是“文革”时期关涉猪肉供应的“上海视角”。若有学者能继而展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猪肉供应情况，以及江苏（南京）、安徽（合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猪肉输出地的情况，并进而将这些“视角”合成起来，既看各自的动态，又看各方的关联，所谓“票证时代”研究（含“文革”经济史、城市生活史研究）将会获得有价值的展开。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