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晨曦

李正中/责任编辑

因舆论的热烈关注,陆川电影新作《南京!南京!》和五位学者的新书《中国不高兴》强力吸金,“争议”带来的是惊人的票房收入和销售数字。当然,同样高涨的还有观众、读者的激动和亢奋。一部电影、一本畅销书中所引发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民思维,不时散见于社会舆论中。

天灾带来的伤痛尚未抚平,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尚未明朗,奥运盛会赢得的荣耀亦尚未褪去……中国外交学院名誉院长吴建民先生说:“中国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头脑发昏”,是的,灾难给予了国人许多可贵的品质,给予了社会制度许多可供改进完善的契机,固有“多难兴邦”之说。但是,比灾难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不健康国民心态的侵蚀,它犹如置于国家航船一侧的巨石,随时可能使航船失衡。

铭记国耻更要认清自己

《南京!南京!》以日本兵角川的视角来观察这场腥风血雨的战争,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强调日本兵残暴的“控诉”方式,尝试着让中日观众一起来反思历史从而面向未来。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社会舆论褒贬不一,也正因如此,它得以保持不断飙升的票房收入。题材本身的沉重性和前所未有的叙事角度成就了它的高关注度。

有人肯定了陆川这部电影的意义,认为它“超越了以往中国人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够得上一个里程碑”;还有人认为电影再度唤起了民族的警惕心,要牢记历史屈辱,谨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而更多的人认为该片是在美化日本兵,无视民族感情,用一种无关痛痒的方式叙述曾经发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

天涯论坛一位叫“余相望”的网友表示,“我们的愤怒并不在于电影没有渲染仇恨,而在于陆川揭开这民族的伤口,却什么都没有表达,他的态度虚伪而暧昧……这种极度虚伪的历史观和战争观里,没有悲悯,故作公正……”言辞或许有失偏颇,却不失为理性的表述口吻。然而,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理性精神在论坛里实在可算得上凤毛麟角。更多的网民用怒骂导演的方式来发泄愤恨,用“汉奸”来形容陆川,用“垃圾”来形容电影。所谓的“争议”实质上并没有多少理性的辩论,他们迫不及待地下结论、相互言语攻击,以至直接爆粗口骂人变成了常态。

不错,陆川是把伤疤揭给人看的重要人物,但把舆论焦点集中于导演的“用心”,似乎不是成熟电影观众的表现。诚然,铭记国耻很重要,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恐怕应该是认识自己。电影唤起了国人强烈的耻辱感,人们因耻辱而愤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60多年前的悲剧如今引发的仍仅仅是无边的愤怒与谩骂,似乎才是更大的悲剧。媒体常言,“XX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要我们仅仅拿情绪说事儿。我们不能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逮着人就控诉。血泪控诉是为了使后代铭记民族灾难,而绝不是向后辈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更需要的是以史为鉴反思自己,修炼自身,包括反思研究我们曾经的敌人。此种意义上讲,陆川从日本兵的角度出发来叙事,我们可以对这种手法进行评价,可以根据史实对影片的真实合理性进行质疑,但不是一味地起哄谩骂。用陆川自己的话来说:谩骂未必是智慧和勇气的象征。

仇恨不能代替思考,仇恨更不能湮没理性。反观前阵子武汉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樱花事件”,因一对母女身着和服在武大校园的樱花树下照相,引来围观学生的恶语驱逐。显而易见,仇恨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形成另一种霸权,即如果对方不与他一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便视之为“卖国”、“汉奸”。愤怒的舆论再一次举起利刃,当然,也有一些人将围观者炮轰这对母女的问题上升到了对人权的无理侵犯。然而,民族主义情绪走向极端化的背后,一些原本值得警惕的东西更容易被忽略。赏花本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樱花也未必专属日本。武大樱花事件中的关键点在于这对母女是穿着和服来赏花拍照,除了民族仇恨,更应该引发思考的是日本文化的侵蚀。事实上,据考证,日本的茶道、武术甚至和服,都是源自于中国,后经过日本人的研究改进,逐渐成为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并且日渐对外渗透扩张,于是才有如今中国国内盛行的哈日风潮。回望我们自身,中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但对外输出严重滞后,甚至在国内都抵挡不了所谓的“日风”、“韩风”、“欧美风”侵袭,思考这些潜在的危机难道不比在网络论坛上争吵对骂有意义得多?

