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华

柳宗元《黔之驴》记云:“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许多学者普遍将文中的“黔”认为是今天“贵州”。如《柳宗元诗文选注》:“贵州这一带本来没有驴子,有个好事的人用船运来了一头驴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外北大中文系、上海师大中文系分别选注的《柳宗元诗文选注》以及尚永亮《柳宗元诗文选评》,也都持同样的观点。

对于这些专业的注解,许多成语词典,如《成语述源释例》、《成语例示》、《成语故事选读》等,都纷纷照搬照抄。网上一些经典教案(《黔之驴》(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也采纳这些释译。而贵州省内的一些媒体与大众也默认“黔之驴”与贵州的关系。有的甚至明确以“贵州黔之驴”为网站名,只要在网上搜索“贵州黔之驴”,就会跳出无数的相关结果。

实际上,唐宋文学作品中的“黔”或“黔中”,是当时黔州或黔中郡的简称。黔州又称黔中郡,是唐代黔中道(先是江南道)下地方中级政区之一,州、郡不过异称,并无实质差别。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沿袭隋代德黔州黔安郡定名黔州。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改名黔中郡。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复名黔州。

黔州位于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治所设于彭水。黔州地理偏僻,在唐宋时经常成为官僚文人的贬谪之地。如陈耀文《天中记》卷二九载:“高宗欲立武氏,(长孙)无忌、遂良不从。无忌贬黔州自杀;遂良贬爱州而卒。”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五载:“别驾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李则)拒之,固以词抵之,贬黔州彭水尉。”宋代黄庭坚,绍圣二年(1095)因党争而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黔中居住了三年。 唐宋文学作品中,提到“黔”地的也很多。如杜甫《送王判官扶侍还黔中》:“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孟郊《赠黔府王中丞楚》:“旧说天下山半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黔中鸣。”刘长卿《送任侍郎黔中充判官》:“不识黔中路,今看遣使臣。猿随万里客,鸟似五溪人。”这些诗歌中的“黔”地,都是指当时的黔州。

黄庭坚谪居黔州时,自称“黔中老农”(《与宜春朱和叔书》,《山谷集》,《别集》卷一四),也创作了大量描写黔地生活的作品。如《谪居黔南五首》、《和答元明黔南赠别》、《赠黔南贾使君》、《送曹黔南口号》、《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醉蓬莱》等诗词。其中《谪居黔南五首》尤其描写了黔地的地理气候以及他当时的心境。这里的“黔南”显然不是指今贵州南部,而是当时黔州之南的简称,大略相当于今重庆黔江一带。

柳宗元《黔之驴》写于他被贬湖南永州时期,为其寓言《三戒》中之一。《三戒》为《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其“临江”、“永”、“黔”都是州县一级的地区:“临江”,唐县名(今江西清江县),属吉州;“永”,指永州(今湖南零陵地区);“黔”,当然是黔州。朱东润先生对此亦注云:“黔,唐州名,治所在今四川彭水。”(《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3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更重要者,据柳宗元描述,“驴”进入黔地的运载方式是“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既是“船载”,此地必定处于水系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无论是现在,还是古代,贵州的水系交通并不发达,与长江并无通航的历史,所以“船载”不可能进入贵州腹地,也更不可能“放之山下”了。相反,黔州的府治彭水,正处于乌江边,直接在涪陵与长江相连,完全符合“船载以入”的条件。而黄庭坚被贬黔州,也正是从水路乘船经长江三峡进入的。

综上所述,“黔之驴”中寓言故事的记叙地点,是当时的黔州黔中郡,完全与贵州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最为有力的直接证据是,宋祝穆《方舆胜览·黔中郡》中,记载了此地尚存的“古迹黔之驴”的文化遗迹,直接证明了“黔之驴”寓言与此地的历史渊源。至于后人将此“黔”误为贵州,是受明清以后文人普遍以“黔”专指贵州的影响,唐朝并没有贵州行省的概念,贵州设为行省是在明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