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211工程”三期“艺术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海东(1971- ),男,汉,山东威海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学硕士,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

摘 要: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造型风格及其渊源关系,是西域壁画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从美术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图像造型特点和色彩的对比,分析了“有翼天使”壁画的造型风格及其渊源。提出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造型风格,在不同佛寺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差异,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了新的探讨。

关键词: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造型风格;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J301文献标识码:A

On the Modeling Style of "Angels with Wings" Fresco in Buddhist Temples of Miran

XIA Hai-dong

米兰故城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端的绿洲之上,历史上又被称为“磨朗”和“伊循城”(Miran)。这里既是丝绸之路新疆境内的重镇之一,也是汉代中原军队屯戍在鄯善国时的所在地,可见米兰故城在西域的重要性。现今在米兰故城遗址所发现的建筑遗存共有11处,初步判断米兰故城的大小,东西相距约4公里。在故城的遗址及其附件,至今仍能清晰地发现水利灌溉和一些规划的遗迹。米兰故城遗址之所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有翼天使”壁画。所以,自上世纪初始,就吸引了来自东、西方的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的专家,对此处壁画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有翼天使”壁画的研究,至今甚至没有形成明确的且一致认可的结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以某个学科为主进行分析,而从美术学角度对此处壁画风格的研究,尚未见有成果问世。

“有翼天使”壁画为组画形式,是斯坦因在1907年的1月31日,对该处的M•III佛寺和M•V佛寺进行挖掘时所发现的。该壁画的发现,很快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米兰故城及其“有翼天使”壁画,也成为了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从事西域艺术的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斯坦因两度从米兰故城的几处佛寺遗址,盗走了许多绘制精美的壁画,其中就包括“有翼天使”在内。1911年日本大鼓探险队也曾来到此地,也盗走了一些壁画。1989年秋季,新疆文物考古界的学者,在米兰故城进行考察时,又在另一处佛寺遗址中发现了两幅新的“有翼天使”壁画,再次使人们关注于米兰佛寺及壁画的艺术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西域古代宗教、历史和艺术学方面专家,对“有翼天使”壁画的研究方兴未艾,且时有新论问世。

在考古著作中,斯坦因曾公布了米兰故城遗址的M•III佛寺和M•V佛寺的图片资料,并都一一做了详细的描述。这两处佛寺均为圆形塔式建筑,且中间部分套有圆顶的塔柱,外墙与塔柱间有可以环绕的圆形回廊。“有翼天使”壁画,基本上都绘制在圆形廊壁的下端(墙裙),且均以半身肖像形式出现,距地面约1.2米左右。(见图一)由于“有翼天使”造像常见于古希腊,及希腊化造型传播的地区,因此,米兰佛寺“有翼天使”的壁画,因其所处的地域和独特的造型风格,成为了研究早期的东、西方造型艺术,在西域罗布卓尔一带的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图像资料。

斯坦因甚至认为,“有翼天使”壁画的造型风格,是古希腊及近东造型风格的再现。他的这一观点,至今在国外学界仍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甚至很多相关的研究也都在采用其最初的考察报告。国内考古及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也曾对此处壁画展开过讨论,已经有了前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探讨,但在美术学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尚待深入进行。本文正是在相关学科的前期研究基础上,从美术学的角度入手,研究“有翼天使”壁画造型的风格,试图通过对图像风格间的对比和分析,探究“有翼天使”壁画是否存在造型风格的差异和渊源关系等。

一、造型风格的比较

据资料显示,在1907年初对米兰故城进行发掘时,斯坦因给故城遗址内编号的地方(点)共为15处。其中M•III和M•V佛寺,是他发掘的几处佛寺中记录最详细,也是最为关键的两处。因为在M•III和M•V佛寺中,都有发现了“有翼天使”的壁画,且均绘制在这两处佛寺内墙的护壁下部,以半身像形式并列排开的。其中,M•III佛寺是由入口和窗户将内壁分隔为4个均等的部分,每部分(组)护壁上均绘有“有翼天使”像6身;M•V佛寺因其形制不同,“有翼天使”壁画主要分部在内壁的左右2个部分,数量相对较少。这些“有翼天使”肖像都绘有伸展的双翼,身着通肩红衫,面部肤色较谈,双眉浓重,眼睛较大。全部“有翼天使”的眼睛都专注地看着左右两个方向,且面露愉乐的表情,赋予画面了一种欢乐明快的气氛。

