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泓

清明回家,母亲站在门口,远远看我们走过来,乐呵呵的。

进了家门,发现母亲笑起来跟往常有些不一样,原来是一只门牙不见了。

“掉了,年前带小孙子的时候,不知不觉掉了。想去镶,没时间。等有空再去吧。”母亲若无其事,边说边张罗我们的饭菜。

望着母亲提着行李大包小包乐颠颠身影,忽然觉得,这场景是多么熟悉,母亲门牙不该掉呀。

母亲是个高个子,年轻时身高超过1米7,当年生产队劳动记工分,母亲就是和男人记同样分值的,只知道母亲身体硬朗,力气大,干起农活风风火火好像从来不觉得累。

家乡属于穷山僻壤,虽是背山面海,但生活相当艰辛,平日当柴火烧的都成问题,除了稻草,就是依靠海边防风林的落叶或是上山去找些山草野灌木,根本谈不上烧煤用气。家家都这样,所以海边浅山可当柴烧的材料基本枯竭,要找多些柴草必须上大山。山路崎岖,不是好气力,要捡担像样的柴草接着挑下山是不容易的。每年农闲时节,母亲一大早就出门上山去,中午时分翻山越岭挑回一大担柴草下山。如果你看到一个担着一担看不到人身影的柴草急急过来的人,那人准是母亲。到了山脚水库接着就是平地大路,大家都习惯在坝上歇歇脚,再由家里人帮着把担子挑回家。放下担子坐定后母亲就会掏出山上采摘的多尼(一种紫色野山果),急急地放一个进嘴里,然后摊开数数还有几个,舍不得一下吃光的她总是握在手心小心翼翼带回家。那时老觉得奇怪,家里几个叔叔总是不大愿意来接母亲的柴草担子,后来分了家才知道因为母亲那担柴草比谁都大,太重了,几个叔叔都吃不消。一个大男人接不了一个女人的担子,所以大家推搪不去。

母亲初来广州那阵子,家里烧着瓶装煤气,每月发瓶公价煤气是单位一个不小的福利,扛一大瓶气回家总搞得我气急气喘的。母亲知道了发瓶气的时间,就在班车停车地点等我下班。车一到大伙就忙开了,挪的挪抬的抬,母亲却是把气瓶一撩放上肩膀,独个儿扛着就走。同事们直呼我名字,都叫着快去帮手。等我缓过神母亲已经走出十来步远,紧步上去想叫放下来两个人抬,只听母亲说:走吧,这点东西我自个来。

还记得儿时换牙,大人们总一本正经说,上排牙齿掉了就要往眠床底下甩,掉下排牙齿的就要立正用力抛上屋顶那些高的地方,好让牙齿长得齐整牢固。我要回家,去找回母亲那只落下的牙,然后站得整整齐齐,甩向那眠床底,深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