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灿鹏

[摘要]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

[关键词]杨简；慈湖；朱熹；理学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4-0010-05

朱熹理学的兴起，是南宋后期以来八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事件，对于近世中国人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关于这一事件的内在因素、外缘条件、中间环节、展开过程、势力竞争、造成影响等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尚颇多薄弱之处。笔者曾以南宋后期明州地区为中心，探讨朱学与陆学势力的升降，以展现儒学格局变动中朱熹理学的突出过程，兹将其中第一节先行发表，笔者见闻学力有限，所论必多错误，恳请方家教正。

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是南宋后期儒学历史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三月初九(4月23日)午时，在“庆元党禁”阴霾的政治气氛中，朱熹(1130—1200，字仲晦、元晦，号晦庵)在他退隐闲居的建阳考亭(今属福建省)黯然辞世。朱子生前以他超绝的智慧与努力，奠定了自己在学术思想界中“泰山乔岳”的学术地位。这位思想巨人从历史舞台谢幕，一个“后朱子时代”自此来临。

乾道、淳熙年间(1165—1190)的诸位大儒，即所谓“乾淳诸老”，除了朱熹之外，薛季宣(字士龙，号艮斋，1134—1173)、张械(字敬夫，号南轩，1133—1180)、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1137—1181)、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陈亮(字同甫，号龙川，1143—1194)、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1135—1198，朱子高弟)，以及同为陆象山门人、号称“甬上四先生”中的两位，沈焕(字叔晦，号定川，1139—1191)、舒磷(字元质，号广平，1136—1199)已相继辞世，走进历史。时人刘光祖(字德修，号后溪，1142—1222)批评士习说：“……前辈长老，零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同时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1178—1237)也说：“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刑”，极为精炼地描述出当时的儒学情形。

在这个时代中，陆象山门人杨简(字敬仲，号慈湖，谥文元，1141-1226)因缘时会，成为最有影响的儒者。

与慈湖同时的大儒之中，仅有一位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1137—1207)比他年长，但他数年后即去世(先慈湖过世近二十年)。其余诸儒，年齿皆亚于慈湖。“甬上四先生”中另一位袁燮(字和叔，号絮斋，1144—1224)，比他小三岁；浙东叶适(字正则，号水心，1150—1223)约小十岁，朱门高弟黄斡(字直卿，号勉斋，1152—1221)小十余岁，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9—1223)小近二十岁，蔡沈(字仲默，号九辈，1167—1230)小近三十岁，真德秀(字希元，号西山，1178—1235)、魏了翁小近四十岁，而黄震(字东发，1213—1280)、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1223—1296)尤为晚辈。

清人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宋人刘宰(字平国，号漫塘，1165—1238)，关于晚宋学术曾有这样的品评：

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伥伥然无所归。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论，既未免快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诱学者于无。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是正之!

漫塘倾向于朱学，以朱子学为道统所在，对慈湖、水心、鹤山三家学术的评价，并不很中肯。叶水心以博赡经史著称，所谓“误学者于有”，“有”当是指博学于文之事，此不足为病，正是浙东经世之学所长。水心之失，在于学问无统系，与孔孟以来作为儒学精神所系的德性之学的大传统隔膜之至。近人刘咸圻先生说：“至于水心，则不言道体、心体，凡周程以来所讲者，皆以为不当讲，且诋斥《易传》、《中庸》，欲并周、程以来之根据而拔之……水心斤斤言学统，实不过守《诗》、《书》之粗义，朱子谓其‘涣无统纪四字尽之矣。”漫塘评慈湖为“淳”，可谓有见，惜语焉而不详，至于“诱学者于无”，则系承朱子及其后学以陆学为禅的影响之谈，不足为训。而他寄予厚望的鹤山，亦依违于朱、陆之间，无有条贯宗旨。相较而言，在宋末三家之中，惟有慈湖一派，与儒家德性之学的精神有深切的呼应。我们从漫塘的品评中，正可看出慈湖、水心、鹤山三人，为当时最重要的儒学人物。

慈湖是庆元党禁中，被禁锢的道学诸先生中的主要人物。嘉泰二年(1202年)，党禁解冻，此后名列庆元党籍的士人，“一切擢用，悉至显官，无一人遗者”。慈湖于庆元二年(1196年)“得罪去国”，至嘉定元年(1208年)入朝，结束了十四年的家居生活。慈湖在朝中，将其“道心”、“心之精神是谓圣”、“不起意”的心学宗旨，多次向宁宗进讲，而为宁宗所接纳，无形中扮演了一种“帝师”的角色。早在嘉泰四年(1204年)，慈湖在给宁宗的奏札中，已将其“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则失之”之说合盘托出，不过他这时还是“待罪之身”，未能对君王有直接影响。他的“帝师”身份，直到嘉定年间才得以确立(这与当时权相史弥远为其门人不无关系)。

