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文： 1977年6月生于江西新余。江西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新余市委宣传部，兼任市作协秘书长。在《音乐周报》、《创作评谭》、《文学与人生》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数十篇，作品入选《2006年中国散文诗精选》、《江西散文十年佳作选》。

豆腐张

他通常摇摇晃晃地行走在一片绿野之间，而且哼唱着一些含混不清的歌谣。犁田的农夫叫住了他，吸烟，黄牛趁机撒了一泡尿。他的眼睛依旧半闭着。又在哪个相好的家里喝了半斤吧？农夫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谄媚地问。嘿嘿，嘿嘿嘿……差……呃……不多……他身上的烧酒味熏得牛打了一个近似夸张的响鼻。田鼠们探出来的头又缩了回去。豆腐不用说，一如既往地好卖。明天记得给我留两块啊，农夫一边朝懒洋洋的黄牛吆喝一声。嗯哪，记得就留，不记得就……不留，嘿嘿。

阳光暖和地照耀着这片刚刚苏醒的山野。

方圆十里的人都吃他的豆腐。十多年了，想抢他生意的豆腐坊陆陆续续开了五六家，又陆陆续续倒了。他不生气，成天微笑着晃着一副担子走村串户。工艺依旧是十多年前的工艺，尽管有人举报他家的石磨经常不洗，每天两担豆腐还是卖得精光。做房子，打家具，织晒垫，或者临时来了客人，依旧有很多主妇端了新收的黄豆去换豆腐，只不过现在付现钱的多，原因是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有花花绿绿的票子寄回家，还种什么豆子呢。因此，他每月都到外乡收豆子，偶尔有老婆婆端了黄豆来，一斤豆腐回去能称出一斤二两。

他挑子上的豆腐总是滴滴答答漏水，人们便戏称为“水豆腐”。他说，没有水能成豆腐？玩笑归玩笑，这东西煮了，温嫩滋喉，沁人心脾；煎了，浓香四溢，口舌生津。镇上开了几家酒店，都定他的货。一盘“家常豆腐”最高时卖到十六元，可是，每到周末，依然有人开了车子呼朋引伴专门来吃这盘豆腐。镇上的人见酒店生意火暴，有点愤愤不平，嘴巴多一点的人就悄悄问他，你知道一盘水豆腐卖多少钱吗？卖多少？他故意瞪大眼睛，偏了耳朵听。十六啊，那人伸出手指。你一斤豆腐卖给他们是多少？一块六。十倍！你亏大了，赶紧抬价！他笑笑，不加价，那钱是他们赚的。你开一间店，我也一块六卖给你。你……哎……那人原本想得到一支香烟，然后继续深入谈论经济账的。不料，他一转身走了。那人怔怔地站在街角，嘴巴变成大大的“O”形。

他喜欢跟人开一些玩笑，特别是女人。比如，哪家媳妇早上穿着睡衣买豆腐，挑三拣四，他就瞟瞟人家衣领子下面，嘻嘻一笑：别挑了，左挑右拣，哪块都比你的白，比你的嫩。媳妇羞红了脸，骂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连忙提提衣领子。相好的谢寡妇端了搪瓷碗，袅袅婷婷地来了，他笑嘻嘻地挑了两块最大的豆腐给她，便凑上去拼命地嗅嗅。去去去，谢寡妇拍拍身上的灰尘。瞅瞅左右无人，他将挑子放下，冲上去拦腰抱住女人，两只手乱摸一气。女人咯咯咯地笑着，佯装挣扎，身子早已软了一半。事情的结果往往是谢寡妇头发纷乱地倚住门框，目送他和他的豆腐挑子远去。

附近村里的五保户或者孤寡老人，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他的馈赠——一块白白嫩嫩的豆腐。他们一致称颂他的积德行善，他只是咧开嘴笑笑。妻子觉得吃了亏，几次埋怨他的大方。他就瞪圆了眼睛说道：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嗯？

地里疯长的香葱将人们的视线和舌头聚焦在他的豆腐挑子上。他依然半闭着眼哼着“朗格里格朗，朗格里格朗，豆苗青，麦苗黄”之类的歌谣，挑子上的豆腐总是滴滴答答地漏水。

他姓张，人们叫他豆腐张。

田螺

驼背的田螺终于选择了一个冬天的夜晚死去。

一个人的离去就像原野上的一阵风，吹过之后，原野依然如故。

是医院的救护车将她送回家的。什么病，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客死异乡的人，他的灵柩是没有资格进入祠堂的；所以，听说田螺挺到家里才咽下最后一口气——让全村人看看她的棺材，听听亲人或真或假的哀嚎，这样才能走得舒服一些。

不知道她的驼背源于何时。也许是先天发育不全，抑或是哪次偶然事故酿成的残障，总之，很早以前，她便背着一口锅行走在村人的视线里。为了治病（多年以来，田螺对于治好可恶的驼背总是异常地执著），她不知寻访了多少民间医师，吃下的草药都有几箩筐，结果却像一个巨大的嘲笑，将她的背压得更低，几乎与地面平行了。“我这是前世造的孽，不晓得得罪了哪个阎王……”每次与人说完话，她都会这样总结自己的命运。

