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祥

新世纪以来，甘肃的一些女作家紧随时代的步伐，将目光也投向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以及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开始关注他们对物质的渴求，在欲望中的挣扎，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困惑。木茜的小说就向这方面在努力。

木茜，原名张秀云，兰州人，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木茜主要以城市生活为创作的对象，所刻画的这些城市生活具有普遍性，都是时下城市里普遍存在的，如网聊、泡酒吧、吸毒等。同时，木茜选取了在城市生活的人群，尤其是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群体，揭示他们在城市这个与自己曾经的农村生活迥然不同的环境面前，身份上无法相容于城市生活的外来人之感，心理上出现的无法找到自我的失重感，以及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造成的精神上的错位。

一、城里人

城里人是相对于那些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城市的人而言的，他们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深受城市文化的熏染，有着与来自农村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在木茜的笔下，城市生活中更多的是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对金钱的渴求。他们充满着各种欲望，舞厅、酒吧、网吧是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一夜情、婚外情是许多男女渴求或向往的，毒品不时在城市的角落里闪现。人们在这花花绿绿的城市里丧失了自我，只一味地追逐于感官的刺激、口腹的享受。在城市里，男女之间的情感变得虚无飘渺，真假难辨。即使是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也无法沟通，隔膜增加，以致家庭观念淡薄，直至破裂。城市里的人，精神是空虚的，情感是残缺的，人格是分裂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带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目的的。

《飘落》(《飞天》2004年5期)中慕容璐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一味地追求金钱，当脱衣舞女，甚至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吃摇头丸，最终让警察人赃俱获，自己也畏罪自杀。慕容璐也向往正常的生活，渴望被人爱，这一点从她对苇子的感情中体现出来，但她沉迷于感官的刺激和物质的享受中不能自拔，这种病态的人生使其最终走上了悲剧道路。《空瓶子》(《飞天》2D05年8期)以城市生活中的网聊现象为题材，写出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精神的空虚和无聊。萧风频频通过网聊来找到约会对象，“他总是期盼着自己的生活有朝一日能充满了乐趣。约会，对于他来说，只是扫除精神空虚的清新剂”。这些城市里生活的男男女女，互相之间如同狩猎者，感情只是一种游戏，一种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渴求。萧风如此，苏也是如此，柳也不例外。城市成为感情的荒原，城市的人就如同那“空瓶子”，只具外壳，内里全然没有了实质。《火中的麦秸》(《飞天》2006年6期)描述了一个吸毒者形象。“我”之所以吸毒，是因为童年时父亲的粗暴、冷漠，造成“我”无法愈合的创伤性记忆，加上韩妮的勾引，“我”的意志的薄弱，使得“我”陷入了毒品的泥淖中无法自拔。“我”对奶奶的怀念，对田园般生活的憧憬，对与晓炀纯洁爱情的珍惜，说明“我”对宁静美好的生活的向往。这与城市生活形成了一种对照。

而在《不寒而栗》(《小说月刊》2004年8期)中，当史雯将表弟也即自己的亲弟弟周超文推下河塘淹死后，随后发生的事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自己精神失常，母亲魏茹喝药自杀，小姨魏丽与丈夫离婚，父亲史苏仕途前景黯淡。史雯谋害表弟的直接动机是发现了父亲和小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所以，就其根源来说，是史苏的情感出轨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悲剧的发生。而史苏在其事业奋斗历程中，为了获得权力、金钱、名誉和地位，不惜代价。“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史苏有着太多后天的优越感。他是在社会的蔑视中成长起来的精神贵族”。可见，史苏在这样畸形的心理推动下，一旦有了滋生用权用钱的土壤，他会通过各种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城市生活的人们在权力、情感上的角逐中，造成人格、心理的裂变。

可以看出，木茜笔下的城市生活中的人大多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们在物质和欲望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是谁?”“我该怎样活着?”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玄之又玄的话题。城市里的人，犹如困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他们是生活中可怜可悲的人，既无法应付实际生活中千头万绪的日常琐事，更无力拯救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里的人何尝不是一群失去家园的弃儿呢?

