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聂家华

摘 要：运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中的规律性知识和经验启示来观照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建构实践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应该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物质基础；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积极吸取和运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儒学价值体系中所蕴含的可用性资源和功能；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当下的问题处境；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在同其他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交流、碰撞和融汇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逻辑；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80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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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由社会崇尚和倡导的一系列价值观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其中，反映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基本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且经过制度化建构后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就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就象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①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定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依托，在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也在更替和发展。自上古以来，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以宗法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西交汇、新旧更替的近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内容的现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又发生了六次历史性折变：第一次转折是从殷周时期宗法礼制一元统摄到春秋战国时期众多价值学说并存；第二次转折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并存到秦汉时期的一元统摄，经学最终被推至独尊地位，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第三次转折是魏晋以至隋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一元渐次演化为“以儒为本，三教并存”的多元并存状态，在经过长期的碰撞和交汇之后，儒学通过借鉴佛、老，创新自我，建立起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理学，宋明“新儒学”的形成及其独尊地位的确立表明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再次复归一元状态，此为第四次转折；近代以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救亡主题，沿着不同的路径试图对断裂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修复、创新或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再次进入多元并存的时代，此为第五次转折；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一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冲突、交汇和融合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予以科学转化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执政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被认定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也由多元复归一元，这是第六次转折（注：关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历程的梳理与重建以及蕴含其中的可用性功能和资源，笔者已分别以《赓续与演化：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维度考察》和《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进逻辑与经验启示》为题进行了探讨，具体请参考《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长期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更替有序的“系谱”，目前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形态，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关联。因此，当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资源的参与，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既植根于历史传统又符合时代要求，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力和凝聚力。

本文把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实践置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坐标上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中的一般规律、经验启示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当代建构中的运用和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路径作出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和设想。刍荛之言，聊作引玉之砖，请方家指正。

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巩固和完善的物质基础

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价值观受社会存在的制约，是处在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反映。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历程表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存方式又为价值主体带来新的价值观念，生成新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建构、创新和转换都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

西周末年，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最终导致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和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破产，逐渐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私有化过程中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的新兴阶层，不断挑战既有核心价值体系的权威，纷纷提出反映本阶层利益和要求的价值学说，百家争鸣，蔚为大观，随之而来的就是宗法礼制的分崩离析和价值体系多元并存局面的形成。

经学在汉初被确认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铁制工具和畜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加上汉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政策的推行，引发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对自然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侵蚀和破坏作用。“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法、宗教制度、尊卑关系、习惯传统等等，现在都在这个炼金炉中化为灰烬了。”（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在此情势下，迫切需要一种解释系统来对大一统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孔孟儒学原旨中高度重视社会秩序和等级观念的思想传统和“入世”、“有为”的价值原则与统治者的要求十分契合。于是，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生们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损益”，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更新和变革。

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加之农业、手工业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在新的生存方式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嬗变，追求实际、讲究功利、义利并重甚至重利轻义的思想对传统的义利观、价值观形成强烈冲击。这样，在坚持儒学道统的前提下，对变化中的社会秩序提供新的解释的理论系统——理学便应运而生。宋明理学主张以德修身齐家治国，重视精神生活，看淡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提出“存天理，遏人欲”……这些都是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动力，同时也为创新提供了条件。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诸关系的认识与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改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发生了飞跃，其结果就是价值观的内涵日趋丰富、社会价值体系日趋完善。

殷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很狭隘，认识的无知领域还极其宽广，因此，殷人有浓厚的鬼神崇拜观念，并据此建立起一套非理性的解释系统——天命论，借助天地鬼神的权威来论证“礼”的合法性和重要性。西周末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怨天”思潮兴起，怀疑天命、重视人道的价值观念不断发展，到春秋以至战国，神与民的价值地位逐渐被翻转。虽然诸子百家的价值取向各异，但在重“人道”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儒家倡道德，墨家言功利，法家重权力，道家崇尚自然，都从不同侧面大力弘扬人的价值。较之殷周时期，此时的价值学说在内容上获得重大突破，秩序人伦成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终极关怀。不仅如此，社会价值体系在外在形态上也渐趋完善。儒家对礼制的合法性作了人性论解释，法家、道家则试图提供本体论依据，各家纷纷从哲学高度对礼制秩序进行论证和解释，其思维的深度和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殷周时代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

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从性质上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价值实现形式，每一个价值主体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下，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高级阶段，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相一致的，它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都是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的生存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此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念的震荡和裂变。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激活了人们的现代主体意识，平等观、自主观、契约观和诚信原则成为社会的共识，人们的权利义务观念、法治观念、职业观、致富观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了新的价值观念，为新型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条件。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初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次新的核心价值体系转折和重建。

