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梦

摘要：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分裂后，两个德国虽然分属不同阵营，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对立，但“同属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情感却不曾被割断，两德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也没有完全中断，并在德国统一道路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德意志；民族因素；德国统一

作者简介：王梦（1980—），女，河南洛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K51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141-04收稿日期：2009-03-05

关于1990年德国实现统一的原因，人们更多地从权力政治、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角度来诠释，而对两德间所存在的德意志民族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将尝试就此方面对两德统一的原因进行考察①。

一、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的定义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从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和划分群体的客观标准两个不同角度来进行阐释的。主观派主要是从主观认同来界定民族这一概念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历史学家勒南、英国现代民族学家科本和当代英国学者赛顿·沃特森等人。勒南提出，“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同甘共苦和共同希望——这就是造成民族的东西”。科本认为，“没有任何一位民族学理论家能够从客观角度提供民族的定义。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回答就是：任何一个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并希望保持对其的认同，就是一个民族”。而塞顿·沃特森则说：“当一个共同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构成一个民族，或他们的行为如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民族时，该民族就诞生了。”［1］（P93）客观派则强调民族形成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如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著名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就常常被引用［1］（P93）。可见，民族包含了主、客观两个层面。主观层面是指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性格、民族主观认同等方面。客观层面主要是指民族形成所需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客观条件。而后者是民族形成、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经济联系和经济生活把组成民族的各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在其他要素的同时作用下使之巩固。同时，民族中的主观因素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离开主、客观任何一方面的因素，民族都无法形成。因此，本文所要考察的德意志民族因素也需要包括主观、客观两方面内容。

德意志民族是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发展而成的。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最初居住在德国的北部和西北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那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之后日耳曼人开始往南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但罗马帝国却加强了对日耳曼人的统治并施以残酷的压迫。日耳曼人并没有被征服，他们认为这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从一开始就团结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压迫，并最终于公元5世纪推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对罗马人的征战中，日耳曼人逐渐结成了一些牢固的军事联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法兰克人的联盟。他们与中欧地区的其他凯尔特-罗马居民和斯拉夫人一起构成了后来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基础。公元5世纪末，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法兰克王国。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分裂，莱茵河以东地区被称为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变为德国。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东法兰克王国王位，创建了德意志国家及第一个德意志王朝，从此，德意志作为族名才正式开始被使用。

17世纪初发生的三十年战争进一步锤炼和磨砺了德意志民族。19世纪初拿破仑以武力横扫欧洲使德意志人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境地。但德意志人没有丧失其意志和追求，而是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统一才能阻止悲剧的继续，才能洗刷被异族武力征服的奇耻大辱。从此德意志各邦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世纪60年代，在俾斯麦的带领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实现了德意志人几百年来的梦想。马克斯·诺道曾说道：“德意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强有力的，在好事上如此，在坏事上亦如此。”［2］（P143）正是这种激发德意志人无限动力的民族情感，在胜利面前被无限扩大，最终演变成扭曲的极端民族优越感。德意志人开始推行军事扩张主义，希望通过战争来执掌他人的命运，犹如野蛮人一样给人类制造了两次巨大的灾难。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被打得一败涂地。“又一次被分裂”的事实使德意志人开始从狂热中渐渐清醒过来。正如威廉·冯·洪堡所言：“德国人之爱德国，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生成的。这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2］（P86）这时德意志民族精神又一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屡挫屡进、再接再厉、自强不息、精进不懈。在全体德国人共同的不懈努力下，到1950年西德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年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最终，割不断的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冲破重重阻碍，使两德于1990年实现了民族的统一。

在德意志民族形成的历史中，频繁的征服与被征服、常年的掠夺征战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好战、坚韧、进取成为了德意志民族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持久与残酷的战争的折磨使德意志民族展现出异常炽热的民族情感；历史上多次分裂的痛苦也使德意志民族对国家、民族的统一有着更加深刻的渴望。在他们看来，国家、民族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是由血统、遗传、传统和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就像一个不朽的家庭是不容分割的。这一心态不是只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代，而是贯穿于德意志民族的整个历史之中，也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灵魂之中，是一种德意志式的精神。