自信包容方能大国崛起

2008年下半年,温家宝总理在和美国金融界人士谈金融危机时,斩钉截铁地说到:“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确实,经济发展离不开信心的支撑。同样,站到了世界聚光灯下的中国,要崛起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真正强大的大国,首先需要国人成长为一个具有良好心态的世界公民。吴建民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做一名世界公民,首先要摒弃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做一个理性、包容、谦逊、自信的中国人。人家表扬你,不要忘乎所以,人家批评你,也不要过分介意,不要一听到批评脚就跳起来。”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国民心态无一不是开放而自信的,尤以汉唐时期为最,这反过来也促进了国家的进步。相反,那些固步自封的朝代,整个国民心态都处于压抑之中,越不自信就越不能兼收并蓄,最终不免被外来列强欺辱。面对屈辱,强者奋勇前行,而弱者则暴跳如雷,后者往往因为自卑而特别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屈辱近代史的背景下,不少国民长期浸淫于一种“受害者心理”——对于曾经受到的苦难与伤害,忿忿不平或者仇视对抗,当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时,又总是怨天尤人。如此这般,将不利于国家的成功崛起与国际间正常交往。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留给世人的教义便是:受害人心理发作,不仅不能实现公正,反而会在毁灭自己所恨的同时,毁灭无辜和自己的所爱,陪葬的还有你本想实现的正义。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见证了中国人的国民心态日益走向开放与自信。奥运开幕前期,以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为导火索,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甚至是公开侮辱;奥运圣火在境外的传递屡受干扰;法国总统萨科齐为出席奥运设置政治前提……国内以及西方的反对势力妄图以此来激怒中国,达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目的。然而,我们看到的是,面对圣火传递干扰,海外的华人齐心护卫;面对歪曲失实的外媒报道,我们从容不迫、闻恶不惊、不卑不亢;我们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应对“挑刺”的外国媒体,我们给了萨科齐同等的国际贵宾待遇;我们为外国运动员的精彩表现由衷地鼓掌祝贺,我们也将同样的掌声和敬意献给国内那些失利的运动员……这些不正是对西方复杂眼光的最好回应?不正是令人欣喜的大国民心态?

当然,不和谐的因素总还存在。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虽然认为西藏绝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看不惯有些中国留学生对不明真相的藏族人的不理智的态度,企图从中调解,便被中国国内网友痛斥为“汉奸”,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对其辱骂不休。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又有人跳出来指称其“卖国”、“辜负国家的培养”云云。事实上,狭隘、偏激、极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真正的爱国必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发展需摒弃非理性对抗

今年3月,被称为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一书,一经上市,立即因其抛出的不少“重磅言论”而备受社会各层次人群的关注。五位作者之一社会学家黄纪苏认为,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环境是,当精英们对中国失去信心时民间的一种反思,那么《中国不高兴》则是种种外交摩擦下呼吁表达中国情绪的产物,后者则比前者多了理性成分。

从《中国不高兴》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和谏言。这本书通过疾风骤雨式的呐喊与呼唤,表达了社会精英人物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而引发争议的是其中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辞,尤其是关于中西方关系描述所采用的重磅观点,可能对广大青少年读者,那些仍处于青春叛逆冲动时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容忽视的误导。

《中国不高兴》认为,中国必须由“领导自身”走向“领导世界”,称美国为“刷了绿漆的老黄瓜”,主张“持剑外交”,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学者吴稼祥甚至担忧地指出该书是在推销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书中指责“尚武精神”的逐渐磨灭,批评一味向西方学习任由美国绑架世界……实质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不高兴》透露出了一种对西方社会的非理性对抗情绪。

爱国热情是珍贵的,但它必须建立在致力于国家发展和强大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

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民族情绪的,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以和平发展为前提,尤其是在资金、技术和人力都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各代领导人都秉承这个根本的宗旨。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很大程度上仍需借鉴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事实上,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极大程度上依靠改革开放的成功,依靠与世界开展多元合作。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合作,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夜郎自大的心态是万不可取的,如果因为外交上无可避免的摩擦而产生不理性的情绪,掀起国民自恋与排他的对抗情绪,恐怕将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步子大大放慢,甚至出现倒退。并且,这也不符合一个逐步走向强势的发展中大国的风范。

2008年奥运前夕,中国很多地区发生抵制法国家乐福超市的浪潮,无疑是非理性对抗情绪蔓延的结果。面对法国政府的无理表现,中国要尊严,同时也需要理性。政府行为不等同于企业行为,对此,在法国遭受“藏独分子”袭击的残疾火炬传递手金晶,就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她说:“在法国,你仍然能感受到支持中国办奥运的法国人的那种热情,问题出在法国政府身上,大家不应该针对法国企业,更何况,驻华法国企业里面都是中国人。”

近代历史上所遭受的屈辱,使国人还没有完全走出阴影,而当国家各方面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这种阴影极易使人过早地自满、自大,膨胀出一股敌视和好斗,着实是非常危险的。古语云“爱之足以害之”,鲁迅对此则有更严厉的批判,他将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称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其对民族的危害可能不亚于“卖国贼”。实质上,在国际交往发生摩擦时,“比拳头”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求同存异原则下的谈判、协商和对话。

“现在的世界,外交不应该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的局面。”今年3月,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这样说到。逐渐站立起来的大国,需要有自信、开放、谦逊和包容心态的大国民,甚至可以说,国民心态是否健康关系国家的命运。伟人毛泽东曾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国家实力正稳步迈向新台阶但又面临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时,每一位国人都需要以宽阔的胸襟、豁达的情怀、智慧的头脑和辩证的眼光,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从屈辱自卑到自信豁达,从仇恨愤懑到理智清醒,从孤立排外到合作共赢,也是每个大国民当有的良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