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建设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巩固和完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当下问题处境，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前提

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特定问题处境中产生的，准确把握和认知问题处境是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或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人们面对的问题处境不同，即所谓时过“境”迁，但是，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所处的问题处境却是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要面对的永恒任务。

纵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创新和发展都是在准确把握那个时代的问题处境基础上展开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范的问题处境决定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要担负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重建秩序，因此，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都以秩序为核心建立了种种价值学说。相比春秋战国时期，董仲舒等汉儒所面对的问题处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政治上大一统秩序的稳定，这就决定了时代的真问题是如何巩固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董仲舒等人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处境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中心问题的转换，参证天人，熔冶儒法，精心建构了新的价值体系。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明时期的问题处境又不同于两汉，这除了表现为生产力的更大进步和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变迁外，还突出表现为儒释道逐渐成鼎足之势。因此，如何收拾人心，恢复和巩固儒家价值学说的一元统摄地位，是此时的首要问题。故而我们看到，此时的众多儒士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融合佛道、创新儒学上面，无疑是在准确认知和把握了问题处境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历史经验证明，问题处境制约着价值体系的内容、特色和建构路径。人们只有对面临的问题处境进行细致的了解和全面的体察，才能建构出符合时代要求、富有时代特色和具有生命活力的价值体系。因此，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认清当下的问题处境。

全球化是21世纪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所面对的重要处境。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一个伴随意识形态运动的政治过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它总是在一定的价值主体推动下，以某种价值为其向度的社会历史过程”（注：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期。)。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必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与渗透。汤一介认为新“轴心时代”与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注：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在此情势下，西方社会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价值观念纷至沓来，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接踵而至，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瓦解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大打折扣，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当中的指导地位，削弱了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

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是当下问题处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改革推动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并由此造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对此，有学者将其具体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主体的特殊利益决定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分化和多元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又势必引起价值冲突。第二，多种体制的交织共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失去存在的主客观条件，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两种体制相互胶着，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造成了社会价值取向的一定程度的混乱。第三，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和主导价值观缺失。一方面，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在转型中不断消解，社会各种结构处于由无序到有序的动态多元重组状态。在传统结构被打破，新型结构尚未建立之时，社会中出现价值的分化和冲突也在所难免。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这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核心价值观己难以发挥主导作用，而新的核心价值观又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处于缺失的状态。个体主体意识与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同传统“正谊明道”的超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传统节俭美德，技术批判理性与启蒙理性，后现代文化与工业文明精神同时存在并形成紧张关系。（注：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塑造》，《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

概括起来，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迷失和价值体系多元并存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处境。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主导价值观的迷失导致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足、道德操守失范等问题。“价值迷失”、“价值错乱”、“价值扭曲”、“价值失范”的现象大量存在。“人们的精神在随经济上升而颓废，道德随物质积聚而败坏，日益膨胀的个性欲望在脱离社会整体利益而顺着私心自利的纵横欲壑又向新体制的夹缝中肆意倾泻，赤裸裸的逐利动机就像被释放出来的魔鬼而恶性泛滥。”（注：李成贵：《变革与延续：对文化传统的再思和再识》，《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这种前所未有的问题处境规定着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路径、方式方法和基本内涵，昭示着我们努力的方向。例如，全球化要求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展开；建构和完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古今、中外的广阔时空场域中展开，在多元视界下进行探索和思考；全球化要求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等等，所有这些路径选择都是由当下的问题处境决定和规约的。

三、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要以文化自觉为前提，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全球化的问题处境更加强调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而这恰恰是文化自觉的本质内涵。文化自觉一方面是指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尊重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做出必要的转换；另一方面是指对外来文化要“兼容并包”，积极推动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所谓文化，说到底就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理想、信念、取向、态度所普遍持有的见解。”“文化就是一系列有机组织起来的价值观念。”（注：袁贵仁：《袁贵仁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353-354页。因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纵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同时代他元价值体系的理解、批判、继承和学习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前提条件。

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其高度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对传统宗法礼制的认知和完善，为宗法礼制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道家创始者老子同样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主张人们应以自然原则(道法自然)作为建构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准则（注：张岂之：《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宋儒在创立理学时，也是以复归原始儒学相标榜，他们自认为是传承孔孟千年不传之圣学，重点发展了原始儒学中讨论抽象的心性问题以及富于形而上学思辨性质的天道、天理方面内容，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辨成分与思维模式，加以理论化、体系化而成理学范式。