二、德意志民族因素在两德统一中的具体表现

二战后，德意志民族又一次被分裂，但却无法抹灭一个事实，即不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都属于同一个德意志民族，以相同的种族、语言、艺术、音乐、文学、民俗传统为基础，孕育着共存共荣的族群意识，这为以后统一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厚实的认同基础。战后德国领土一分为二，但两德的差异却无损其民族的整体性。德意志民族由来已久的民族感情是两德之间的脐带，不会因为东西分裂而割断，东西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虽然迥异，但是共同文字、共同种族的民族背景使两德人民仍旧维持着强烈的民族共同感［3］（P181-182）。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虽然被人为分裂，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形体上的裂变和脱节，但历史上所培育出的民族情感并没有彻底割裂，在传统中形成的对同属德意志民族的主观认同并没有立即消失殆尽，反而成为了民族存在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支柱。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主观因素的存在使两德间依然能够以民族内部的形式进行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联系成为可能。即使是在冷战初期，政治上极度对抗的时期，两德之间的经贸联系也一直被定义为“德意志内部的经济关系”［4］（P7）。联邦德国在其经济部下设立两区商业信托局，将东西德国贸易看做同一个国家的两个货币区域间的贸易，两德间的贸易额不包括在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之内，并且不设立关税。1951年9月20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区间贸易协定”。同时，决定由联邦德国国家联邦银行向民主德国国家银行提供“无息透支贷款”，民主德国在双方贸易结算出现逆差时，可以使用联邦德国提供的“无息透支贷款”。其具体数额起初为每年2亿联邦德国马克，到了２０世纪60年代末变成了前一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额的25%，到了80年代，这一数额更是增加到了每年8.5亿联邦德国马克之多。根据联邦德国的统计，1950年，两德之间的贸易总额为7.45亿联邦德国马克，1970年增加到44亿多联邦德国马克。1980年，更是突破了100亿联邦德国马克。在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联邦德国是仅次于前苏联的第二大贸易国。除了贸易关系之外，联邦德国有几千家企业还直接参与到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中［5］（P195-196）。

随着两德间经贸关系的不断密切，社会文化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德签订的基础条约强调了两德“发展和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司法往来、邮电、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合作”［6］。勃兰特政府更是向民主德国居民发放30马克的“欢迎费”，鼓励其到联邦德国探亲旅行。到了科尔政府时期，欢迎费从30马克增加到100马克，并对民主德国居民在联邦德国乘坐交通工具或参加文娱场所都给予优惠措施。

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作为民族形成的客观基础有效地加强了两德间的民族共同感，为两德重新统一提供了养分补给。经济上的往来不断外溢，加强了东、西德之间的联系，从而增进了两德民间交流和了解，拉拢了民主德国的民心，维护并加深了两德人民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减轻了分裂的影响，使民主德国产生和加强了对前苏联的离心倾向，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三、德意志民族因素在德国统一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德意志民族因素在德国统一中起到了“灯塔”式的指引性作用。正是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及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指引着联邦德国自成立以后从未放弃统一的目标，这一目标构成了联邦德国不同阶段内外政策的核心。各个时期，联邦德国的政策围绕实现统一这一目标进行不断修正。

战后初期，阿登纳政府意识到当时联邦德国的地位的虚弱，采取了“西向整合”政策。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员。但很快，联邦德国就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所设想的并不相同：当时的西方盟国并没有意愿优先解决德国的分裂问题。针对这一形势，联邦德国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是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承认纳粹暴行的事实，正确面对自己在战争中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对以往的军国主义痛定思痛。接着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加入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随后，1955年9月8日，阿登纳对前苏联进行了访问，与前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希望通过直接接触、谈判，使之同意由联邦德国来完成统一。

