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也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09年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以中国六大城市的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为基准，确立了六大城市“新贵族”的消费门槛。报告称，在北京，只有消费达8700万元，才算是“新贵族”；其次是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沈阳，最低的沈阳，也需要3284万元才能达到“新贵族”的消费门槛，而达到这个标准的“新贵”在中国只有5.1万人。

笔者不知道美国、日本是否也有这样的“贵族消费标准”，但世界最有财富的人，像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从没听说他们是“最能消费”的一群人。即使在最盛行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挥霍也不是好名声。胡润搞这么一个报告是成心拱他排除在“中国新贵族”门外的人的火，还是要干什么，笔者不得而知。

财富是一个好东西。但巨额财富对于当前中国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东西。财富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力量、品质和种种社会含义以及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国近年来涌现的新富人的花钱方式来塑造。西方国家关于财富的观念在进入中国，但远没有占领中国。我们看到，中国财富在中国社会的地位、财富应通过什么途径给持有人带来尊严和权力，依然非常模糊。

私有的财富是个人的。个人有支配其财富的自由。但是，在财富与社会的关系中，当财富满足个人适当的需求之后，当对它的使用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某个层面的时候，它就应受到一定的监督，成为社会公益与和谐的推动力，而不应成为个人为所欲为、肆意扩大个人非正当权益的工具。

胡润怂恿的“新贵”标准得以传播，恰恰反映了中国在“财富观”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事实上，无论是财富榜，还是消费榜，都应该是一个责任榜，都应该加重“对社会奉献”、“文化涵养”等在这些榜单中的分量。

从胡润这个“消费门槛”报告中，我们看到当前中国社会中关于财富的两面性。一方面，报告中的那些集聚财富的“新贵”标准能够得以公布，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开放度；这些所谓“新贵”的财富聚集，在某个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拉动经济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如何使用、管理和监督这些“新贵”们的财富，在中国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胡润报告这些年来不懈营造“富人”品牌，不停对中国的“富人”做出解读，慢慢也在中国营造出一种富贵为荣、逐富乃尚的社会氛围，对教那些有钱人如何做一个富人没有半点好处。正如一位外国企业家曾说过，“富人的另一种理解是被周边的老百姓尊敬的人。否则，只能算有钱人。只有那些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解决这些困难，竭尽全力帮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算真正的富贵。”胡润报告里说的那些“新贵”，根本就无法获得社会的尊重，反而会增加中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心理失衡感，也会加重一些穷人的仇富心理，对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更是无益。

那些动辄以“坐拥豪宅，开名贵汽车，极尽奢侈之能事”的“新贵标准”还是少搞一点为好。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不怎么富足的国家，传统来说是以节俭为重，鼓励奢侈消费应该被视为一种耻辱。而且中国正值一个发展转型的社会，理应塑造有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新贵族”标准和典型，而不是以奢侈消费为先，那样既无助于社会、国家，也无助于有钱人本身。▲（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