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

随着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日益临近，中美两国战略对话议题也越来越重视全球气候和能源议题的讨论。8月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称，上半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上年同期下降3.35%。尽管这一数字实现了政府在经济危机之时仍坚持的节能减排的任务，但有关中国政府不愿意担当节能减排责任的指责仍不绝于耳。对此，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不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应转变思路，将这一话题尽量引到“美国该如何做”上。

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是，节能减排的任务要和发达国家区别对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理由不承诺“量化减排目标”。该立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能够拿出充分的理由，诸如历史积累因素和人均排放原则等。但在国际社会中，这个立场未免给人一种推卸责任的印象。另外中国还提出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的观点，意在指出除了节能减排，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就该观点的表述本身而言，生存权和节能减排的关系并不大，而发展权的主体更多的是国家或地区，而不是个人。对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权概念，发展权和人权在概念上联系也不紧密。

笔者认为，中美全球能源对话的议题不应该总是围绕着“中国该不该做”，而应该将议题尽量引向“美国如何做”的问题上。

中国需要提出更加精致的立场的表述。相比“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而言，“排放权是基本人权”、“地球上每个人生来就有平等的排放权”的表述更加合理。排放权的主体更多的是指个人，因此它能和人权概念更好地挂钩。而且，提出“排放人权”概念后，矛头就立刻指向了美国等人均排放温室气体极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均大量排放实质上是侵占了别的国家每个人的基本排放人权。

另外，中国在和西方其他国家谈判时，可以巧妙地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分开界定，设法孤立美国。比如可以用“三个世界”框架，而不用“发达/发展中国家”框架来界定整个世界。即当前世界上有三种国家，唯一处于第一世界的美国，欧盟诸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国家，以及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主导“八国峰会”讨论能源议题，也就是为了将自己和其他发达国家捆绑在一起。中国应该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分别对话，而在和西方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盟）单独对话时，也可以多将议题引向“用什么机制促使第一世界的美国降低人均排放”的问题。当全世界每次能源对话议题都在讨论“美国如何做”时，美国政府才能更主动和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