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本来是想写《废都》里的女人，可写了5000字的初稿，发现根本无法完篇。这时才发现《废都》里的女人们原就无话可说，因为她们都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作家笔下的符号而已，是庄之蝶的性工具而已，庄之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庄之蝶不仅是贾平凹的白日梦，整部《废都》也是贾平凹的白日梦，这里没有历史，没有生命，只有作家的呓语、感悟、自恋，甚至是变态的自恋。庄之蝶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作家的化身，是作家一己的苦闷、痛苦。于是，我放弃写《废都》里的女人，而开始了庄之蝶的写作，一切顿时豁然一新。

我原来的设想，就是通过《废都》里的女人描写，撕开这部小说。小说里的庄之蝶算描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但当写他的堕落、无聊、迷乱时，作者通过女人来切入。这里女人就非常厉害，描写成功了庄之蝶身边的女人，庄之蝶这个人就立起来了，小说也就立起来了。但是，几次阅读《废都》下来，发现非常可惜，作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封建士大夫的那种陈腐的女人观念，让他满足于官能刺激，沉迷于性的狂欢。《废都》里的女人都在庄之蝶的掌握之中，而偶尔一二个在掌握之外的更是虚无缥缈，无足轻重。这里没有《白鹿原》里的田小娥那样的人物。田小娥有自己的蓬勃生命，甚至都在作家掌握之外。

贾平凹写了那么多的女性，而且也是以善写女性而知名文坛，可真正思量一下，竟没有一个女性能让读者记住的。看来，《红楼梦》的伟大并不是随便就可企及的，曹雪芹对女性的尊敬理解，是中国作家里罕见的，他是女性真正的知音。我们文学史上多风流的作家诗人，可最缺乏真正能懂女人的作家。我的朋友刘春生说，有一些女人天生就有一种气质，是我们男性读多少书都无法接近的。我同意这个观点。所谓天生丽质，就是这个意思。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并不是小说家言。贾平凹的严重自恋使他很难真正理解女性，尤其那些非常优秀的女性，这里的“优秀”是指内在气质，那种灵性，不是什么世俗眼睛里的东西。在曹雪芹那里，林黛玉是唯一的，薛宝钗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就因为她染了俗尘。有些女人看一眼，就能让你心很疼很疼。

《白鹿原》就像一座大殿，虽然粗糙，但“先立乎其大”，无论格局、气象都很大，给读者许多的想象空间。有学者说世界上有两个孔子，一个是历史人物的孔子，一个是寄托着中华民族精神期待的孔子。《白鹿原》亦如此，一个是作为文本的《白鹿原》，还有一个是寄予了许多人期待的《白鹿原》。它有许多空间，足够读者去徜徉，去反思，去进入。而《废都》则不然，格局明显小多了，而且自我封闭，读者很难全身心进入。他在结构、语言上足够精致，但却少了大气。而且那种颓废、情色、自恋，无形中更拒绝了很多读者。至于女人描写的符号化，或者模式化，甚至虚假写作，只是作者内心的一种投射，无法显现真正的西部女性。所以小说是一个残缺的小说，一个半成品，虽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半成品。

有位哲人说，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下，有诸种考核指标，但视其对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如何，则是其中比较灵便的一种。周作人也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我们读《废都》，确实为作家的敏感于时风之变化而佩服，无论怎么说贾平凹也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作家，他的悟性灵性在当下文坛是罕见的。但无法掩饰的，我们也为他的女性写作而遗憾，而愤怒。因为，贾平凹在《废都》的女性描写中透露出了一种严重的侍妾心态，甚至女性人物安排都有《金瓶梅》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其取得的成果，在贾平凹的作品里没有一点烙印。他的文化影响还是主要来自西部民间文化，而且多是民间巫神文化。论者一再提到的对贾平凹产生影响的沈从文，其实还是“五四”一辈人，他的作品里的妇女观已经是很现代了。即便孙犁那里，仍然有着“五四”文化的影响，他对自己笔下的妇女是非常尊重的。而贾平凹的小说里，尤其《废都》里根本看不到这两人在此方面对他有什么影响。其实，只要细细阅读一下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贾平凹只是得其皮毛，而真正的内核并没有得到。沈从文的抒情下面是有残酷在，并不是肤浅的抒情。而贾平凹的抒情大都是非常肤浅，没有厚度的。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倡汉唐雄风，其实他最缺的就是这个。他总是用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上的人，这在他的作品里比比皆是。比如，他描写晚年的沈从文，说嘴巴像小孩的屁股门，这样的描写，怎么看都别扭。比如，他描写老西安，编造的唐朝苍蝇的故事，他的《西路上》的无聊、低级趣味，都反映了他骨子里的一种不健康情感，一种陈腐的东西。

