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树

假作真时真亦假

199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熙熙攘攘的淘宝者瞪大了眼睛浏览着地摊上的卖品。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年男人,他是这里的常客,有些知道他身份的藏家,跟在他身后买一些他看好没掏钱买的瓷器陶器之类的老物件。

这天仍如往常一样,那位中年男子在各个摊位上转悠,身后紧跟着一群人。五花八门的古董玩器令人眼花缭乱⋯⋯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神在一件斑斑驳驳的陶俑上滞留——那只陶俑是一位戴着文官帽子的骑马人,服饰古朴,周身布满土锈,依稀还留存一些未完全剥落的朱砂红彩,显然是在泥土里埋藏了多年。

“您这件儿陶俑多少钱?”他问。

“2000块钱!”卖主是个操河南口音的年轻人。

“这是件残品你还要价这么高?”

“这还有个没残的,5000块钱您拿走得了!”卖主一看中年人还在犹豫,就压低了声音说:“您没见上个月报纸登了,俺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给挖了?”

“是你挖的?”

“不是不是,可不敢说这笑话,借俺两个胆打死也不敢!这都是在别人那里买过来的。”卖主一面低声说话,一面四下打量着。

“就这些?”中年男人说着示意卖主给打包。

“家里还有,一大坑,几十上百件呢!有些在别人家,不敢多拿出来。”卖主非常熟练地用卫生纸将陶俑缠住,面上再套两层塑料袋,递过去,收回钱,交易结束。

第二天,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中年男人将在潘家园买来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国家博物馆。不出他事先的判断,陶俑刚摆上桌面,就引起了同行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同时,专家们还基本确认,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陶俑一经认定,自然是身价百倍。众所周知,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陶俑,素来以其生动质朴的人物、动物造型著称于世,这些深埋地下的高超艺术作品,不仅真实传递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社会生活的丰富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审美情趣和习俗的变迁,提供了第一手直观资料。为了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损毁散失,专家们建议向国家申请专项拨款,及时收购。

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随即拨专款、派专家,抢救性地收购了古玩市场上出现的北魏陶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老人回忆说:“(北魏陶俑)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80万,故宫呢花了10万吧。”

国家出面收购陶俑,更是高涨了普通文物爱好者的收藏热情,一时间,潘家园内外一个抢购北魏陶俑的热潮惊动了整个收藏界。短短几个月时间,文物工作者们从古玩市场和各种渠道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儿出现了:一向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这一次却表现出波澜不惊的姿态,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大有收不完、买不尽的架势。这样一来,有的专家起疑心了:这么大批量的文物从河南出土,而且顺利运至北京,难道当地政府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吗?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

这一次关于北魏陶俑的集体鉴定,专家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国家文物局决定暂时停止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请警方给予配合,顺藤摸瓜,对此事进行彻查。调查结果出乎所有办案人员的意料:所有涌进北京古玩交易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不是第一次了。1993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经专家鉴定和仪器检测,一致证明是国家级文物。根据货主的交代,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谁都明白,这倒卖一级文物的罪要真给定上了,嫌疑人就算不掉脑袋也得把牢底坐穿。于是,卖主顾不上钱了,保命要紧,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这专家拍了板、仪器定了性的东西还有假吗?公安人员迅速将高水旺也逮捕归案。

进了公安局,高水旺反复解释说那几件唐三彩是自己烧造的高仿品,不是真品,公安人员当然不相信,便请了有关专家来到高水旺家。一进高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而且,他还当场给专家们做了各道工序的演示。没辙,只能把人货全给放了。

这一次,当北京的调查人员找到当地公安局把情况一讲,公安人员就觉得事情有点儿悬,当即陪了专家们再次前往高家。

结果正如当地公安人员所料,北京来的专家到高水旺家后,只不过重演了一次“唐三彩”事件。他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有的已经做旧,有的还在小窑口旁等待过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高水旺还拿出了一份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他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的荣誉证书。

回到北京后,专家们把高水旺烧制的陶俑送上仪器进行检测,结果不言而喻,还是属于“高仿品”。

至于那一批“唐三彩”是怎么通过仪器检测的,一直众说纷纭。最终,还是有个卖主揶揄说:“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这话听起来好笑,可是后来经有关专家证实,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一秒钟,釉面的老化程度便加快了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沸沸扬扬的“北魏陶俑”事件总算水落石出了,可是回想起来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儿悬,假若找不到始作俑者,那两个盗卖国家“一级文物”唐三彩的农民还不掉脑袋成屈死鬼了?

