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全食啊，天天见

耳东每

起了个大早，却压根儿没赶上集，错过这次日全食的遗憾最近总是反复在心头苦涩，尤其是媒体在那儿忽悠“这是三五百年一次的奇观”，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这种年份上的渲染，就像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租房时在失火赔偿的数字后面加了若干个零一“反正一样赔不起”。

20年前上小学时，看老版《十万个为什么》，我就知道2009年夏至后的一个月有这么一次日食，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已经计划好，到时候可以从上海回杭州，在西湖西侧的群山“十里琅当”或者西溪湿地享受这5分钟。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我正巧被派到浙南的温州出差。按常规，95％的时间我都在北纬30度上下1度之间活动——即本次全食区域，但是就在这份无聊即将变成利好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一点点意外。这，就是我认为生活有趣的一个方面。

和杭州的朋友们所经历的5分钟天黑相比，浙南地区理论上的日偏食就像假冒伪劣。尽管如此，我当时离开月亮打下的那块阴影覆盖区的选择还是理性的，因为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话，我的未来或许就会陷入阴影。因日食而渎职，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尚书·胤征》记载：在夏朝的时候，天文官羲和因醉酒没有及时预测和播报于某天发生的日食，引起了宫廷和老百姓的恐慌，由此被砍了脑袋。按照其中一种较受认可且细致到具体日期的测算，那次日食引发的渎职案正好发生在我－3942岁的生日当天正午，连时辰都不差。于是我细细读了这个故事并且较真了一下下：砍这位天文官脑袋的执政者仲康是大禹的孙子，仲康的孙子杜康后来又成为了“何以解忧”这种忘情水的代名词。所以说，日食是自然界的表演，历史则是人造的最有趣的讽刺剧。

很早时候就提醒我准备墨镜的业余科学家曹亘，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但是他的安慰一如既往地不那么靠谱。“根据日食发生的原理，其实其他行星也能看到日全食。”他从火星的两颗卫星开始讲起，然后说到据说拥有63颗卫星的木星、30颗卫星的土星，“卫星多，机会也多。”就算我去得了火星，在那个距离上，太阳从视觉上已经缩成一个小亮点，这种理论上的日食已经没有了艺术上的欣赏价值。

倒是曹亘外甥的话给了我一丝安慰。他在日全食当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叫“日全食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朝脚底下看，那么就是地球自己把太阳光给挡住了，一挡还十个小时呢……天天都是这样啊!”

冰棍往事

余毛毛

我小时候最遗憾也最恼火的事就是我爸爸是厂里的政工科长而不是行政科长，因为在分配冰棍这件事情上，是由行政科长说了算的。行政科长的儿子黑皮每次都能比我们吃得多，这让我感觉非常的不公平。

在夏季，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一群孩子就簇拥在厂办公楼的大门前，翘首以盼。送冰棍的三轮车晃晃悠悠地由远而近，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装冰棍的大木箱被抬进行政科，黑皮的爸爸就很威风地大声吆喝：“排队排队，让车间的同志先领，科室的等一会。”说着就打开箱盖，掀开盖在上面的小棉被，一股凉意在房间里弥漫开来，而我的口水立马涌出，就像螃蟹吐沫似的，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冰棍其实是厂里发给职工的防暑降温用品，一人两根，但没有哪一个职工会把冰棍吃掉而不给子女的。现在想来，整个夏天，我的父亲根本就没尝过冰棍的滋味。每次当他们科室的昂叔叔拿着草帽来领冰棍的时候，我就会扑到他身边喊；“我爸爸的给我。”昂叔叔说：“好好好，你拿去你拿去。”有时候会很走运，如果他的女儿小燕没跟他来厂里，他就会说：“我的也拿去。”有的时候会更走运，因为会碰到一些漂亮的阿姨莫名其妙地塞给你一根。

拿到冰棍后，我会到一个角落里，飞快地把它们吃掉。我从来就没有过慢慢地把冰棍吸完的记忆，我总是三五口就把它们干掉，然后摸着冰冰凉的肚皮，找其他的伙伴们，问他们吃了几根。如果他们吃得比我多，我就会很沮丧；如果他们吃得比我少，我就会嘲笑他们。

我爸爸所在的工厂不大。在发冰棍这件事上显得很不大气，而我母亲所在的工厂就不同了，那是个有几千人的大厂，他们自己办了个冷饮厂，自己做冰棍。工厂离我家远，母亲的办法是将若干天的票攒起来，一次性领取，然后装在热水瓶里，拎回家。那时的冰棍比较苗条，不像现在的胖而宽，剥去包装纸，正好可以塞进去，虽然倒出来有点麻烦，但我总是有办法。当母亲将一整瓶的冰棍拎回家时，那就是吃冰棍的盛宴了。我总是飞快地吃掉几根，然后用一种比较奢侈的方式吃：把几根冰棍放进碗里，看着它们慢慢融化，化一点就喝一点，喝完了再等着它们化……那时候我相信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现在除了嚼冰啤酒之外，对任何冰的东西都不碰，但我却非常喜欢吃冰的孩子，对他们急吼吼的馋相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欣赏。我喜欢看他们吃下冷饮后那种略带痴迷的心满意足的样子，在那样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看到了我遗失在时光深处的那些简单的幸福和单纯的快乐。平时抠门的我总是很大方地替他们埋单，对想替我省钱的孩子们，我甚至会批评他们。不吃冷饮，童年还有什么意义呢?

