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朋友赵刚出了一批彩色电影版小人书,让我写一些感想,我正好有话要说,就为每本小人书写了一段。

《红灯记》——“自有说法”

《红灯记》的另一个名字更让你喜欢——《自有后来人》。尽管一听就知道是一厢情愿。

“自有”的事情不多,所以必须奋斗。

京剧的“后来人”就不是自有的,所以得振兴、拯救,尽管如此,也没了当年的红火。电影的“后来人”也不会自有,子承父业往往是巧合,还经常每况愈下。革命的后来人就更难了,歌舞升平的年代,弄得谁说革命谁不好意思。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可以在怀旧中止步不前,当然也不可以在奔忙中迷失方向,《红灯记》这段历史一定要经常拿出来翻翻的。

就是同一个《红灯记》,后来人却可以各自看到不同,可以看到抗日,也可以看到斗争;可以看到屈膝,也可以看到委身;可以看到掠夺,也可以看到才华;可以看到阿谀,也可以看到无奈;可以看到优美的身段,也可以看到烦闷的内心;可以听到高亢的赞美,也可以听到低声的呻吟。真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其实,自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自我已经开始流行。自我不坏,关键是要用自己的脑袋,随声附和,早晚没你也没我。

《沙家浜》——“人走茶凉”

现在说沙家浜一带的事不难,提大闸蟹就行。

阳澄湖大闸蟹最好,这大家差不多都知道,提新四军就显得过于遥远。

建议大家抱着奇文共赏的心态听听《沙家浜》里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段西皮流水出自汪曾祺之手,浅显易懂彰显才华。

他居然还给阿庆嫂写出国画一样的唱词:“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

据说,汪曾祺写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写请示报告,非常苦恼。

前几天去逛北京潘家园,感触良多,政治运动如前浪后浪,人都成了沙粒,被大浪淘来淘去。如今,绝大多数政治运动都面目可憎,而那些被运动过的物件却个个成了稀罕宝贝,身价不低。语录不离手,像章行情往上走。

被运动过的物件升值,最好不是这个民族淡忘运动之灾祸的标志,这个民族再经不起折腾了。看看《沙家浜》,想想人走茶凉,我们交易并思考着。

《青松岭》——“新与旧”

喜欢老电影的人都知道,《青松岭》有两个版。

一个是1965年拍的,一个是1973年拍的。

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年轻的一代》身上,新的不如旧的是共识,《青松岭》是个例外,因为大多数人都没看过旧的。

1973年看《青松岭》的时候还是一惊一乍的,张万山和钱广甩鞭子可以当杂技看,钱广三鞭子,大车“咯噔”一下停住,算是魔术。至于重中之重的阶级斗争这根主线只好去糊弄我爸他们了。

我记得有人编了歌:“钱广赶大车,孙福捎点货,捎的是什么,辣椒和蘑菇,钱广的老婆七姑问,为什么多给他两块五?……”

下学了,排着队,唱着这首原创歌曲回家,高兴得很。有人说,你只喜欢旧的,不爱新的,为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爱新的,只是想告诉你旧的难处。

那时候,一篇报纸社论也逼你拍成电影,拍得拍好,还要有艺术气质,多难啊,那些个导演居然干成了。现在拍大片,上上下下都跟你穿一条裤子,这么宽松,要求肯定要严一些。

新旧谁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结论,可以争论。

(摘自《烟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