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分田

[摘要]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在帝制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历史现象表明：许多著名学者做出的“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与事实不符。

[关键词]帝制：民本思想；统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4-0015-06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从西汉中期到隋朝统一，帝制处于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随着帝制的不断完善，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本文着重分析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及具体表现。

一政治性动因：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

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是推动一种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政治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贯彻统治意志，弘扬官方学说，直接干预社会大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向广大国民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价值。

在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的自觉选择、大力扶植和积极倡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神化孔子，崇拜“五经”，使儒学经典化。历代皇帝大多尊孔崇儒，甚至为孔子崇拜和儒家经典崇拜染上信仰的色彩。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大多认为经典即圣人之作和王道载体，经典所言为人道常行乃至“大经大法”。《孝经·五行章》称“非圣人者无法”，为“大乱之道”。于是“圣”、“经”、“法”联结在一起，学术、信仰、价值、规范也因而交织在一起。“五经”中多有民本思想命题，相关的经学文献对此多有阐发，诸如《公羊传·隐公四年》的“重爱民命”，《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的“民者，君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百姓者卑贱而神”，《韩诗外传》卷四的“王者以百姓为天”等。经学与王权的结合不仅将圣人权威、经典权威与政治权威扭结在一起，而且使儒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及其核心政治价值具备了行政规定性权威的属性。强化了孔子、经典、经学的权威性也就强化了儒家民本思想命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之成为不容置疑、不得违背的政治准则。

二是坚持以经兴学，以经取士，使儒学官学化。在历代统治者的扶植下，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育的必读教材，读书做官的人大多为儒士。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普及，强化了儒学的社会基础。从文献记载看，涉及治国理民方略的帝王策问屡见不鲜，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例如，汉顺帝因“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亲自求雨，并“特下策问”。尚书周举依据“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批评皇帝“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周举因此而得到召见和晋升。又如，从南朝齐武帝的《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的内容看，秀才对策多与重民政策有关。诸如如何避免“兼贫擅富”、“惊扰愚民”，如何实现“聚人”、“利民”、“民富”，如何“审刑德之原”，以减少冤民等。其中“农为政本”是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之一。

三是依据经典定制立法，治国议政，使儒学制度化。儒家经典成为朝堂议政的权威性论据，乃至以经议礼，据经制礼，“经义决狱”等，这势必导致儒学的制度化。其中，民本思想制度化的主要表现有：“天作君师”、“立君为民”等成为实行君主制度的主要理据；“天下归往”、“慈惠爱民”、“安民立政”等成为帝王尊号与谥法制度的重要理据；“天与人归”、“天心民欲”等成为君位继承制度的重要理据；“令顺民心”、“以民为鉴”等成为言路制度的主要理据；应答天谴的“禹汤罪己”、维新变法的“与民更始”等程式化的政治行为均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理据；“设官为民”、“作民父母”等成为官僚制度的重要理据；“有功于民”、“化民成俗”、“以为万民”等成为国家祭祀制度的主要理据等。在历代文献中，记述上述现象的史料不胜枚举。

四是借助儒家经典，兴教化，移风俗，使儒学大众化。历代统治者依据儒家学说大力推行教化，向社会大众灌输儒家价值观。一旦儒学的主体框架和核心价值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儒家思想就从一种政治观念、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这势必导致儒家教条弥漫于全社会并高悬于社会之上，乃至成为许多人的信仰。民本思想之所以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人际互动中，特别是君臣互动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二学术性动因：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

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是推动一种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学术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阐发政治学说，传授政治理念，灌输政治信仰，深刻影响弟子、信徒的政治意识。如果一种信条成为各种重要学派、教派的共同主张，就势必形成全社会的普遍政治意识。

在帝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了一些颇具创意的见解，并对统治思想和大众心态有一定的影响。除个别无君论者外，几乎所有学派或教派著名思想家的政治著述中都包含民本思想因素，他们为民本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里仅列举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中一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事例。