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求全人格觉悟”的运动，但只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找到了可促使“全人格觉悟”的真理，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通过对西方文明的辩证批判，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方案，通过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近现代以来，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价值回归”倾向，片面夸大本民族传统价值体系的作用及其普适性；一是“价值西化”倾向，一味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取向。二者在今天仍然存在，这表明我们的文化自觉还远远不够。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建构起完整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果，用中华民族的语言和风格来准确地表达我们的价值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理解、把握并充分运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外来价值体系的可用性功能和资源，也就是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传统中寻找建构资源，从当下共时性存在他元价值体系中寻找建构资源。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许多价值观念对今人仍然具有传承价值和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只有把它们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需要的内容，才可能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文化资源。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不仅有反映本民族要求的内容，也有反映人类共同要求的内容，有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经过扬弃也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体现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就是坚持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如果在价值体系建构中丧失了民族性和自主性，不能用本民族特点的价值体系来统摄人心，而是听任外来价值体系来解读、裁剪、规约和引领人们追求和实现生命价值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必定产生对自身生活世界的误读与误导，引发民族生存危机。如果在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丧失了开放性和世界性，不注意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会因此失去其世界意义，也会因失去了发展和更新的重要动力而日趋萎缩。

四、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处理好与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儒学价值体系的关系，充分吸取和发挥蕴含其中的可用性资源与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要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人文内涵、中国特色和普遍认同的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除了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价值观念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深刻把握时代特点，全面认知中国国情，客观对待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外，还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资源和可用性功能，借鉴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和发展中的诸多经验和做法，结合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时代潮流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演变过程中，发展脉络清晰、影响深巨者当属儒学价值体系，在当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处理与传统的关系，实际上主要是处理与儒学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就是在认识、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运用儒学价值理论，对其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样式，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不能没有儒家的参与。从功能看，儒学是以巩固秩序、治国安邦为己任的，这恰恰与当下的时代任务相契合。社会和谐、有序是儒家的价值目标，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概括。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是以建立人间秩序为终极关怀的，是现有秩序的凝固剂（注：陈来、甘阳：《孔子与当代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页。)。张德胜将其概括为儒家的“秩序情结”（注：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苏力也做了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在传统农耕社会，秩序问题大致有以下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如何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员流动很少的小型农耕社会（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乃至以血缘和亲缘关系形成的农耕小型社区）中形成和维系社会生产生活必须的长期稳定的基本秩序？第二，基于大量这类相互间没有多少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小型社会，又如何构成一个疆域辽阔但基本统一的大型社会，并使没有太多经济文化交往联系、高度分散的诸多小型社会组织（家）与这个大型社会组织（国）长期兼容并在财政上、制度上、社会规范上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互补？概括起来，前者是“父父子子”问题，或“齐家”问题；后者则是“君君臣臣”问题，或“治国、平天下”问题。儒家有效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履行了建构社会组织的功能（注：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可见，儒学价值体系重秩序是学者共见，对此我们也深以为然。

然而，儒学价值体系在20世纪始中国的剧烈社会转型中，其功能始终未能觅得发挥的契机和条件。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伟大革命，即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也恰恰反映出贯穿近一个世纪的任务就是通过革命来解构、颠覆现有的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可以说重构社会秩序是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主线。在革命背景下，需要的不是现有秩序的凝固剂，而是旧秩序的溶解剂和新秩序的催生剂。与此问题处境相适应，以变革秩序为价值追求的价值体系格外受推崇，于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便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儒学价值体系遭受冷遇，被忽视、漠视乃至歧视，备受冲击和磨砺，并最终因失去制度认可而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体系，不再具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究其缘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儒学价值体系的功能与时代主题错位，正如陈来先生所说的：“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因此，儒学在20世纪的被冷落，是理有必然的。”

与20世纪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早已成为过去，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个时代的主题不再是‘革命—斗争，也不再是‘改革—发展，用传统的表达，进入了一个治国安邦的时代。”（注：陈来、甘阳：《孔子与当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2页。可以预见，随着改革任务的大致完成，随着国家进入稳定和巩固现有秩序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当国家的任务是巩固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时，以巩固秩序为己任的儒学会重新复兴，其当代价值就会凸显。表现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就是要对儒学的传统价值进行现代性诠释，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

在建构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强调处理好与传统的关系，自觉地、积极地汲取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可用性资源，我们称之为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再中国化”。“再中国化”强调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扎根中华文化原有的根基，强调对自身传统的充分理解和认识、继承和创新，强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返本开新，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应对各种外来和本土各种价值学说冲击和挑战的理性选择。