嘉定八年(1215年)。慈湖告老回乡，直至去世之前十余年中，“门人益亲，遐方僻峤，妇人孺子，亦知有所谓慈湖先生，岿然天地间，为斯文宗主，泰山乔岳，秋月独明也。”，慈湖在政界、学界与社会大众中的声望都日益升高，被当时人誉为“儒宗”。

慈湖崇高的声望，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淳熙十五年(1188年)，慈湖丁忧居家。自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绍熙二年(1191年)，约有三年的时间，在鄞县西湖南面的碧停止书院讲学，书院为孝宗时宰相、鄞县人史浩(字直翁)创办。史氏子弟有史弥忠、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守之、史定之等七人，从慈湖问学，后多显贵。其中史弥远任宰相兼枢密使，于宁宗、理宗两朝，专权共二十六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的广泛传布。清人全谢山说：“慈湖弟子遍于大江以南”。慈湖亦曾说：

比来觉者，何其多也!

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觉者浸多。

某内外亲故，二十年来，亦多觉者，亦盛矣。

比一二十年以来，开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与切磨，以发愤忘食，惟精惟一，以无负先圣所以垂教所望于后学之旨。

在慈湖的自述与其他记载中，更有关于其门人数目递进的纪录。当时四明人林惟孝说：“嘉定丙

子(1216年)孟冬十有二日，惟孝省拜慈湖先生于浚明，尝从容问四方从游之士，有悟道者得二十六人……”慈湖则自谓：

……胡为自古学者恁莫晓?二十年来寝多晓，是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数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

比一二十年以来，觉者滋众，瑜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见，天乎?

千载觉者几，迩来帝锡福。所知余百人，宗祖慈湖麓。

学者多觉近二百，事体大胜于已前。学徒转相启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讵非天。

比一二十年，觉者寝寝多，几二百人其天乎。

据此，知慈湖门人在当时约有二百人。同时朱子高弟黄勉斋曾感叹道：“苟得明甫辈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几矣。”按方暹字明甫，为勉斋门人。两相对照，可知慈湖门下多士，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清代四库馆臣因此说：

……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斡，又历官中外，政绩可观，在南宋为名臣，尤足以笼罩一世……

“笼罩一世”四字，极为精辟地概括出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态势。

慈湖同时也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慈湖遗书》(3：9b)有《日本国僧俊芴求书》，《年谱》(2：4b-5a)系此文于嘉定元年(1208)下，文曰：

日本俊苈律师请言于宋朝著庭杨子，杨子举圣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此心虚明无体，象广大，无际量。日用云为，虚灵变化。实不曾动，不曾静，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谓之动，谓之静，谓之生，谓之死。昼夜常光明，起意则昏则非。(《遗书》，3：9b)

按俊苟(1166—1227)，字我禅，号不可弃，是日本镰仓初期八宗兼学之高僧，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来华习戒律，遍访江浙名刹，先后与禅、律、天台各宗诸名师问学论难，于嘉定四年(1211年)回国。他在华留居十二年，与儒者交往密切，兼通释、儒二家学问，并购买大量儒书回国，是宋人著作、也是理学传人日本的开始。慈湖的《日本国僧俊苟求书》，表明了俊芴对理学的兴趣，也是证明他与理学家曾经往还、向他们请谒的唯一资料。在他携返日本的儒书中，应该有包括慈湖在内的陆学人士的著作，惜今已不可考。黄宽重先生认为，俊苟与陆学人士(即指慈湖)往还，是地缘关系所致，因为俊苟的活动区域在临安、四明等浙东地区。黄先生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忽略了慈湖在当时儒学界中的重要地位这个事实。

俊芴回国后，先后使高仓、鸟羽、顺德诸天皇皈依，执权的北条泰时也敬重他的学识与德行。他于安贞元年(1227年)在京都泉涌寺圆寂，被追赐为大兴正法国师。他擅长书法，至今尚有作品存世。俊芴弟子释信瑞所撰《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谓：

法师上洛(指京都)后，与左府(指左大臣德大寺公嗣)面晤时，左府欣狎日：“幸今遏师，庶勿攸急。”法师哂然诺。自是厥后，笔精之义，宋朝之谈，日新月故，叠叠不怠。五经三史奥粹，本朝未谈之义，法师甫陈，左府闻之，无不叹异。