西汉末年的严遵是被归入道家的著名学者。在《道德指归》(又名《道德指归论》)中，他发挥《老子》大道无为的思想，系统阐述治国为君之道。严遵认为，“人之生，悬命于君；君之立，悬命于民。君得道也，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万民昌，则宗庙显；万民丧，则宗庙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衰，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他阐发《老子》贵以贱为本、上以下为基的哲理，告诫君主必须明了“为贱者贵，为高者卑”的“天人之道”，厉行“处卑守微”、“务设民下”的为君之道，主张君主因民而治，得民心，顺民志。严遵的民本思想既有道家的特色，又有百家之共性，可以作为这个时期道家民本思想的典型代表。

汉魏以降，道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有文献可考的研习《老子》者不胜枚举。《老子》一书原本就有许多民本思想命题，经老子后学的不断发挥，道家的民本思想也取得新的进展。现存《老子河上公注》极有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治国安民之道的角度解读《老子》，并将《老子》的第三章命名为“安民”。其他许多章节的命名也大多凸现了君道与治民的意蕴。由此可见，道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始终是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这个时期，道教迅速崛起，影响很大，其宗教信仰及相关的政治观念曾在社会各阶层拥有大量信徒。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不仅明确提出“以民为本”，而且做出相当系统的论证。《三合相通诀》指出：设立君主的目的是治理、养育民众。“臣民无

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民为国家的基础，君与民相须而立，互相依存，“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国之兴衰，君之寿天，都取决于民众，“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太平经》是民本思想获得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重要证据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大多儒道兼修，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大兴儒教，维护纲常。他们也认同乃至阐释立君为民的思想。晋朝葛洪的思想最有代表性。葛洪是一位“从儒家正宗人手”的道教思想家，其核心政治价值与儒家没有太大的差别。葛洪认为，君主制度为民而设，君主的地位来自民众的拥戴。他引据历史的经验教训，阐释为君之道。在他看来，“四岳三涂，实不一姓。金城汤池，未若人和。”权高势重，山河险固，皆不足以保持权位，只有获得民众的拥戴，才能保全国家与政权。如果“力殚财匮，民不堪命，众怨于下，天怒于上”，就会招致改朝换代。“是以贤君抱惧不足，而改过恐有余。谋当计得，犹思危而弗休焉。战胜地广，犹戒盈而夕惕焉。”与许多道教学者一样，葛洪以修身之道论治国之道，以治国之道论长生之道。他说：“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爱民以安其国，犹如养气以全其身。葛洪的这个思想或多或少为民本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魏晋玄学曾风行一时，对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意识有重大影响。玄学诸子对民本思想的发展也做出了理论贡献。何晏的《论语集解》广集众说，改易旧说，解读孔子，阐发义理，凸显了《论语》的哲学意义。他对孔子的重民思想多有阐释，赞成孔子提出的各种重民政策原则的基本思路。他明确以“国以民为本”为主要理据，主张“为国者”必须敬慎、诚信、节用，推行各种重民政策以“爱养之”。在《老子注》、《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中，王弼阐发玄旨，以无为本，阐释了一批与民本思想相关的思想材料。例如，《周易·屯卦》初九爻辞有“以贵下贱，大得民”等，王弼注：“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宜其得民也”。在《庄子注》中，郭象以“任贱者贵，因卑者尊”注释《庄子·在宥》的“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他主张治国以解决衣食为本，君主不得轻用民力。玄学深受经学的影响，而经学又深受玄学的影响。其中，王弼的《周易注》影响很大，在南朝属于官学范畴。

南朝经学家大多主张易学研究以王弼的《周易注》为主。到唐朝，这个注本被纳入孔颖达主持编辑的《五经正义》。

佛教属于外来宗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它必然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为了生存的需要，佛教迎合中国主流文化，配合统治者的需要，不断调整思路，修改教义。其结果之一是一些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为众多的佛教徒所认同。一些佛教徒宣称佛陀“教授天下，度脱人民”，佛教有助于王化，有利于民生。就连坚持主张“沙门不敬王者”的释慧远也一再声称佛教“功侔帝王，化兼治道”，其教义“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有的佛教学者明确认同了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南朝宋的僧人慧通就曾写道：“夫国资民为本，君恃民而立。国之所以宁，民之力也。”作为一种旨在普度众生的宗教，佛教教义中原本就包含着重民思想因素。这类宗教思想一旦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结合在一起，势必为民本思想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这种历史现象进一步证明民本思想是一种大众化的思想，而佛教的广泛传播又是把民本思想推向社会大众的一个重要渠道。