周作人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15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19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人的文学》)不意，过去了一个世纪，中国的作家的妇女写作又回到了古代玩弄女性的层次，到了《肉蒲团》、《九尾龟》的层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的作家要到《简爱》那个层次已经很难，到《呼啸山庄》、《红字》那个境界似乎都不可能了。

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当然是可以描写的，但关键是作家以什么心态来描写。周作人说：“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把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简单地举一个例，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私情的俗歌是情诗，而咏‘金莲的词曲是淫诗。”我觉得就说得非常到位而精辟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废都》，就感觉到一种不健康的窥视、玩弄在里面，作家根本没有把那些女人“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来看待，在庄之蝶的心目中，女人只是玩物而已，他从来不关心她们的感觉。而整部小说弥漫的那种玩弄心态，也使得小说伦理严重扭曲，给读者的除了恶心，就是厌恶，作家没有写出深层次的人物心理，没有刻画出深层次的性心理。或许作家要说了，不如此描写就无法刻画庄之蝶的堕落、颓废、迷乱。这表面看，倒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很多人就是这样为《金瓶梅》辩护的。其实，这还是没有把作家、叙述人与主人公分清楚。主人公是庄之蝶，可是叙述人是第三人称，在这部小说里也可以说，就是作家了。那么，写出庄之蝶的堕落，可以有多种写法，关键看叙述人的叙述视角、叙述技巧了。如果只是窥视、玩弄，而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小说肯定就走向了反面，往往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而具体到《废都》里，作家(叙述人)本身就有先天的局限，而且为了取得一鸣惊人的效果，不但没有对这种局限有所警觉，

而是放大、放肆到一个惊人的地步，方括号的大量运用就是一例。

庄之蝶生逢那个变动的时代，那个当代文化大变动的时期，也有他的超人之处。他代表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那是一个痛苦、无聊、颓废、茫然的过程。按理说，在时代的大巨变时期，正是知识分子大展其才的绝佳机会，可惜，在那个时期，却只有庄之蝶。为什么?文化经过历次的摧残，早已没有了生气，而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先天的缺失，更是没有强大的主体，没有能够抵御更不用说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了。面对巨变，能有茫然，已经需要巨大的付出。

使命感，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主心骨，但要担当使命必须要有担当的能力，有担荷当代使命的心力。孟子讲浩然之气，也就是这个道理。可当代知识分子哪里还有什么浩然之气，像鲁迅、粱漱溟那样的有骨气的文化人，那种凌云狂气，早就灰飞烟灭，即便像胡适那样的政府诤士也踪影全无。除了“乡愿”之外，多的是奴在心间，知识分子的真性情已很难觅到一二，而有的是“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截跃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庄之蝶的痛苦、绝望、无路可走，我们作为读者是能体会到一二的，那种深到骨髓的无望，近乎疯狂的肉体狂欢，是大悲苦，是大苦难。这样的写作是有其出色之处。当然，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关于性事的描写问题多多。已见前述。由于许多描写不堪人目，我不愿意在本文中引用原文，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以去翻查。当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无法解决自身问题，而企图通过“性”或者准确地说是生理刺激(感官刺激)来获得救赎，那当然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了。狂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留”，寻花问柳，亦证禅道，即便真有其事，恐怕除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堕落。就如黄帝御一万多美女而得道长生一样，很不可靠。“曾因酒醉鞭名马，也怕情多累美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只能是文人无行，或颓废无聊之举而已，与灵魂救赎大概关系不大。

不过，庄之蝶是为堕落而痛苦，而焦虑，而发疯。可其后的知识分子却开始了渴望堕落的过程，或甘愿堕落的开始。阎真《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就是典型的形象。而到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王家达的《所谓作家》、张哲的《非色》里，文化界、知识界已经成了烂泥塘，那里只有丑恶来开垦，再也不见了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在这个以娱乐、消费，以金钱、权力为唯一生活目的的时代，追逐身外之物，而不见自己本心或良知的时代，连庄之蝶都不见了，只剩下肉体的狂欢与文化能指符号的盛宴。