所谓“宋朝之谈”，当是在华的见闻；“五经三史奥粹，本朝未谈之义”云云，则是指宋代的新儒学(与日本当时流行的汉唐经学不同，故云“本朝未谈之义”)，特别是包括慈湖学说在内的理学思想，这应该是慈湖心学传到日本的开始。

关于南宋后期陆学在明州地区的兴盛状况，慈湖高弟袁甫(字广微，号蒙斋)说：

宁宗皇帝更化之初，兴崇正学，尊礼故老……于时慈湖杨先生，我先人絮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进谠论，宁考动容称善。天下学士，想闻风采。推考学问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

关于“甬上四先生”，宋末文天祥(字履善，号文山，1236—1282)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著名品鉴：“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闲月澄。瞻彼絮斋，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而宋元之际王应麟撰《广平书院记》，则称舒磷与“沈、杨、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此尤可见出晚宋时浙江一带陆学兴盛的情形。清人李绂(字巨来，号穆堂，1673—1750)亦谓：“盖自淳熙以后，庆元一路悉宗陆子之学，名公卿良士，莫非杨、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

在朱子当时，已有“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的感叹。随后陈北溪也说：“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两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袁贵显，据要津唱之”，今人刘子健先生指出，南宋时洛学中心在浙江，朱子学派在浙江树立基础之后，才努力在其它地区倡导学说。在朱子当时，朱学势力主要在福建，故有“闽学”之称。何以朱子、北溪师弟，对浙江一带陆学势力的兴盛如此耿耿于怀?

从地理因素来看，浙江是南宋行在(杭州)所处，为举国政治重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明州地区，经济繁荣发达，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州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立，由于地处东南沿海交通要道，居于海运和内水干线的交叉部位。自唐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加之海上交通及贸易的日渐勃兴，“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明州成为东南亚贸易圈的主要商埠，其经济与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为唐代四大名港(与交州、广州、扬州齐名)、宋元时三大贸易枢纽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泉州)，系“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讫港口，号称“东南之要会”、“内以藩屏王畿，外以控制海道”。而且，南宋时明州教育兴盛，儒士数量多，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李军先生指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中，广州、泉州体现出吸纳的特点，明州则以辐射传播为主，由此也可反映出四明一带在南宋的文化中心地位。

宋代四明地区文化昌盛，南渡以来，人才辈出，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占据政治舞台中心。据载，“自嘉定戊辰(1208年)至淳佑辛亥(1251年)，四十四年之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一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南宋后期三朝，理宗在位四十年(1224—1264年)，因青少年时期在四明接受抚育教养，受尊崇陆学的四明学风影响，而且他出身微侧，因为与以史弥远(字同叔，1164—1233年)为首的四明政治集团的特殊际遇，以一疏族平民的身份，被拥立入继大统，故而于其治内，对陆学一度持尊崇的态度。宋度宗(1264—1274年间在位)曾回忆作皇太子时，理宗对自己的教诲，“先帝圣训有日：‘……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由其理学论说的只鳞片爪中，也可看出陆学的印记。陆学因四明政治集团的势盛而昌，强化了它在思想界的优势。不难理解，上文提到朱子、北溪师弟对浙江陆学之盛耿耿于怀，正是出于要在国家中心区域争夺“话语权”的努力。

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虽然曾经有“笼罩一世”之盛，然而白宝庆二年(1226年)慈湖去世之后，其影响日渐衰退。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亲政，一新政局，号称“端平更化”，拔用理学名士，其中多为朱学人士，大力褒崇程朱之学，陆学渐次失势。可以说，陆学因四明政治集团的势盛而昌，亦因其势去而衰。到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下诏以周、张、二程、朱子从祀孔庙，褒崇濂洛诸儒，确认孔孟程朱的道统，表彰朱子《四书集注》，正式钦定朱子之学为儒学正统。此后通过科举功令，朱学势力日益强大，而陆学以“尊德性”为主、潜修自得的学风，使象山与陆门诸子在思想界与普通士人中的地位渐趋边缘化。

王应麟曾经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这个论断向来为古今学者普遍征引，但并非南宋后期的全部情形，到了南宋末年，四明地区虽然是陆学的重镇，朱学也已大为流行。生活在元明之际的学者贝琼(字廷琚，号清江，1314--1378年)，对四明学风之变化，有“以朱变陆”的论断。关于杨慈湖身后的儒学格局，从陆学到朱学的主流演变过程，容以另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