上述现象表明，“以民为本”是一个超越学派的命题。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获得各种重要的学派或教派广泛的认同，儒家、道家、道教、玄学都有精到的论述，就连佛教也没有完全置身度外。这就必然形成若干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文化。

三群体性动因：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

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是推动一种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群体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围绕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形成一些超越学派、超越阶层的政治主张，汇聚成一股思想的潮流，进而导致这种政治主张的基本思路在广大社会群体中迅速传播。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潮中，通常会涌现一批具有类似思想倾向的思想家，而民本思想与治民政策也会成为共同的话题。例如，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批判思潮中，几位著名思想家都将民本思想作为政论的依据。王符认为，天民相通，天从民欲，“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他一再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主张君主以恤民富民为政治之本。崔定期望重整君、臣、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实现“国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的理想。荀悦明确提出“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的命题。仲长统也将“人事为本”作为政论的基点。从《后汉书》、《三国志》的相关记载看，当时许多士大夫具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政策取向。这就汇聚成一种影响广泛的张扬民本思想的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具有上下互动的特点。东汉末年的政治批判思潮亦然。以《太平经》为代表的早期道教经典也与这个思潮息息相关。《太平经》以道教的方式阐释与宣扬“以民为本”，并在当时的农民起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不可能局限于思想家的书斋，它往往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大众文化中。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思潮弄潮儿的思想家们更像是一个中介者。许多思想学说是沟通上下、提炼精华、发挥演绎的产物，其基本文化价值的归属很难简单地判定是上层的还是下层的，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

在一种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政治思潮的作用尤为突出。政治思潮比某个思想家、某个学派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在东汉末年，面对各种政治弊端，以王符及一批士大夫为代表的儒者群体、以崔塞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法家色彩的一些学者和以《太平经》的作者为代表的一批道教教士不约而同地张扬民本理念。这种现象表明：影响广泛的政治思潮通常具有超越学派、通贯阶层的特征，它们往往会造就主流文化乃至全社会普遍意识。

政治思潮与统治思想的关系最为直接。它们常常互为因果，甚至亦此亦彼。一方面发端于民间的政治思潮往往是统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推动统治思想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统治思想对各种政治思潮往往有深刻的影响，许多统治者的政治选择还会为其推波助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起自民间、学界的政治思潮，与官方学说虽然有许多差别，而其核心价值却又与统治思想大同小异。《太平经》便是典型例证之一，其政治思想深受汉代统治思想影响，并与民间政治意识关系密切。

四社会性动因：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

各种形式的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是一种思想

广泛传播的主要社会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以某种比较密切的社会关系为主要中介，以人际互动为主要形式，使得一种思想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渐次传播开来，并在一定群体中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同。人际互动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与途径。从文献记载看，民本思想常常在人际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下面依据参与人际互动的社会角色，列举若干事例。

一是家庭教育中的长幼互动。家庭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政治认知首先在至亲之间交流扩散。家庭常常是一个人形成政治态度的最初来源。父子、兄弟、长幼、亲戚之间的面对面的政治交流，有时可以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情感。因此，父母与子女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认同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在宗法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古代，长辈教导晚辈忠君爱民的事例司空见惯。在一些家训、族谱中不难找到与民本思想相关的材料。兹举一例。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是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颜氏家族以儒学传家，“世善《周官》、《左氏》学”。受长辈的影响，颜之推也服膺儒家理念，认同天地开辟，“已生民而立教”的立君为民思想。依据儒家“修齐治平”的古训，颜之推教训子孙做人、持家、治国的道理，一些内容与民本思想息息相关。颜之推期盼子孙能够成长为经世致用的社会人才乃至国家栋梁。在他看来，“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由于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不能责备求全，“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其中“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这一条正是民本思想对地方官员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颜之推的政治认知显然与长辈的传授有密切关系，又通过他的言传身教由下一代传承。著作家训的目的在于教训自家子孙，整饬家庭关系。在这类著作中也包含民本思想因素，这既是民本思想大众化的表征之一，又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