五、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激扬和融汇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借鉴和吸收是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任何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适时地发展和更新，都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注：［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作为文化重要构成要素的核心价值体系自然不会例外。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价值体系在不断的激荡、交汇和融合中获得了充沛的动力和长足的发展，为统治者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学就是由汉儒以原始儒学为母本，在吸收融合法家、黄老、阴阳等诸说基础上进行了时代诠释而形成的，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长期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理学的创立则是儒释道三种价值体系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的长期交汇和融合之后实现的；作为价值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中西、古今价值体系之间长期碰撞、交汇和诱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经验证明，在价值体系多元并存的状态中，代表进步生产方式的价值体系通过与其他价值体系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渗透和诱变，通过对他元价值体系进步内涵的吸收和借鉴，实现自身向更高级阶段的变革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同时，由于存在着价值主体对客观世界和自身认识上的差异性、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以及价值主体实践追求方式和内涵上的差异性，同一价值体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价值体系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交汇也是价值体系发展的有效途径。例如，理学的建构既是在与佛道等他元价值体系的交汇中实现的，也是在儒学内部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交汇中完成的，是在借鉴、继承和吸收韩愈道统说、李翱复性论、张载气学、周邵象数学等诸多理论和观点基础上形成的。

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现实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状况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观呈多元并存状态。其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包括反映我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愿望、理想和需要的观念。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附带产生和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平等基础”之上的“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第三，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运行体制，相应地也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重效率等保守落后的价值观念。第四，社会转型时期萌生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念。比如竞争意识、开放思维、世界眼光等等。由此造成多元价值观之间在21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场域中的激荡、冲突和融汇。如祖先崇拜与现代自由意识的冲突；人治传统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重农抑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平均主义传统与现代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冲突；悠闲散漫传统与现代社会讲求效率原则的冲突；因循守旧传统与现代社会追求革新创造精神的冲突；崇古意识与现代社会崇尚民主的冲突；中庸之道与现代社会拚搏冒险精神的冲突；道德本位与现代社会追求科学理性观念的冲突……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深层次的冲突已越来越不可避免，愈来愈激烈。

而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融合和交汇恰恰是建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现存的诸多价值观念进行变革和整合，要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发扬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维护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在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积极吸取他元价值观中的进步因素，在完善主导价值观的同时，使多元状态得到合理的制约，把握住多元的同一性，引导多元向更高层次的一元方向发展，实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

六、不断丰富和完善充当价值体系的理论学说的内涵与形态，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核心价值体系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接受与遵从，它本身必须具有吸引力，必须有足够的魅力：真理的魅力和价值的魅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事物其自身必须含有被认可的价值（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方面必须提炼、概括出一种社会制度的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学理权威、真理的魅力和价值吸引力。虽然不是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政治系统建构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所内含的“真理”与“价值”都有现实的依据、实证的基础，但是他们总是力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毫无疑问，没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是难以获得合法性的。这就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核心价值体系，使其体系结构和理论内涵日臻完善。

价值体系是经过制度认可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演变就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利用各种资源，在理论形态、内涵义蕴等方面对充当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殷商时期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礼”是一套维护宗法秩序的行为规范，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是通过天命论来进行诠释和论证的，西周末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天命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怀疑，天命论对礼制的解释和维护能力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是“礼崩乐坏”。春秋以至战国，诸子百家另辟蹊径，为宗法礼制提供诸多新的解释系统以弥补传统价值体系的缺陷。儒家提出了人性论解释，法家、道家则试图提供本体论依据，各家纷纷从哲学高度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论证和诠释，推动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和转型。在与佛教长期交涉中，经过不断的冲突、激荡、涵化和反思，儒家学者渐渐明白，佛教久排不去的症结，在于它拥有颇为精致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佛教讲生、死、心、身，其理论体系无不是从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来论证自己学说的。而传统儒学缺乏本体论依据，这个问题在两汉以前并不怎么突出，但自魏晋以降，儒学遭到佛教思想挑战后，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如何把儒家的价值理想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进行哲学的论证，以弥补原始儒学的不足是理学崛起时期的儒者所共同关注的大课题。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的学说，建立了气本体论；二程以“天理”为核心建立起理本体论哲学；朱熹正式把理气问题结合起来，具体而微地探讨了理气关系问题，为理学体系的成立创建了宇宙论基础，确立了形而上学本体论根据。朱熹思想体系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和总结，并标志着儒学核心价值体系的最终确立。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是宋明理学发展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进程的逻辑终点。也就是说，在儒学现有的体系框架内，其内涵义蕴已发挥无遗，此后的儒家学者，或继承程朱，或捍卫阳明，不可能再有实质性的发展。如果再向前发展，就必然要突破传统儒学既定的体系框架，逐渐从儒学框架内发展出一个异质的、新的价值系统（注：具体请参阅王国良《明清时期儒学核心价值体系的转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经验提示我们，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增强思想魅力和逻辑魅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强大的影响力，保持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从而获得不竭的生命活力。

（责任编辑：薛立勇）

收稿日期：20090330

① （注：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成绩显著——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眊ov眂n，200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