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彦　周政华

不改变政府垄断要素资源的方式，上海能否实现百年后的华丽转身？

上海，一座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埠”的现代化老城，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和机遇。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规划中的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这是百多年后的再出发。百年前的上海，就曾经是东亚的金融中心。当时的上海所具备的各项金融功能和航运能力，既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毫不逊色。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

但老上海的现代化，却被日本侵略中国等多种因素打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上海的工业城市地位再度确立。但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目标，却很难完全实现。国家的整体金融制度、上海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的服务方式和心态、资源配置的惯性依赖等各个方面，均未能在过去30年里对上海的此一转型提出挑战。

这一次，新上海准备好了吗？

曾经几度繁华

上海，是百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中心。

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赛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了太平洋航行中的前方，出现了一片广袤海岸。他查了一下地图，眼光聚焦在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的坐标点上。在这片淤泥荒滩上，一阵阵飞鸟划过芦苇梢。

这片出现在林赛德望远镜中的荒滩，就是日后东方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上海。

彼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县城。整个县只有约30万人，是清政府治下的江南一个普通的小县。18天后，“阿美士德勋爵号”走了。当时几艘中国战舰在6英里之外尾随着它，鸣炮逐夷。

林赛德船长离开还是不毛之地的上海回到英国后，在其撰写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中，预见了今后上海的地位：“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

而当时，广州才是满清的的外交、外贸中心。1844年，广州海关的关税收入为225万两白银，上海仅17万两白银，还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

但后来的事实，确如这位颇具慧眼的林赛德船长所言，在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上海便成为了中国百多年来的经济中心：

1856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广州的关税收入降为108万两白银，而上海则上升到182万两白银，一举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外贸活动中心。开埠后一个半月内， 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自此，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长明。

商业的繁荣，促使上海金融业迅速发展。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上海。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户部银行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前身。

1927年4月初，新上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随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交通银行最初谈到迁沪原因时称：“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而此时，大量的私人银行也纷纷诞生，并最终形成“北三行”和“南四行”并立的私人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格局。与此同时，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民国时期的旧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心中的“十里洋场”，也是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产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和贸易一直是上海经济增长的支柱，中国几乎半数以上的民族资本家都集中在上海。

但抗战爆发后，上海的金融地位和工业中心地位迅速衰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公私合营。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牌手表、金星牌电视机、永久牌自行车、回力牌球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风靡全国。

1978年改革开放后，广州领风气之先，再度成为最开放的沿海城市。上海的开放一度落后，仍然以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在全国领先。

“上海模式”的辉煌

1990年，浦东开发正式启动。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

“我们共同见证了上海从单一的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上海市长韩正在2008年11月的一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第20次会议上说。

这种转变，以“上海模式”来进行。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最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其渊源，则可溯至“久事公司”的成立。

“久事”跟“九四”谐音，其来源于“久事债”。1987年，上海谋动发展，但资金来源了无着落，中央政府遂给予上海以“九四专项”政策，允许上海到国际市场上自借、自还、自担保32亿美元。于是，上海成立“久事公司”，统借统还。这个32亿美元贷款，就是著名的“久事债”。

久事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上海久事公司成立于1987年，初为“正局级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属市综合经济领导小组领导，归口市计划委员会管理”。

上海市赋予久事公司的任务，是“审核‘94专项项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资金的统筹调度和还款。”除此之外，久事公司还“开展综合开发经营等业务，以增强还款能力”。

随后，久事公司的业务外延不断扩展。1990年，跟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实事公司”合并，并于2年后正式获得房地产开发资格。1991年，久事公司还跟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合并。

同时，久事公司提出，“两公司要凭借各自的多功能配套和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优势，联合起来利用外资，运用好地方财力，开展综合经营，发挥‘第二财政的作用。”久而久之，久事公司就明确成为上海市政府的“第二财政”。

依照久事模式，上海市随后又在市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上海城投)，专事城市建设开发。城投和久事又共同成立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专营城市轨道投资。此后，工业、农业、商业、体育等大口相继成立了投融资公司。

久事模式的不断克隆，终于成就了90年代至今的“上海模式”。上海市政府一共拥有3家综合性投资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官方数据显示，上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共投资26000多亿元———其中“八五”期间全社会投入3900亿，“九五”期间9600亿，“十五”期间13000亿，分别占到全国的1/11～1/25的不等比例。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其优势显而易见。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30%。在政府强势主导的浦东开发带动下，证券、期货、产权、黄金等一批重要资本市场开始集聚上海，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了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7倍，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50%。

同时，由于上海启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上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国有工业城市的市容市貌得到很大改观。上海国际海港、空港、信息港的枢纽地位确立，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的集聚能力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初步形成。

“上海模式”面临考验

然而，在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争议一直不断。

首先是“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上海社科院2005年发布的《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课题报告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市总体经济投资的边际效应，呈现出一条向下倾斜的“下坡线”。

公开数据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上海的制造业一直呈现明显下降。2003～2008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6.1%、14.9%、11.5%、12.3%、11.5%、8.3%，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而且也在五个东部沿海省市(上海、山东、江苏、广东和浙江)中排名最后。

使得上海模式难以为继的，还有上海的土地资源限制。“如果按照前15年的投资结构，上海将会有‘两个不能承受———一个是土地承载率不够，不能承受；二是上海的容量不够，不能承受。”上海市长韩正在2005年的一次上海模式研讨会上说。

与增长模式之辩同时进行的，还有上海的产业调整争论。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上海经济应该重点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大讨论。这一切，概因上海的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地位，近年来受到了挑战。而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50%上下徘徊。

由于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上海工业生产下降最为明显。

上海进出口业也面临挑战。其进出口增长率近年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水平。2009 年1～5月，上海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25.4%。

显然，曾经几度繁华的老上海面临的新问题是，上海必须依靠自身增长模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增长，弥补第二产业增长的不足，来提升上海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上海经济结构由被动调整转向主动调整。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2007年赴任上海之初，就发现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必要性：

“现在上海东扩是大海，不能跟大海要地；南扩是浙江，浙江不会给它土地；北扩、西扩是江苏，也都不会把土地给它，上海发展的潜力就有问题了。而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地，盖大工厂、大机器，没有厂房不能搞，所以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无疑是4月29日国务院确立的上海以金融和航运为主导的服务业方向。但服务业的活力之源，不在政府主导，而在中小企业创新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2009年7月18日，包括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内的41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受上海市之邀，出席“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咨询座谈会”，为上海未来发展献言献策。这可以看作上海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姿态。

上海日前也宣布，计划投100亿元重点发展九大高新产业，即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这些产业，正是上海市孜孜以求的高新产业。

但如果政府不摆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之路径依赖，服务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仍然以政府垄断要素的方式进行，上海能否实现百年后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