二是学术传承中的师生互动。师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通常情况下，许多人的政治知识来自师长的教育。自汉代以来，经学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儒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读书人所认同。即使师从其他学派的人也会获得有关民本思想的基本知识。这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储君教育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汉代以来，储君教育以系统读经为主，师保类职官通常以博学鸿儒充任。例如，汉光武帝召见儒者钟兴，“问以经义，应对甚明”。于是令其教训太子及诸王侯，“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南齐文惠太子熟读经典，熟知《尚书》、《左氏春秋》、《孝经》、《礼记》的经义，将“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视为“立身之本”。作为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显然是储君教育必备的内容。因此，统治者大多通晓民本思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三是社会团体中的朋友互动。朋友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个体的政治认知通常会在一个团体内部交流，进而由个体的自我认知转化成群体性的政治认知。这是民本理念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现象以改朝换代之际最为显著。兹举一例。

两汉之际，群雄并起。成丹、张印等人自恃人多势众，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归心汉家的王常不以为然。他指出：正是由于民心思汉，而王莽“积失百姓之心”，群雄才得以乘势而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孰，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据此，王常劝说将帅们归顺汉军。史称：“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王常的政治认知与民本思想相契合。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同一军事团体的头目们经王常劝说，接受了这类思想，并付诸行动。

四是朝堂议政中的君臣互动。君臣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各种形式的朝廷议政是君臣互动的主要途径，而民本思想是君臣互动中经常运用的政治理论。只要大致翻检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在日常政务中，与民本思想相关的话语常常见于群臣的奏疏和朝廷的文告。皇帝们也常常大讲这类道理。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君臣上下公认的政治价值。

在朝堂议政中，臣下依据民本思想谏诤君主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这里仅列举三国时期的一些事例。在群臣奏议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有些议论更加到位。在一篇奏疏中，骆统写道：“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在议政中，陆逊也提出同样的看法：“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

在宣示臣民的诏旨中，许多皇帝也会讲一番以民为本的道理，其中包括一些很糟糕的皇帝。这里仅列举南朝的一些事例。宋文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齐武帝说：“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梁武帝说：“政在养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风，民应如草。”陈宣帝说：“民惟邦本，著在典谟，治国爱民，抑又通训。”就连昏庸的陈后主也曾引用孔子之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类来自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思想显然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常识。

在北朝的君臣议政中，民本思想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依照常理判断，北朝的民本思想应有两个来源。一是北方族群固有的政治观念中的民本思想因素。例如，拓跋硅是北魏的开国之君。早在北魏立国之前，他就曾讲过这样的道理：“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这类朴素的道理很容易被人们感知。二是华夏典籍中的民本思想。在朝堂上，北朝皇帝与朝臣所使用的话语大多来源于儒家的经典思想。例如，拓跋嗣说：“百姓足则君有余，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拓跋弘说：“树君为民，民情如此，可听如请。”元诩说：“攘灾招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

高洋依据“革命”观念选定父王墓地是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乃至社会生活的典型事例。东魏齐王高欢逝世，继承人高澄命同母弟高洋负责选择墓地。高洋与吴遵世考察了几个地方，“频卜不吉”。于是“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成云不可用”。惟有赵辅和不以为然，他进言道：“《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民。”高洋当即确定在此地安葬父王。登上帝位后，高洋(北齐文宣皇帝)一度励精图治，“深重民天，唯本是务”。他显然精通以民为本的道理。

众多学者将民本思想视为与君主专制制度背道而驰的思想现象。他们认为，自帝制确立以来，民本思想受到尊君思想和专制君主的压制。例如，韦政通认为，“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在汉代，当儒家思想开始制度化的时候，民本思想却遭受挫折。因此，在专制统治下，“只有极少数的思想家重提民本的理念”。这个判断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从本文列举的事实看，随着帝制的不断完善，民本思想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广为传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统治者的尊崇与宣教是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的主要原因。这种历史现象再一次表明：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一种被精英总结的、被国家肯定的、被大众认同的政治思想，对君主制度、帝王观念、大众心态和政治过程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民本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文化信念和价值体系，还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法则。它既没有局限在思想家的书斋中，也没有停留在社会大众的头脑中，而是不断地在精神、行为、政策、制度等政治现象的各个层面之间涌动，并逐步演化成通贯整体、影响全局、包罗万象的重大政治现象。由此可以断定，民本思想是帝制的统治思想，它与帝制之间有高度的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