《鉴宝》的是是非非

某电视台有一期《鉴宝》节目,曾推出过一件少数民族的清代刺绣藏品,被现场专家定出十几万元的高价,有人在网上提出质疑。碰巧我的一个熟人是那位专家的学生,她告诉我:那件刺绣正是老师自己的收藏品,委托单位食堂的一位大师傅拿去《鉴宝》现场,然后再由以他为主的专家组鉴定,给出公开价格。

又一日,某藏友兴冲冲地告诉我,他那只北宋定窑大碗近日将现身某电视台的鉴宝节目。我见过他那只大碗,看起来显旧,闻起来有较浓的酸味儿,明显是一件中档仿品。“不可能吧,你吹牛?要不就是当反面教材,砸掉!”我说。

“我就知道您不信我,等着瞧!我还告诉您,有人许诺,只要电视鉴宝认了,他就买!”朋友十分得意地说。

几天后,朋友那只花200元钱在潘家园地摊上购买的“北宋官字款定窑大碗”,还真的现身荧屏,专家们给出的估价是38万元人民币。跟着,朋友如愿以偿,将这只碗连同有专家评委集体签名的鉴定证书,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下家。我向朋友了解内幕,他诡异地说:“无可奉告!但是如果您的东西也想上电视,兄弟我愿意帮忙,给3000块钱辛苦费就成!”

还有一次,我闲逛北京古玩城,在一家古玩店里发现两三件非常眼熟的宋代耀州窑青鼬瓷器,便过去询问价格。一般说来,在潘家园买古玩,还价幅度在50%~70%,在古玩店买古玩的还价幅度最少也有30%左右,可这家店的主人摆出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面孔,价钱一点都不让。我十分奇怪,便巧言相套,最后得知:店主之所以如此之“牛”,是因为他店里的物件,大多都是上过某电视台的“鉴宝”节目,由专家鉴宝定过价的。

2006年,一位藏友花3万块钱买了一只康熙墨地五彩捧盒,拿到某电视台举办的《寻宝》现场,请一位有副研究员职称的专家帮他鉴定。专家经过一番甄别后得出结论:“你买了一件高仿品。”

一个工薪族,花3万块钱买了件假货,肯定非常沮丧,且不说接连数日茶饭不香,单媳妇儿的埋怨就叫他真有挥拳“打眼”之心了。

一个礼拜后,事情忽然又有了转机:一位买主找上门来,说是知道他有一件高仿康熙年捧盒,想买去送礼。于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1.5万元成交,虽说这一进一出还是赔了1.5万,可毕竟挽回了一半损失,心情轻松多了。

没想到半年以后,这件高仿品竟然出现在一家拍卖公司的预展厅,估价28~32万人民币。朋友是个本分人,总觉得赝品上拍与他脱不了干系,便找到这家拍卖公司的管事者,告诉他这件东西经过专家鉴定是仿品,并建议将它撤展,可是管事的却向他出示了一份专家鉴定证书,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专家鉴定意见:“胎体厚重、器型周正、黑彩如漆……经鉴定为康熙年珍品。”再一看专家签名,正是那位副研究员。朋友气得直哆嗦,打电话过去发誓要跟他法庭上见。

当天晚上,那个出面的买主请那位藏友喝茶,并许诺将拍出的钱跟他平分……

也有些有良知的文物专家,对此类电视“鉴宝”活动颇多反感。北京一位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说:“一家著名的电视台请我去他们的收藏节目做嘉宾,但是去之前他们告诉我,有件东西估价的时候必须得说11万。我看了看他们那件东西,最多也就值三五万,便拒绝了他们。可是他们却说不就是做节目造造气氛嘛,何必那么认真呢?我说,玩假的没意思,我不去。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来找过我。我呢,也乐得独善其身,不去参与这档子无聊的游戏!”

离奇的文物贿赂案

故事的主人公是南方某市一位掌管政府实权的官员,称呼他是件难事,我们暂且叫他吴奈吧,他自己很无奈,法律对他也很无奈。

吴奈是2005年10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捕的。次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法官当庭宣布判决书的内容大致为:吴奈在任职期间,收受开发商宋某行贿的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一只,专家保守估价200万人民币。宋代官窑钧瓷洗一只,专家保守估价180万人民币,合并受贿金额达380万人民币。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收受贿赂的所有事实供认不讳……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这个案子给当地的法官们招来不少麻烦,单说给那两件文物定性和定价就够头疼的了。先说定性吧,这两件文物是真是假?它们隶属哪个朝代?是什么窑口烧制的?品相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都牵涉到它们的经济价值,而经济价值又决定了此案的量刑标准。尽管这两件赃物送给吴奈时,都带有文物专家签过字的鉴定证书,但为了慎重起见,法院又专门从外地请来两位国家级文物专家,加上本省专家组成五人临时鉴定小组,先是让专家们背靠背分别对物证写出个人鉴定意见,然后再进行集体讨论。结论完全一致:两件物证都是真品,而且都属于国家级文物珍品。文物定性后,接下去专家们又给它们估价,大家统一的意见是按照市场拍卖价的1/5定价,于是便有了法庭宣判时的数据结果。