这从贾平凹自身的演化中也看得一清二楚。

贾平凹“文革”后期走入文坛，一开始的写作其实还不能叫创作，仅仅是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写作而已。1978年后，他写商州农村的小说虽然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也确实算优秀的小说。可今日看来，还属于虚假写作，虽有自己的部分真感情，可从大的局面看虚假居多。一直到《浮躁》出版，作家那种迎合写作心态依然非常浓厚。而从《太白山记》等文章开始，作家开始要摆脱这种外在的躯壳，而要写出自己真实的内心，于是遭到了当时文学理论界的严厉批评。当然这种批评是不对的，依然有“文革”思维在起作用。可从这批作品里我们发现作家的内心深处确实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太缺乏现代性思维，太缺乏一种真善美的东西。一种不算邪恶，但却神神道道的东西，一种不正的东西被释放出来了。这种东西一旦让作家从内心深处释放出一点，就再也关不住了。于是就有了《废都》的诞生。

《废都》引起巨大反响，与其中大量的女性写作关系甚大，但这些女人在《废都》里，基本都没有丝毫的独立人格，没有丝毫的人的尊严。甚至连一点自尊都没有，她们本来就只是道具而已。庄之蝶对待这些女人的态度、心态，也是非常无聊、自私而残酷。他只要求她们为他付出一切，而从不为她们着想。唐婉儿被丈夫家的人抓走了，明知道没有什么好结果，他也熟视无睹，照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作家在描写庄之蝶时，自我投入太多，庄之蝶作为小说里的人物，是残缺的，无法自足而自立的。庄之蝶玩弄女性，而作家玩弄读者。《废都》当然是一部奇书，一部很复杂的书，不管怎么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它都是一部优秀的不容史家忽略的作品。可就女，性描写来说，失败之处太多。许多评论家神往于贾平凹早期小说里的女性描写，其实冷静下来想想，并不比《废都》优秀多少。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其实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像《静静的顿河》里的阿克西尼亚、《苔丝》里的苔丝、《边城》里的翠翠那样的女子，在贾平凹笔下还没有出现，他的女性人物基本还是扁平的，是纸上的，没有到达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从贾平凹来说，从早期的政策写作，到《废都》里滥情写作，都缺乏一个优秀作家的主体性，一种大气象，基本都是奴性写作。《废都》里的男一女形成的主一奴结构，造成了小说最大的断裂，也使得小说很难神完气满。黄平在《“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2期)一个小注中写到：“某种程度上，《废都》的性确实存在着另一个层面的‘城乡差别，庄之蝶‘性征服的过程，内在地受阶级地位所制约，包含着颇为微妙的权力关系。”江帆也指出：“在小说中，两个女人没有和庄之蝶发生性关系，她们对庄之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类女人。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景雪荫又是高干子女。”“庄之蝶只能得到小县城来的唐婉儿、农村来的小保姆、下层人阿灿。”

这种男性妄想症的写作不仅是对农村女子的侮辱与妖魔化，也是作家内心心理不健康的一种反映。因为只有在这些女子那里，庄之蝶才有性的能力，而在比自己地位、素养高的女子那里，性的能力就丧失了。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写出了庄之蝶这类人的性心理，一种可怜的男权思想。但由于作家的过于倾向性的写作，给读者的却是吃了苍蝇似的难受而恶心。沈从文在《学鲁迅》里有一段话：“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其实，沈从文虽然表面唯美，可其骨子里也有着一种决绝，强烈憎恨中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这是贾平凹所严重缺乏的。许多论者将二者放在一起对比研究，我觉得荒唐之至。

沈从文是一个现代化了的作家，有着世界眼光。人类情怀。而贾平凹缺乏的正是这一点，他最多只是学到了封建末世那些士大夫的一些趣味，一点玩赏心态。贾平凹身上缺少的正是一个作家强大的主体性，他虽然也在挣扎，却像河里的石头总是被洪水裹挟着走。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代文学所有作家的问题，是当代文学的问题。对民间文化的过度迷恋，缺乏批判眼光，缺乏个体独立与觉醒，使得他沉迷于民间神秘文化而不能自