这样通过佛寺回廊的观者,无论是从左还是从右,都能从前方看到“有翼天使”正侧目与自己的目光相互注视。画像的轮廓饱满圆润,用笔较少但清晰浓重,并且用笔的方向,和天使面部朝向的方向刚好相反,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动态效果和平衡感。给人的印象虽然感觉到造型简洁,但是却富有韵律和淡淡的诗意。这些画像的高度约在27-28厘米,宽度在40-52厘米之间,且仅见于佛寺外墙的内壁下方。从风格和制作技术的角度来看,绘制这些壁画的画师,具有高超的画面处理能力。因为每幅“有翼天使”,都被绘制的既有共性有具有各自的个性化特点,所以给人留下了多样的视觉感。从壁画分布的位置来看,不难发现“有翼天使”壁画并不是佛寺壁画的主要部分,而是对主墙壁上的佛传、本生故事画(主画)的装饰和衬托,在佛寺所绘的壁画中并非主要的部分。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察的著述中,记载了当年对米兰M•III佛寺进行发掘时,发现有翼天使时的情形:

“当挖到距地面大约四英尺高时,发现了绘画护壁,护壁上展现出精美的有翼天使半身像,这些优雅的头像让人回想起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相似形象。”①

斯坦因初次看到发掘出来的“有翼天使”壁画时,就很惊讶于在中亚腹地这么一个荒芜了十余个世纪的佛寺废墟里,竟然能够见到久违了的古代希腊风格的肖像画。随后,他对此处佛寺的壁画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和特点等,都逐一予以了记录。同时,他也对这些壁画的造型的风格给予了初步的分析。在其后公开发表的发掘记录中,斯坦因曾专门提到这些“有翼天使”肖像的造型特点,尤其是专门提到了肖像的眼睛,呈明显的欧罗巴人的特点,且所有壁画人物的眼部特点都是一致的。他还认为,这些“有翼天使”壁画的绘制技术,为一种早期流传的蛋彩画技法。这种画法是以蛋清为媒介绘制的,而不是以水或其他材料为媒介的一种画法。这种绘画的技术都是以:

“蛋彩绘在一种薄薄的一层帕里斯泥上,这层泥被娴熟地铺在黄土背衬上。在白色的帕里斯泥表面,涂有用氧化铁制成的浅红色颜料。是在泥层未干时涂上的,以充作底色。这种薄薄一层涂有氧化铁颜料的帕里斯泥作为背衬的方法,在和田地区一直沿用到唐代。” ②

因此,斯坦因根据初步的观察,将“有翼天使”壁画归入蛋彩画的范畴,认为这种绘画的造型风格,受到了古代希腊及早期基督教艺术的影响。

事实上,也正是米兰佛寺壁画独特地反映了,遥远的古典绘画风格,在印度乃至中亚其他区域至今没有发现类似的壁画出现,所以“有翼天使”为代表的米兰壁画,才成为了探索一个对东西方绘画艺术史均有借鉴的重要图像资料。在其考察记录中,斯坦因甚至认为如若没有发现“有翼天使”壁画,那么就很有可能,与一个注定要对中亚及远东绘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早期艺术发展阶段失之交臂。而这个早期艺术的发展阶段,恰恰是我们以前所不知晓的,被完全遗忘了的艺术时期和其伟大成就。

除此之外,斯坦因还依据在该佛寺中所发现的佉卢文题记,推断“有翼天使”壁画的绘制年代,大致在3-4世纪左右。对于他的这个结论,目前在国内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阎文儒先生认为“有翼天使”壁画,所采用的笔法,来自于中原汉地的绘画技术,而不是外来风格影响的体现。阎先生不但指出了造型风格的来源,还认为“有翼天使”实际上是“迦陵频迦”,一种最早源于中国汉代的“羽人”造型。因此,“有翼天使”像造型来源于中原造型风格的观点,成为了国内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之一。关于造型风格和年代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且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米兰佛寺的壁画,可依据所属佛寺的建筑造型风格和结构予以考证。米兰佛寺建筑的特点主要为:圆柱形塔身,内外双层结构,中间一般饰有装饰带,呈底部大,上部小的形式,顶面从现有资料分析应为圆顶。据此,米兰佛寺建筑的造型风格可分为2个时期:

“第1期为M•III和M•V佛殿,基本特征是佛寺内圆外方,内殿外有方形回廊。第2期的佛殿M•XIV和M•XV”与第1期的区别在于没有方形外回廊。而且内殿平面也不是内圆外方,而是圆形。③

第1期寺院的壁画年代,可以:

“定在2世纪末。因为上述米兰寺院第1期佛殿及佛塔的形制、壁画题材和造型风格的特征在中亚、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佛教流行地区出现的时间都是在3世纪以前的1、2世纪,而在西域,则仅此一见。”④

此外,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也认为,米兰佛寺壁画中的佉卢文的题记,也应该在公元2世纪左右,因为这一时间段正是大批的贵霜移民进入西域,并将该文字带入的时期。不难推断,林教授的观点如若成立,随文字传入的就不仅仅是佛教,甚至不排除佛教绘画技术,所以有国内学者以此推断壁画的风格和年代。上述观点,试图通过佛寺的形制和造型风格等,探究壁画的年代及造型风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这两处佛寺的建筑风格,具有早期犍陀罗地区佛寺建筑的特点,可以从该风格传播的时间和地区进行分析。

但是,国内将M•III佛寺和M•V佛寺列为同一时期的学者,显然忽视了这两处佛寺形制的区别和及壁画造型风格上的差异。首先,两处佛寺的形制尽管均为内圆外方式的布局,并都有内部回廊,但门窗的设置和布局显然不同(参见本节首段);其次,和M•III佛寺不同的是,M•V佛寺的“有翼天使”壁画饰有中原装饰艺术中常见的“云气纹”,而这种装饰的形式仅见该寺,且“有翼天使”的五官及双翼采用了平滑圆熟的笔调,明暗渲染较少,与M•III佛寺壁画中高鼻深目的形象相比,更加具有中原造型造型风格的特点。(见图二、三)

所以,不难发现这两处佛寺内“有翼天使”壁画的区别在于:

1、M•III佛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头部仅见中间部分有一缕盘着的头发,有辫发的痕迹和鬓角。而在M•V佛寺壁画中“有翼天使”的头发较厚且绘满整个头部,且无辫发的痕迹和鬓角;

2、M•III佛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头形偏长,面部具有深目高鼻的造型特点。M•V佛寺壁画中“有翼天使”头形偏圆,面部五官较平;

3、M•III佛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的眼睛大而且瞳孔绘在眼睛的中间位置。M•V佛寺壁画中“有翼天使”的眼睛把瞳孔均绘向面部的一侧,没有画在眼部的中间;

4、M•V佛寺壁画中“有翼天使”周围装饰有中原造型风格的“云气纹”,而在M•III佛寺中未见。众所周知,“云气纹”在中原汉代的漆器、画像砖和织物上均有出现,表现祥和之意,后来为历代装饰艺术所借鉴,是中原艺术中常采用一种形式;

5、M•III佛寺的“有翼天使”壁画,明显使用了晕染的手法以求丰富的效果,尤其是“天使”的面部五官,具典型的欧罗巴人的特征。而M•V佛寺相对应的相关部分主要以线造型,手法简洁明朗,效果偏于平面化,呈现出了另一种类型的造型风格。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发现M•III佛寺的造型,更靠近外来的犍陀罗造型风格的特点,其壁画的风格也同样具有外来的犍陀罗式的特点。而M•V佛寺壁画中“有翼天使”则明显地不具有上述特点,加上壁画中云气纹的出现,更加证明壁画的风格是受到了中原造型艺术的影响。理由在于,米兰等地曾出土了的很多受中原影响的文物,如丝织品和其他器物上都发现有云气纹的造型。另外,M•III佛寺壁画造型(包括“有翼天使”像),在西域出土的一些非宗教题材的丝织物上,可以发现其中相近或相似的造型。如洛浦县曾出土了汉代的织物,上面的人物肖像同为大眼深目且风格较为相似,可见这一人物造型的风格并非只用于佛教绘画,而是已经成为了贯穿于特定文化背景中的造型范式。