祖母的胸衣

寇研

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奥尔罕·帕慕克描绘了祖母卧室屏风后惊心动魄的战斗：杯盏颤动、桌腿在地上摩擦、床架子唧唧歪歪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老祖母可怜巴巴地恳求：“慢慢来!慢慢来!”他们在干吗?哎，这不过主仆二人在绑胸衣而已。祖母是个大胖子，绑胸衣是她出门的准备工作中最震撼的环节。

据说紧身胸衣是另一个大胖子、法王亨利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拽进时尚界的。皇后宣称不愿在宫廷看见没有腰的水桶身材，时髦贵妇为获得青睐，努力节食，打造13英寸的小蛮腰。而这位审美评委，爱小蛮腰，更爱美食，结果紧身胸衣箍住了别人，但拿她没办法。

欧洲古装片中，最常见的便是依靠紧身胸衣勒出的细腰以及一片丰收景象的胸脯。胸部被挤压至离眼睛最近的地方，而且鼓励裸露，以至略一颔首，除了能看见自己的鼻尖轮廓，就是这白茫茫的一片了。置身这个时期的宴会，若没有相当功力，想必会窒息在这丰满的雪白里。

古希腊爷们的恶搞精神，一点也不输给那个给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小胡子的杜尚先生，对女性胸前这抹阳春白雪，他们大咧咧地呼为“乳房臀部”。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惊天动地的发现。截取一张丰胸图，再截取一张丰臀图，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出奇地相似，尤其是那两道似乎亲热得足可拉家常的“沟”。

英国作家戴斯蒙德·莫里斯对“乳房臀部”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在前直立行走时代，人类走路像猩猩那样撅着屁股，臀部在这个时期的社交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许人们见面，还会像狗儿们打招呼一样，首先绕到屁股后闻一闻，分清敌我。后来，人类终于站起来了，但摆脱不了这种童年

时代形成的恋物癖，把胸部勒成屁股形状，也算是集体记忆吧。

但不管怎样，紧身胸衣对女性健康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紧身胸衣由鲸骨、钢丝，木片等材料制成，货真价实的“硬件”，又被胸衣带环环扣住，身体没有丝毫喘息空间。所以，20世纪以前的淑女不仅吃不得、喝不得，还流行昏厥。普鲁斯特的老爹曾在自己的医学著作里不遗余力地挖苦这个劳什子，还配以图解警告紧身胸衣对脊椎的危害。

紧身胸衣的寿终正寝，显然也不全是普鲁斯特老爹的功劳。紧身胸衣注定迈不过20世纪这个槛。在这个集体缺乏耐性的时代，胸衣带一环扣一环的繁复，像一出恶作剧，即便有人愿穿，也未必有人有这个耐心去解。要说从紧身胸衣解放出来的最大好处，无疑是，脱衣服比以往更快了。

贵族他妈

上上签

中国内地无贵族。往上追溯三四代，十有八九是农民。而贵族势必要有家庭的渊源，什么爱德华三世、亚历山大四世、亨利八世……在中国内地，最贵也不过富二代。

有个朋友不赞同我的理论。他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贵族的修炼不一定要往下发展，也可以向上辐射。抽古巴雪茄穿定制成衣的他，多次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未遂，只好衣锦还乡给老父老母买房。在物质方面，他对父母有求必应。他爸说想买辆摩托车，二话不说，手下人马上办好。可是，最近他接到老家发小的电话：“我在火车站看到你爸了，推着部摩托车在拉客。”一道闪电朝他劈头盖脸而来。这个要是被眼尖的县电视台报道出来，别说贵族了，道德良心都要受到拷问。

是啊，在提升社会阶层方面，父母总是拖我们后腿。好像我妈，认死理说红酒最地道的喝法是掺雪碧加冰块。害我每次看着儿子好生惆怅：“儿啊，如果你做童星办派对，要不要叫外婆来呢?”人家电影里贵族家庭的外婆都是穿雪奈尔戴祖传珍珠项链的，我们没钱做贵族，有点贵族气质好不好?

贵族气质的重点不在于钱，在于常识。女友老妈把她的GUCCI包拿去装腰鼓，每天到公园晨练。我看她气鼓鼓地拉开拉链为我们展示尊贵的腰鼓，不禁放声大笑：“大小正好，物尽其用。”女友没好气地对着她妈大喊道：“这可是GUCCI啊!”她妈答：“再了不起也不是真皮的，记得我当年在皮革厂的时候……”

这是父母辈们的标准句式。你从英国带一套下午茶具，他们会说“记得当年我下放到景德镇瓷窑烧瓷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去外企工作后，说话便开始夹英文单词，每次他耸肩anyway的时候，他爸就咆哮：“说人话!”没有办法啊，本来就没有贵族啊，我们的父母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好不容易有个父亲是教授的，小时候也是个放牛娃。

中国是一个无比幽默风趣的民族，但是，它还没到出贵族的时候。所以，山寨版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说：“你们家还不如我们家的鱼缸大。”听起来怎么都像：“你们家还没有我们家的鱼塘大。”

有个朋友在上市公司做高层，接到董秘电话问他搞什么名堂。这位老兄的老妈买了一百股他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高层的直系亲属买卖本公司股票要公示的。朋友口干舌燥地向老妈普法终不得要领，叹气说要买也多买点啊，一百股真是让人笑话。他妈说：“那我明天再买一百股。”那第二天岂不是又要出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