拔。可以说，贾平凹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他的走向《废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庄之蝶身上就有着浓厚的名利思想与奴性情结。

庄之蝶的失败，庄之蝶的无聊，庄之蝶的堕落，等等如此的描写都与作家息息相关。在当代小说里作家与自己的一部作品关系如此之密者尚不多见。我们通读贾平凹作品，非常深切地感觉到他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恐惧感，当然这种恐惧感主要局限在生存的层面，远远没有到达形而上的层次，不是那种存在的恐惧(如果这样，那他就是大师了)。这大概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西北人的生活是很苦的，“文革”时期他的家庭又是那样，而他生来体质又弱，我们看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就可以了解这一点。这种苦难记忆、自卑心理、政治劫难，给他从小就种下了一种生存的恐惧感。于是，权力、金钱，甚至女人，都成为了他创作的一种强大的想象，一种动力。而他的《西路上》那种老男人的心态，真是让人难受得想呕吐。

但贾平凹以衰弱多病之身，能一直坚持写作，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冲动，正好与这种社会恐惧症有关，而且正是通过这种变态的写作，他释放了许多体内的毒素，保持了肉体与灵魂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贾平凹有着一个作家的天赋。但因这种社会恐惧感，使得他的作品总是有一种阴影，给读者带来很多的不愉快。他喜欢的孙犁、沈从文绝不是如此。他们对“名”的逃避，对权力的厌恶，对女人的美好而健康的心态，都是渗透到文章字里行间，渗透到他们的骨血里的。而贾平凹在这些方面正好与之相反。所谓的学院派把贾平凹与沈从文、孙犁放到一起研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中就找到自己完全的体现，而应该有对家国的关怀，有对人类的深刻思考，如此，才能创作出具备普遍意义的伟大作品。

陕西文坛基本被西安周边的农村作家垄断，他们要在文坛立足，就要靠乡党，这种严重宗法性的乡党风气，也是毒害陕西文坛的一个大毒瘤。而农村作家那种先天的生存恐惧感，让他们尚无力做更深的人性思索与艺术探索。他们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改换门庭的工具，当作光宗耀祖的手段。路遥如此，陈忠实如此，贾平凹更如此。这一点看看他们的散文，他们的创作谈，就非常清楚了。不过，陈忠实尚有一种正气，所以才有《白鹿原》的突破。贾平凹更多的是一种邪气，而正是这种邪气成就了《废都》，但也让他们几乎没有成为文学大师的可能。因为他们毕竟是乡土文化，而且还是很落后的乡土文化，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现代意识，现代气息，更缺乏一种世界眼光，一种人类情怀。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创作总是非常企求主流文化的认同，这既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也成为他们的文学难以进入大境界的致命伤。贾平凹说：“从事写作后，一直又与主流文化不协调受指责而又不服气，做顽强的挣扎，所以一会儿自卑，一会儿又得意。”在谈到他更隐秘的精神上的痛苦与烦恼时，他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创作与主流文化的冲突”。

这不仅是陕西的症状，甘肃也是如此。我们翻看晚清历史，那个时候，上海、浙江等地，甚至包括四川都已经送自己的子弟去国外留学去了，而陕甘领导却不愿意走出这一步。这一点甘肃更落后。当人家面临的是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固守自己的儒家本位思想。这一点读甘肃刘尔炘的文章，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白鹿原》里的朱夫子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在当地还有着极其大的地方文化影响力。我们再看现代陕甘文学电，本就是从陕甘根据地开始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陕甘近代化的真正推动者，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陕甘现代文学(包括艺术)。当时弘扬的是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因此。陕西文学一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可随着近年来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西方文化的重新进入，陕西文学思考的问题就显得落伍了，而广东、上海、北京又一次垄断了文化话语权。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迈进，中国的乡土文化也会慢慢地退出文坛，而被新的文学所代替。不过，就目前中国的实际看，乡土文学还会生长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不会再是这个样子了。

通过《废都》里的女人，通过庄之蝶，我们看到了西北作家的不屈，看到了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就从他们的文化底蕴说，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创造了奇迹。但这是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正常化、现代化。陕西作家再要创造这种奇迹已经很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