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造型风格的差异,反映出此处佛教造型艺术在传播中受到了不同体系的风格影响,因而是考证米兰故城及丝路南道佛教艺术发展脉络的重要依据。M•III佛寺与M•V佛寺的“有翼天使”壁画相比,在时间上前者绘制的时间显然要早于后者,且较好地保存了外来造型风格的特点;而后者绘制的时间应当稍晚,造型风格则反映了中原(佛教)造型艺术,反向影响了米兰故城佛教艺术的可能。因为在西域历史上,汉代的中原军队曾在米兰(伊循城)长期屯戍,极大地影响了该地的经济和文化。

二、造型风格的渊源

米兰佛寺壁画的造型风格,与龟兹等地的石窟寺壁画风格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受佛教的传播地,和大、小乘佛教的差异影响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米兰佛寺壁画与于阗佛寺壁画的风格,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有翼天使”壁画,在西域佛教艺术中仅见米兰故城一处,且与克孜尔等地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在身份、外形和在壁画中所处的位置皆不相同。再者,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并没有绘出双翼,而且是以全身像的形式出现在壁画中,与米兰故城佛寺中的“有翼天使”在表现形式、手法和功用等方面相异。前面提到“有翼天使”肖像壁画是半身像的形式表现的,目的是对主壁画进行衬托。这种连续重复的图像装饰墙裙目的,也和西域石窟寺中绘制在墙裙部位的供养人或供养比丘,不但身份上有差异,而且表现的意图也截然不同。因此对其绘画造型风格的来源和考证,只能依据相关造型的特点予以考证。在上节已经分析,根据阎文儒先生观点,“有翼天使”乃是迦陵频迦,这种造型:

“渊源于汉代的‘羽人,并非希腊的爱罗神” ⑤

此观点显然排除了外来造型风格影响的可能,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而国外学者对此的观点恰好相反,因为“有翼天使”造型来自汉代中原艺术的观点,不但否定了外来的如犍陀罗造型风格的影响,也在其最初的壁画艺术造型风格上不可避免地留有中原艺术的印记。但是,早期的米兰M•III佛寺壁画中,不但未见有汉文的题记,且“有翼天使”壁画具有浓郁的外来风格的造型,还明显地伴随着一种加强明暗对比的晕染技术(斯坦因认为是蛋彩画技法)。这种明暗晕染的绘画技术,一般认为来自古印度,是西域及中原汉地以前所不擅长的一种造型技术。但是后来,该绘画技术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高昌地区的伯兹克里克石窟的壁画中均有借鉴。相比之下,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对“有翼天使”壁画造型风格受犍陀罗造型风格影响的观点,在国外学者中得到了肯定。在布萨格里看来,米兰佛寺壁画和犍陀罗雕像的造型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有些特点是属于中亚的,但是壁画中佉卢文的题记写有外籍画师的名字,并且:

“画师的名字蒂塔(Tita),可能是Titus的印度俗语写法。真的如此的话,这表明该画师是属于西方血统”。⑥

布萨格里的上述观点,与斯坦因在考察记录《路经楼兰》一书中的观点相一致。布萨格里甚至相信,米兰佛寺壁画的绘制工程:

“全部出自同一画师之手,或者无论如何也是同一个巡回画家小组(可能是由一位画家和他的弟子们组成)。此种明暗对照法是借助于一层涂于强光处的弱而清晰的颜料层所取得得。这种方法以前在一些希腊绘画和镶嵌图画中曾被采用过,而在拜占庭艺术和大马士革镶嵌图中则没有。” ⑦

因此,他认为“有翼天使”肖像与佛像一样,都是最初来自犍陀罗地区的希腊化形象,这一形象随佛教传播到了罗布卓尔地区,而米兰佛寺壁画正是这一艺术造型风格(犍陀罗造型风格)的遗存。布萨格里的观点,也符合了德国学者,如格伦威德尔等人对西域其他地区石窟早期的造型风格,与犍陀罗风格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分析。

但是,本文认为布萨格里所指的犍陀罗造型风格,并非在米兰佛寺的全部壁画中都有体现。考虑到米兰佛寺及其佛教的传播与影响,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并结束的,所以应当经历了一段发展的时期。而这一发展时期的壁画风格,不排除出现了从外来的影响,逐渐本地化发展,甚至受到来自中原的艺术影响。尤其是M•III佛寺和M•V佛寺壁画的绘制,也不应全部出自同一画师之手,因为两处“有翼天使”壁画的差异在上节已经予以了区分。斯坦因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两处壁画存在一些的差异,他认为M•V佛寺的‘有翼天使特征与姿势,虽然跟M•III佛寺的及其相似,但是:

“显示出的设计和技法则明显要低劣一筹。这使人难以相信是出自描画M•III内部形象化的装饰的画家之手” ⑧。

所以,布萨格里认为相同的画师,绘制了两处佛寺壁画的观点未必成立,而且如果米兰佛寺及壁画只存在一种绘画造型风格,那么几乎等于说明这里的佛寺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建成,并没有出现持续发展和本地化的可能。这种观点,显然与米兰故城及其佛寺经历了,自汉代至唐代长期的历史阶段不相吻合。就“有翼天使”壁画的年代而言,M•III佛寺应该要比M•V佛寺的早,至少在壁画的造型风格方面,二者并不属于同一时期。前述的M•V佛寺“有翼天使”造型受到了中原造型的影响,是因为在壁画中绘制了来自中原的造型因素——这也正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从现有资料来看,以前的研究者主要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都归为一种特定的造型风格,而忽视了此地曾先后吸收了来自西方和东方造型艺术,对该像的绘画造型风格方面应当有所影响。本文指出,M•III佛寺“有翼天使”像体现了米兰佛寺最初的壁画造型风格和面貌,要比M•V佛寺的相关壁画绘制的早,而且保留了犍陀罗造型造型风格的某些特点。M•V佛寺的“有翼天使”壁画,更趋向于早期造型风格的地区化发展,虽然与其他佛寺壁画具有相似的外形等特征,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犍陀罗式造型风格的精神面貌,所围绕的“云气纹”样的装饰带,更加显示了其造型风格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M•V佛寺的壁画中发现有佉卢文的题记,也不能否认该寺带有“云气纹”的“有翼天使”壁画,与中原造型艺术造型风格间的某些联系。因为佛教壁画技法的传播与借鉴,在处于中亚腹地的西域等地的石窟或地面佛寺中,一直就体现的较为活跃。而“有翼天使”壁画上的佉卢文题记,一方面体现了在米兰等地这种文字所具有的普及性特点(不排除为官方文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显示了画师的身份、语言、民族和所属地区的文化背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寻“有翼天使”壁画的技术及造型风格提供了有力依据。只是这些佉卢文的题记,是否与米兰佛寺中的壁画同属一个时期,而不是其后所补充上去的,以及米兰佛寺壁画和中原壁画的关系等问题,都需给予进一步的考证。所以,佉卢文题记在壁画中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否定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与中原绘画间存在某种风格或技术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考虑到米兰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之一,且中原军队曾长期屯戍于此地,势必以中原文化影响这一区域,这种的联系就可能存在。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造型风格,在M•III佛寺和M•V佛寺中并不相同。前者的壁画造型风格,具有犍陀罗艺术造型风格的特点,而后者更多地反映出了中原造型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这个观点,并不只是依据部分现象而得出的,更是由于所指的这两种风格的区别较为明显,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认为米兰故城M•III佛寺和M•V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造型风格的差异,实际体现了米兰佛教艺术在不同时期(早期和后期),分别地受到了来自犍陀罗等地区以及中原造型艺术的影响。这些影响生动地说明了,西域丝绸之路南路上的米兰故城,在佛教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地位。而米兰佛寺中的“有翼天使”壁画,并未西域和中原其他寺观壁画作品中发现,说明这一外来艺术造型风格的影响,仅传播到了西域丝南道的米兰故城一带,并未在西域其他地方得到普遍传播,这也正是该壁画为学界所关注的原因之一。“有翼天使”在上世纪初被发现以来,曾屡遭破坏和盗窃,部分珍贵的壁画远流国外。因此,对现有的部分壁画进行研究,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细致地开展。(责任编辑:高笑云)

① [英]斯坦因著,肖小勇、巫新华译《路经楼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② [英]斯坦因著,肖小勇、巫新华译《路经楼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③ 林立《米兰佛寺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49页。 ④ 林立《米兰佛寺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53页。 ⑤ 林立《米兰佛寺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48页。 ⑥ 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⑦ 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⑧ 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