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钟

老子《道德经》曰：“大道废，有仁义”。近代以来，为维护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神圣地位，学术批评一直是近代学术改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日偶翻80年前的《现代评论》，看到当年的两篇学术批评文章，作者分别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和刘大杰。这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这次学术批评，可为目下进行学术规范建设提供有意的借鉴。

1925年5月2日，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廿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说》的文章，对王统照翻译Longfellow《克司台凯莱的盲女》诗所犯的错误提出了强烈批评。王统照译文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169期。胡适先是看了篇末的两条小注，发现其中有误。胡适指出王统照将This old Te Denm翻译为苏格兰的一个地名，实在是荒谬，因为“Te Denm是一只最普通，最著名的颂圣歌，Te是你，Den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为Te Denm Landamus（上帝啊，我们颂赞你），因此得篇名。这是天主教一切节日及礼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么小字典那里都有此字。我们正不须翻大字典，即翻商务印书馆得《英华合解辞典》（页一二三三），便有此字。”胡适接着追问“这又不是什么僻字，王统照先生为什么不肯高抬贵手，翻一翻这种袖珍字典呢？为什么他却捏造一个‘苏格兰的一地方名的谬解呢？”

由小注中出现的错误，胡适怀疑正文译文的正确性。他进一步核对原文，发现正文内容的翻译也存在许多错误。具体考证完错误后，胡适批评道：“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喷涌，笔手扰了。”批判语气是相当严厉的。

对于胡适的批评，李健吾先生认为有派系的因素。他在《怀王统照》一文中，为王统照辩解，说胡适“因为他（王统照）翻译错了写文章骂他，话很刻薄。我相信胡适如今一定很后悔，因为他有时候感情旺盛，专爱骂不属他那一体系的年轻人，并不公平，譬如说，他捧伍光建的翻译，捧上了九十九天，可是天晓得伍光建后来造了多少冤孽。商务印书馆是卖名子的书店，还一直当食粮送给中学生做英文课外书读，真是害死了人。”

的确，知识分子群中，有时因政治倾向上的相似，有时候因学术观点、学术理路上的相同，有时则纯粹因为机缘关系，分别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些人往往身处几个不同的圈子，这是常见的现象，历来如此。胡适对王统照的批判，或许有派别的因素，但胡适指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就学术严谨性而言，胡适的做法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后悔之情。王统照对李健吾有发现、提携之恩，李对王心存感激，认为王是“天下第一大好人”，也是人之常情，但若因此对王统照心存回护之意，似不足取，有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学者之道。胡适捧伍光建的翻译，是否值得肯定，关键要看伍氏译文受胡适所“捧”的内容是否有真正的学术价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应以伍氏“后来造了多少冤孽”而否定他前期受胡适所“捧”的学术工作。学术批评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以人废言。在学术批评中掺入个人感情、学术派系等因素，往往容易蒙蔽事实真相，而变成意气用事，极端者往往将正常的批评变为谩骂。此类事情屡见不鲜，应为当代学者引以为诫。

刘大杰先生的的书评《董西厢上面的错误》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廿三期。这本书是昆山一名叫陶乐勤的人重新标点的，在书的序言中，陶乐勤写道：“《西厢记》最流行的，为王实甫的《西厢记》，与关汉卿的《续西厢记》。当昆曲在舞台上竞演的时候，王关的《西厢记》，以合于排戏，遂至王关的《西厢记》，风云于时。”刘大杰指出，“这段话，简直是荒谬绝伦。王关的《西厢》，在昆曲并不能排戏。能够排戏的，是《南西厢》。并且王关的《西厢》是北曲，并不是昆腔。”刘氏认为，这个错误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刘大杰从陶氏书中找出十八条严重错误，一一加以订正后，对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写道：“我在这里有几句话要敬告陶君的，就是古书有古书的价值，实在是用不着我们后来的人来替他重编和改削，假使重编没有错误的时候，当然不能说减少了原书的价值，要是像陶君这样随便的重编古书，那就不仅欺骗自己，确实是自欺欺人——一般的青年——了，欺骗了自己，当然不关紧要，欺骗了一般无辜的青年，那就可以说只想出风头而不要良心了。”立场、观点均极为鲜明、清晰，语气也相当严厉。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被称为《弦索西厢》或《西厢掐弹词》，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而又标志了当时说唱文学水平的作品，也是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刘大杰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对这样一部名作自然是很熟悉的，因此，刘氏对陶氏的批评可谓中的之论。刘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与严谨的学术态度表露无疑。

刘大杰先生早年以《中国文学发展史》见重学林，惜乎后来命运多舛，被迫一改再改。近几年，原本才又重新印行。他批判陶乐勤胡乱重编古书，但是后来他也因标点《袁中郎全集》而被鲁迅等批评。曹聚仁先生也写了一篇《标点三不朽》，刊在《上海晨报》副刊上，讽刺批评刘大杰先生。刘大杰先生任教的暨南大学的学生也在课堂上问他笑他，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不小。陈四益在2003年11月14日《解放日报》上发表《刘大杰修改文学史》（这篇文章收入陈四益著《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出版。）文中说到，“《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文化界的一位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如果确如陈先生说言，人们又可目睹刘大杰先生可敬的另一面。不过，这话是需要落实的。

八十年前的胡适和刘大杰两先生的学术批评，可以当成当时学术打假的一种表现。目下，翻译作品错误百出，古书注释任性附会的事例，已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将Mencius（孟子）翻译成“孟菲斯”；或者轻言重新解读《老子》，宣称发现老子，推翻几千年来学者们的陈说，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表面上空前繁荣的中国学术，实际上被无价值的泡沫所充斥。中国学术的真正进步，需要不慕虚名的“素心”治学者，也需要严肃且严谨的学术批评人，就后者而言，我们能否从前辈学者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