一审判决后,犯罪嫌疑人吴奈没有要求上诉,因为他明白在受贿金额上他占了很大便宜,受贿后他是按照2000万人民币的进账给行贿人派发工程的。

照理说,案件到这一步也就该了结了,吴奈也做好了服刑的准备。可就在宣判一个星期后,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最先为这两件文物签发鉴定书的包姓专家以欺诈罪被人告上了法庭。起诉人既非受贿人吴奈,也非行贿人宋某,而是这两件物证的上一位藏主小丁。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小丁买回那只元代釉里红玉壶春和宋代钧瓷洗后,曾找当地鉴定专家包某做过真伪鉴定,鉴定结果为两件东西都是赝品,而且推荐他将这两件藏品转让给开发商宋某。当地报纸公开披露吴奈受贿后,小丁从照片上认出赃物是自己低价卖出去的两件东西,而且出具鉴定证书的专家正是包某。专家让自己当赝品贱卖的竟是两件可以把人送进监狱的国宝,这可就被人涮得不轻。小丁不禁怒火中烧,决定找包专家理论,可是打了几次电话,包专家都以身在外地推脱了。小丁一怒之下,便以欺诈罪将包专家告上法庭:你躲得过我,你还躲得过法院的传票?

这一招果然奏效,包专家哪敢把官司打上法庭?别说是输了官司他会身败名裂,就算是赢了官司,他也威信扫地,很难再在业界混了。于是,他立马找到小丁,提出赔他2万块钱私了。殊不知小丁拿住了对方的软肋,绝不会只收他区区2万块钱罢手。他说:“你想私了是吧?可以,法庭不是已经做出了最低估价380万吗,我也不要你全赔了,就赔1/3吧,怎么也得给我100万,否则咱们就法庭上见!”

好家伙,开口就要100万,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人家签一张鉴定书能赚多少钱?万般无奈,包专家只好硬起头皮与小丁对簿公堂。我们不知道包专家此前一番折腾究竟得了行贿者宋某多少好处,此后在法庭上,他一口咬定除开签发证书他收受了鉴定公司1000块钱的劳务费之外,没有多得一分钱。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文物鉴定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每一件都不会看走眼,有时候同一件物品今天看是赝品,过十天半月再看它又是真品。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心情好、心情坏,细看、粗看,都会有差距,这种情况有的是。如果鉴定专家要为此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相信全世界都不会再有人敢吃这碗饭了!”

言之凿凿,合情合理。包专家说的都是“大实话”!

按照现有的法律条款,无论如何,只要包专家的确不是因为收了好处费而故意开出两张自相矛盾的鉴定书,他就没理由受到法律制裁。换句话说,小丁想讨还损失的任何法律要求等于白提,他输了官司,还赔了律师费。

小丁输了官司,包专家败了名声,这场官司打下来,表面上看没有赢家,可是鹬蚌相争,最后还是有一位“得利”的渔翁——他就是在监狱里将要服刑的吴大贪官。这话怎么讲?乍一听谁都免不了一头雾水,可是等你把这一层“玄机”弄明白了以后,还会有更大的雾水在前头等着罩你。

还是先拿“玄机”说事儿吧!小丁与包专家这一场沸沸扬扬的官司,少不了传到贪官吴奈家人耳朵里,他的律师一拍巴掌,兴奋地说:“真是天赐转机!”当天,他就代表当事人吴奈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理由是文物鉴定本来就有两种方法,“眼学”不能代表科学,要求对那两件赃物进行科学检测。假如测试结果是“赝品”,那么吴奈受贿金额就只剩下区区几百元,别说判罪,如果宽容一点他甚至可以官复原职。

在接下来的二审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驳斥被告方的“赝品说”,提出让对方出示证明两件赃物是“赝品”的直接证据。被告律师冷不丁向法庭出示一张新近取证的两件瓷器的“碳14”测试报告单,上面结论明确:“……经综合测试,是当代仿制的赝品……”

这一下法庭炸开了锅,原告方手执专家小组鉴定报告义正词严主张维持一审判决,被告律师拿着仪器检测报告大叫冤枉,说朋友间两三百块钱的礼物不能算行贿受贿,要求还他当事人一个清白。