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苏关系趋向缓和。联邦德国发现以往对民主德国“以压力促变化”的政策失灵，使德国分裂进一步扩大后就及时地进行了政策上的改变。1969年，勃兰特政府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7］通过两德人民互相接近，依靠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基础之上的共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来维系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对于统一事业有成效的政策，以及继续进行自我反省、重塑自身形象的诸多努力，联邦德国都予以延续。1971年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在波兰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谢罪，是历史上国家领导人对战争表示忏悔绝无仅有的举动。再加上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联邦德国逐步摆脱了战争阴影，重塑了自身的形象，融入到了欧洲社会中。“新东方政策”无疑是成功的，联邦德国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交流，完全进入到民主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两德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不断萎缩，对德国统一起到了促进作用。1989年下半年，东欧国家局势发生巨变。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边界，打开“柏林墙”，联邦德国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机，提出了“逐步消除德国分裂的10点建议”，最终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第二，德意志民族因素是联邦德国在追求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力量来源。在追求德国统一的几十年中，联邦德国不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每次抉择的十字路口，割不断的德意志民族情感，抹不去的德意志民族认同一直是团结联邦德国上下坚持走在追求统一道路上的黏合剂，一直是支持联邦德国始终走在以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的道路上的力量源泉。

1948年7月1日，美、英、法三国要求西占区的德国人制定一部联邦性质的国家宪法。如果按照占领国的要求制定宪法，就意味着西德将正式成为一个国家，从而表明德国正式被分裂。这时候的德国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几近废墟，受制于人，根本没有能力触犯三大占领国意愿，但联邦德国并没有放弃寻求国家统一的努力。经过联邦德国政治家们的集思广益，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改制定宪法为基本法。《基本法》在序言部分和最后一项条款中都作出了明确的临时性的规定：基本法的发表是“为了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这一结果一开始使美国政府十分恼火，声言“要不是我们在这里，你们早被俄国化了”［８］（P25），可见当时联邦德国所承受的压力之大。２０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逐步改变政策，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出现端倪。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7］。联邦德国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是放弃统一大业还是排除万难坚持下去。这时，德意志民族情感及认同又一次使联邦德国团结在一起，给予它精神上的力量支持。为了换取民主德国政府的合作与支持，联邦德国政府与人民甚至不惜牺牲经济上的利益，继续维护和推进两德间的密切互动交流。终于，在联邦德国的强大攻势下，民主德国不断放宽限制，从而使德意志民族情感与认同得以很好地维持。

第三，德意志民族因素在德国统一中起到了类似于“加速器”的作用。作为形成民族的客观基础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交流联系加强了东西德国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缓和了两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淡化了两德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增进了双方人民的了解，有力地维护了两德人民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认同，进一步加强了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情感，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信念和动力，加速了德国统一的步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联邦德国对于民主德国主要采取“以压力促变化”的方针，虽然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限制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那时两德间除经贸领域往来外的其他方面的交流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德国分离的局面呈现出扩大化的倾向。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就是一个明证。而随着联邦德国政策的变化，两德之间的交流得到了全方位延伸，两德内部均出现了新气象。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969、1972、1987年的西德受访者中，渴望国家统一的分别占78%、78%、80%。到1990年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了85%，其中27%的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的钱奉献给祖国的统一大业［7］。民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讳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甚至讳言“德意志属性”。但到了80年代初，民主德国也越来越多地探究其“德意志同一性”和与德意志历史的一致性，对历史问题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德意志民族认同感在不断得到恢复。此时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不再认为与对方势不两立，而是视彼此为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伙伴。不能不承认，两德之间的交流确实起到了增强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作用，使得德意志民族必将重新统一的信念不断得到强化，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德国统一的实现。

总体看来，德意志民族因素中的主、客观两个层面在德国统一中起到了正相关作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德意志民族认同等主观因素成为联邦德国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纲领主轴与力量源泉；而其中的客观因素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德间历史上已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为德国统一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信念与动力，加快了统一的步伐，推动了德国统一的最终实现。

参 考 文 献

［1］王逸舟．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Ｍ］．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王为民, 张晓． 德意志强悍之谜［Ｍ］．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

［3］彭滂沱． 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Ｍ］． 台北: 三民书局, 1992．

［4］晏小宝． 德国的统一［Ｍ］．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5］张炳杰． 德国的历史与两个德国的现状［Ｍ］．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8．

［6］郭梅花． 基础条约前后的两德交流与德国统一［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

［7］邓红英, 吴友法． 论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J］． 武汉大学学报, 2005, （5）．

［8］方连庆.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雪萍］

German Nationality Factor in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WANG Meng

（Academy of Political Stud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two Germany belong to different camps, contradicting each other polit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However the national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the same German nationality” is not split and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never stop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Key words: Germany； nationality factor； unification of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