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军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利益格局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格局，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方式和目标等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形成了系统性的变迁模式：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调整；分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成为调整利益格局的主线；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量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分层和合理定位；利益格局变迁的目标寻求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关键词：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1；C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140—04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次发生的模式大转换，利益格局变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社会四个深刻变化之一。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和利益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从传统社会主义利益格局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利益格局，表明我国调整利益关系的动力、目标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利益格局的变迁模式主要研究一个国家在调整利益关系时发生的内在和规律性的变化，研究的对象是利益关系调整的方式，主要内容包括利益关系变迁的手段、动力机制和目标等内容。

一、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再调整

利益分化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过渡的状态。利益分化的主要功能有：(1)促进利益主体由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2)加快利益主体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加大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性；(3)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侧重于利益分化的方式来调整利益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后政府对利益格局的过度整合，导致利益主体简单化、利益主体收入平均化和同质化，引起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益分化的主要方式和特点：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型的利益分化模式。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政府是利益分化的启动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城市放权让利的全面改革，中国改革的启动和每一步深化，政府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中国的利益分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利益分化案例，“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变化为开端的”。

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侧重于扩大社会资源的总量，而不是侧重在有限的资源内进行再分配。在利益的分化过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可以划分两种方式：一种是侧重于扩大社会资源的总量，从而提高利益分配的数量和质量；另一种侧重于在有限资源的范围内加强国家对资源的垄断，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激发社会的动力，实现社会资源数量的扩大再生产。它们的区别是前者是侧重扩大资源的生产，后者是侧重资源的分配。资源的分配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可以通过加强社会整合而实现。而资源的生产却需要调动广大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它通过利益分化而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分化无疑属于后者。

三是以“让权放利”为主要内容，调整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给予利益主体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促进利益主体追求利益张力的释放。我国学术界常常把改革初期城市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其本质在于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社会资源控制，利益分配机制统得过死，导致社会发展动力不足。“放权让利”主要是国家放弃对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绝对控制，促使利益源泉多样化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农村的改革主要是给予农民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城市的利益调整首先表现在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划分，国家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给予企业追求利润的激励和动力机制。

随着政府全方位地调整利益关系，蕴含在人民群众中追求利益的动力立刻爆发出来，中国进入全面的利益分化时代。从个体利益的凸显到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利益群体重新组合、形成。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后，我国的利益分化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导致1990年中期后，我国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面临失衡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种“复合体”。包括：不同区域、城乡、阶层、行业的收入持续拉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呈现贫富分化的态势，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和特殊获益者群体的出现等等。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为了化解利益格局的失衡状态，构建均衡的利益格局。政府调节利益关系和格局的主要方式由侧重于利益分化向侧重于利益整合方式过渡。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个利益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整合的主要功能有三个：(1)在经济领域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收入差距处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2)在政治领域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诉求和协商机制，化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3)在文化心理范围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心理认同机制，使不同利益群体形成和谐共处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三个功能中，建立公正、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是最基本的功能，它决定着其他利益整合的两个功能，与利益相关的民主政治功能的发展是经济整合功能的扩展和条件，而建立宽容、和谐和认同的心理机制是利益整合的最高层次。

利益格局变迁方式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会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注重对中国国情发展变化的分析，特别强调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利益格局的变化成为分析和判断新的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内容和依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概括了我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为了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的新特征，化解当前利益格局呈现的失衡状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侧重利益整合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制度安排。一是在执政方式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二是在执政理念上强调公平、正义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取向。三是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指导方针和制度安排。在处理城乡差距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指导思想，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思想。与此相适应，更提出了一系列利益整合的制度安排：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等等。

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呈现出不同

的阶段性特征。面对阶段性特征的挑战，利益分化和整合表现出互补性的功能，利益分化和整合都是调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

二、分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成为调整利益格局的主线

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利益的内容也纷繁复杂，按照客观内容，利益的构成要素由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组成。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政治分层进入经济分层，经济利益成为人们在社会分层中位置的主要标尺，并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实现又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分配制度来完成，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理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基本机制。当前我国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无疑是导致改革开放前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核心要素。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变革和完善走过了“三部曲”，第一步是改革初期，分配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按劳分配的本质和内涵；第二步是1992年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分配制度；第三步是进入21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在分配制度方面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从而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他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时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次对中国社会分配制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分配模式。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分配制度的重大突破，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过去我们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思想，这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过去的分配指导思想相比较，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二是分配机制的创新，第一次确立把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打破了过去仅仅把劳动作为分配的唯一依据；三是第一次把分配制度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在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同时，也出现了区域、阶层、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增大，面对收入分配面临的新形势。党的十七大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在指导思想上，完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寻求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完善分配制度框架的路径选择上：(1)逐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3)消除腐败收入，权力部门收入和垄断行业收入，扭转收入秩序混乱现象；(4)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三、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机制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分层和合理定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让权放利”到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定位，直至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大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利益格局中的变迁力量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的变迁动力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关系定位，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探索利益格局变迁的主导力量；二是围绕两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定位和分层。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的整个轨迹来看，国家的调整利益关系的职能在减弱，而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格局是国家强有力安排的结果，是典型的“政治分层”，这种抹杀市场作用的分层暴露出它的弊端。改革开放后利益关系的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由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不明确，这时利益格局调整的主导力量还是倾向于国家的调控，市场调节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调控职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由于这种指导方针存在着内在缺陷，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不能很好地结合，并存在矛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始终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过程。

1992年之前的利益格局变迁始终是在旧的体制之下的局部利益格局调整。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尘埃落定，中国利益格局调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利益格局调整的主导力量，利益格局调整的动力、基础力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力量从国家和计划经济调控为主，变为市场经济调控为主，国家调控力量不可或缺，但毕竟退到次要的地位。

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到不同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大博弈时代，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分化性，我国利益格局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进入21世纪后，国家的职能被重新认同。特别是针对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两个转型，我们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定位更加科学。这种科学认定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市场的两者不可或缺，更表现在两者的职能的分层，即利益分配从微观层次上以市场经济为主渠道；在宏观层次上国家是利益格局调节的主要力量。我国利益格局调整是微观和宏观层次，市场经济和国家调节有机结合的产物。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以市场调节为主，再分配注重国家调节。

当前，市场经济在利益格局调节中的分化职能已经发挥出来，主要是国家调节的整合职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是越位和缺位。因此，国家在构建利益格局中的作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是加快政府职能的改革，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政府从微观市场领域中进一步的退出，遏制权力部分利益最大化倾向和垄断行业形成部门利益集团；二是加大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利益格局形成合理的区间；三是加快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消除腐败经济和特殊获益者群体；四是扶持、培植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发育程度。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改变弱势利益群体的分散化等特点，通过增加人大代表等措施，改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和现代媒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力度。

四、利益格局变迁的目标寻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动力机

制，提供和传输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亦即动力；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着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动力机制是以解决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为核心内容，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平衡机制则是以解决社会公正为主要内容的有序、和谐的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

从建国后调整利益关系，构建利益格局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整个调整利益格局的目的围绕着两个目标：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二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平衡机制，主要体现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均衡利益格局就是体现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主要是针对建国后利益格局造成的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化，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当时中国的社会贫困，知青返程后的失业率较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足等问题，都以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低下表现出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解决中国当时所有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如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把经济增长速度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一系列挑战。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有增长无发展”也在我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滞后，由此带来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进入21世纪后，中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作出的新判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从八个方面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之一是“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为了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共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的同时，寻求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针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将发展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的有机结合，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较之其他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更高的科学内涵和方法论。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表现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把以改善民生作为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内容，寻求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有机结合。

责任编辑：王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