只有休庭。而且这一“休”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吴奈被抓了放,放了抓,原因是两件赃物分别送多家机构进行仪器测试,又先后换了两拨鉴定专家,今天说是“赝品”,就放了他,明天被鉴定是真品,又将他收监……

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

一个河南小村家家都有青铜铸造作坊,村里的青铜产品在国内外古玩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最贵的一只青铜鼎在海外创下了几百万美元的拍卖纪录;而当国内一位最资深的陶瓷鉴定专家来到景德镇一个青花瓷高仿基地时,面对一些明清官窑的高仿品,竟不知身处何地……

仿品局中局,拍出几百万

2006年夏天,深圳机场。一位过境港客被海关检查人员请进了办公室,原因是其托运的行李中藏有两件国家一级文物——一对带铭文的商代青铜鼎。港客慌忙声称这一对青铜鼎是自己在文物市场购买的工艺品,并非文物。

3个小时后,这位港客被告知:经有关文物专家鉴定,他所携带的这对青铜鼎均系商代旧器,确属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无奈之下,港客供述了实情,这一对青铜器,是他通过北京的一个文物掮客帮忙购买的。

两天后,北京的那名文物掮客被捉拿归案。此人招供出了另一名河南籍的同伙,说是那人盗墓所得。接下来,那个河南人也落网了,但他却说这两只古朴厚重的青铜鼎是同村的“铁拐李”仿造的。

北京掮客急了,立刻揭发说:“不对,我明明亲眼看见你从一座古墓里掏出来的,而且墓里面还有几件破损了的陶器。”

河南人说:“那是设局骗你的。”

公安人员找到了那个外号叫“铁拐李”的农民。“铁拐李”见到两只青铜鼎的照片,立马就承认此物件的确为他所造。他还说,这东西做出来不难,但是做旧得费一番功夫,属于高仿品。

满腹狐疑的人们进入“铁拐李”家的后院一看,可不是,这里简直是一个青铜铸造厂,从制范、成形到打磨、做旧,有一条规范的生产线。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景象还不止这一家,在这个叫做李家村的偏僻地方,家家都有青铜铸造作坊,村长不无自豪地说,村里的青铜产品在国内外古玩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有的高仿品还被成功拍卖,最贵的一只青铜鼎竟在海外创下了几百万美元的拍卖纪录。

于是,这个挂了号的大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弭无形了。

高仿青花瓷,泰斗也打眼

20世纪80年代的景德镇地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凤城一位农村老太太翻地时挖出一只青花梅瓶,她按照有关规定将这只梅瓶送到了博物馆。因为器型完整,博物馆付给了那位老太太600元人民币。

老太太刚走,这只梅瓶就被当时的景德镇陶瓷馆工作人员、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的欧阳世彬看中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国外学者所著图谱中描述的元青花。欧阳世彬当即花了1000元将梅瓶买走,就这样,中国瓷都景德镇有了第一件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母本。

欧阳世彬回忆说:“当时,景德镇经济不景气,瓷器滞销。我们得到梅瓶以后,便花了几十块钱的成本开始仿制。那次仿制非常到位,刚展出就被一个日本人花630块钱买走了。这在当时可是大收入呀,一般的瓷器只卖几块钱一件!”

元青花的仿制成功让景德镇的窑火又旺了起来,刚开始的买主主要是港台和日本的客商,价格也就几百元左右。后来经营高仿品的瓷商们听说自己的产品竟然被当做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便马上将每件仿品的价格涨到了几万。还有些港台文物商人干脆连窑厂一起买下,每年定量烧制高仿古瓷。从此,以元青花和清官窑为龙头的高仿品,开始走上了高科技之路。

2005年前后,日本一家博物馆要搞中国陶瓷展览,派出一位造诣颇深的汉瓷专家来到景德镇,要求当地政府租借一件元青花梅瓶去日本展出。当地专家故意拿出两只一模一样的“元青花”出来,结果日本汉瓷专家偏偏挑选了那只仿制品。

此事传出后,曾一度使得拍卖市场上的元青花拍品都贴上了大大的问号。那么,中国专家也会打眼吗?

目前在世的中国陶瓷鉴定专家中,公认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挂帅人物要数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而耿宝昌却坦言他在参观景德镇一个青花瓷高仿基地时,面对一些明清官窑高仿品,产生了不知身处何地的恍惚。听了这话,许多热衷于文物收藏的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连陶瓷泰斗都会打眼,这文物市场岂不成了无底深渊?

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国宝级的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的原因。

(摘编自《谁在收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