村里哪家闺女要出嫁了，置办的嫁妆陈列在堂屋中央，空气里回旋着油漆的清香。田螺称赞着那些物件的做工，摩挲着梳妆镜的雕花镜框，久久不愿离去。父母为她的婚事颇费了一番心思。由于身体缺陷，几门亲事最终告吹。后来，一个家里很穷的光棍答应娶她。从她走路时的快节奏可以想见，她对婚姻的期待与憧憬。光棍可能想到一个人过活毕竟没两个人在一起好，再怎么说被窝总要暖和一些。于是，起初一段时日相安无事。大约两三个月后，田螺哭哭啼啼地回到娘家。原来丈夫酗酒后经常打她，两只瘦小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田螺甚至哭诉：一次去米缸量米，不想一头栽进去，幸亏邻居听见，才将她一把拔出来……这样，田螺再也没有回去，丈夫也没有来接她——也许他对短暂的婚姻丧失了兴趣。

过了几年，又有一个异乡的老男人来提亲。我见过那男人，秃头、尖嘴猴腮。可能是上次失败的婚姻至今笼罩着田螺，她没有答应。可是父母犯难了，女儿已年近四十，好歹要成个家啊，总不能靠父母养到老哇。父母彻夜地劝说田螺，说如果这次还不成功，那就是命中注定你要守着父母到老。无奈，这次婚姻还是以失败告终。男人嫌弃田螺的原因是她不能生育。父母也很失望，关于田螺的婚姻就此作罢。田螺决定终身侍奉父母。重活干不了，父亲便将放牛的活儿交给她。庄户人家，牛是宝贝。这头黄母牛在田螺的精心饲养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田野里，山林间，小溪边，河岸上……黄牛与田螺形影不离。很多次，人们听见田螺对着黄牛的耳朵喃喃私语。

田螺的坟矮矮的，蹲在山脚下。田野上的风吹拂着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春天的气息中总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容易使人精神恍惚。荷锄的村人从她坟前走过，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那头黄牛呢，总是静静地注视着她的墓碑。

乡村医生

在乡下，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往往是众人议论的焦点。年逾四十仍然孤身一人的乡村医生阿华，自然成为大妈们热切关注的对象。

现在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

一是阿华求学上花费的时间太长。1988年参加高考，不中；89年复读，再试，不中；90年复读，再试，仍不中；屡试屡败，直至93年，才挤过那座“独木桥”，考上省府医学院。起初，阿华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父亲在煤窑里入了股，每年都有分红。后来，煤挖完了，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复读的一大笔费用成了家庭的一个重负。父亲终于承受不了阿华的屡次失败，不再给他交学费。一个屡试不中的落魄秀才，在村人的眼中成了一个怪物，尽管大家都没有讥讽与嘲笑他，但是，目光里透露的迷惑或者不屑，让阿华的父亲觉得颜面扫地。无法想象，当时的阿华，对若隐若现的高等学府怀着怎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好在具有高中文凭的姐姐理解阿华的心思，即使成了家，还是毅然决然地周济阿华读书的费用。就这样，阿华跌跌撞撞地升入高校时，已经“三十而立”了。

二是阿华的性格不温不火，像一剂中药。大学毕业后，阿华分配在邻近一个乡镇卫生院。干了两年，或许三年，觉得离家远了，便申请调回家乡卫生院。给人看病时，阿华很少开昂贵的西药，甚至尽量不开西药，往往是几帖中药打发。性急的患者不解，以为他技术不行，到别的医生那儿输液去。我对中医很感兴趣，一有空就钻进阿华的办公室，和他聊天。阿华认为，与西药的即时见效相比，中药更注重对人体的全面调养与维护。很多西药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效快，能大大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是病症容易复发；中药讲求的是在一个大环境下，综合用药，通过细微的、隐秘的治疗，达到人体和外界和谐相处的最终目标。任何病症的治愈，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人体就像一棵树，枝叶坏了，应该从根部着手进行呵护。我认为中医与太极颇为相似。看上去绵软无力、拖沓不堪，实则波涛汹涌、排山倒海。只是爱情和婚姻，在这个日益浮躁、功利的时代，难道还经得起中医式的不紧不慢的折腾？我怀疑阿华的婚姻观里早已融合了中医的许多相关理念。

我曾劝阿华，学学很多小伙子的做法，遇见合适的女孩就穷追不舍、软磨硬泡。俗话说得好：好女仔难禁三分缠。阿华总是笑笑，不语。

也有好心的人给阿华做媒，先后相了几次亲。一次由于女方的母亲认为阿华太老实，黄了；第二次，与女方来往了几个月，对方天天催阿华买房，阿华觉得她太性急了，也黄了；第三次，女方在城里做小生意，倒是愿意与他交往。女性的矜持迫使阿华每周都要乘车去城里赴约，“为什么她就不能下乡来我这儿？”阿华觉得这样对自己不公平，“明摆着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最后主动断绝了来往。

爱情上的波折使阿华的母亲行走时常常侧低着头。每年十二月，人们谈论儿女的婚期与新房的装修时，她佯装没有听见，迅速地消失在某户人家的墙角。

今年春节，听说阿华订了婚，热心的大妈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四处传递着这条珍贵的消息，还不忘猜想喜酒的置办及新娘的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