二、城市中的外来者

城市外来者指的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以打工、大学毕业分配等方式进入城市的人，成为新的城市一族。他们进城时大多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也向往和憧憬美好的生活，也曾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进行了一番拼搏和努力，但城市却以各种方式拒绝或阻碍他们的进入。因为对城市来说，这些外来者的“入侵”，会打破城市原有的生存格局，会对城里人造成生存的潜在威胁。在城里人眼里，他们只是外来者，是企图抢占他们空间的威胁。他们虽遭受着抵触与排斥，却依然不依不挠地顽强生活在各个城市中，但有些却成为城市生活的边缘群体。而城市生活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诱惑，尤其是其中充斥着的物质的丰足和欲望的放纵，更是这些外来者无法抗拒的。他们试图融入到这种生活中去，为此他们不惜丧失原本具有的淳朴、诚实、本分，走上偏离他们实际生活的道路，最终酿成一幕幕悲剧。

《许愿沙》(《飞天》2006年12期)反映的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事。珍子通过亲戚介绍进了县城到吴老师家当保姆，这对珍子来说是“烧了高香”“掉进了福窝”的好事。因为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乡下，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作者在这里，暗示出这样一种视角：乡下人进城打工，对乡下人来说是有可能改变命运，成为新的城里人的很好的机会，乡下人视城里人为自己的生活楷模，视城里人的生活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对城里人来说，乡下人来城里打工赚钱，是对他们容忍和同情。城里人显然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优越于乡下人的。可见，两种人都是在思想、观念、精神、心理都不平等的前提下相遇的，可想而知，这两种人是无法接受对方的。而这实际也是很多打工者进城打工时所面临和遭遇的困境，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许愿沙》(《飞天》2003年10期)就具有了普遍性和现实意义。能捕捉到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来予以记录，这反映了女作者目光的敏锐性。小说也反映了打工者追求的错位。珍子有“野心”，想当女作家，其动机是加入城里人行列，想要出名，她甚至为自己成为作家之前的形象而去偷用女主人莲姨的化妆品。性格决定命运。珍子那种近乎幻想的追求对其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珍子的悲剧除莲姨的刻薄冷漠外，与自身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对梦想的追求麻醉了珍子，也蒙蔽了她对生活的进一步透视，她甚至用阿Q式的心理来对待莲姨的挖苦之词，最终走上悲剧的道路。

而直接以“城市生活”命名的小说《城市生活》(《飞天》2009年2期)，则将笔触指向以考学分配进城从而走出农村的进城者。这些城市外来者在

面对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友关系等时面临尴尬的处境。他们缺少了人应该具有的伦理道德以及应有的亲情和温情，进城后变得自私，如鸟类反哺一样对自己父母的赡养等义务也丧失殆尽。栓成大学毕业进城工作，面对泼辣的媳妇薛桂花对自己母亲丑婆的种种行径，无可奈何，只能忍心将丑婆推向无所依存的困境。耐人寻味的是，栓成和薛桂花作为年轻一代的城市外来者，俨然以城市人自居(尤其是薛桂花)，以城里人的标准和生活态度来要求老一辈的丑婆。他们的歧视压迫比其他城里人更伤害丑婆。丑婆在他们面前则变成了外来者，“侵入”了他们的生活。丑婆一心向往的城市生活变成了心理沉重的负担，以致于最终选择逃离。而原先在农村的家也拒绝了她的归来。丑婆成了无“家”可归之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城市外来者成了新的城里人后，变化得更加彻底。他们将人的善良纯真、孝悌观念等抛之脑后，思想中充斥着金钱和利益。就连栓成叫丑婆来看孩子更多是为了节省请保姆的钱，这让当初到城里来生活的丑婆以为是享福、做城里人的想法化为泡影，成了一种残酷的讽刺。

因此，木茜的小说也涉及到了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严肃的话题——“农民进城”。但什么样的人才是城里人?来自农村的这些城里人该怎样选择和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呢?女作者在小说中为什么把这些城市外来者都安排成悲剧命运呢?作者为什么对城市持一种拒斥心理呢?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以农耕为主，农耕文明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处，加上视经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及城市文明持排斥心理。这种排斥心理到了当代生活中，更多地是以隐性的形式潜藏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尤其是那些走出了农村的城里人的潜意识之中。当传统的农耕文明遭遇到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时，来自农村的人一时还无法适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而无法经受住城市文明的诱惑，开始向后者倾斜，甚至投降屈服，成为城市文明的俘虏或牺牲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女作者在创作中给城市更多的是赋予了物质、欲望、金钱、暴力、人与人之间隔膜等方面的内容了。同时，女作者也深深意识到存在于人性深处的脆弱。人无法克服外界物质、金钱、权力、名誉等的诱惑，往往深陷于其中。这也透露出女作者隐秘的创作心理：城市生活是充满罪恶和不道德的，而与之相对的乡村生活或农耕生活则是自然的合乎人性的；城市人之间明显少了乡村中脉脉温情的血缘关系，多了冷漠和自私。因此，女作者这种城市外来者的态度更多隐含的是一种深层的对城乡文化冲突的反思。这显示出木茜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说明女作者对城市的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

总之。木茜在创作中对城市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很好的展示。相信女作者在开掘出更多的题材后，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