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编者按：说到学者散文，我们很容易想到胡适、陶行知、俞平伯、季羡林……他们的主业不是文学写作，但他们的散文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睿智，独特，历久弥新，有些甚至成为我们记忆中的经典。学者散文多厚重耐读，给人启迪良多，历来是散文中的上品，这与作者思想深邃、学识广博有关。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说，散文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推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关注当下学者的所思所想，并通过他们的散文感受一下他们与社会相呼应的气息。

王景鹤学长晚岁患膀胱癌，先是采用化疗，反应甚大，后来由医院搬回家中，改用中医保守疗法，曾一度好转。但不久癌细胞即扩散，终于在97年8月19日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逝世,享年七十有八。

景鹤学长于1919年生于安徽宿县，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至后方，1939年毕业于陕西城固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在昆明几个中学任教。46年秋去台北建国中学任教，当时我也在该校任教，老友重逢，倍觉亲切。有一次他曾向我谈及，他很想去解放区，但又考虑到解放区往往是彻夜行军转移，他自己体弱多病，恐怕不能胜任。但是到了49年，他终于冒险闯关返回大陆,在北京第四中学任教。肃反运动中，因为此段在台湾的背景，所以被当作反革命审查。此后被调入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任教，以教学成绩优异，曾在教学十周年获奖。56年被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学院（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任高等数学分析教授兼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直迄退休。

景鹤学长内秀外朴，聪颖而无华，对人生和社会都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洞见，而又每每出之以诙谐和自嘲。他的风格令人（至少是令我）联想到歌德的忘年友人Merck，他也是Merck，那么地洞明认清世事,对一切都看得那么透彻，以致于一切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向往,都显得似乎是多余乃至无谓的。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异常艰苦，他可以双足穿着两只不同的破鞋去上课，又终因有一次被女同学发现后不免报之以善意的微笑，才有点尴尬地换了下来。还有一次他因为衣着蓝缕，被校警误认为是乞丐，混进了校园。也有一些小事，足以说明他的聪颖。有一次我们几个一起去看电影，那是一部侦探片，看后我们都是一头雾水，莫明于其原委是怎么回事，惟独他看懂了并向我们讲说了故事的原委，才使得我们恍然大悟。

景鹤学长对文学和哲学都有深厚的修养。作为物理系的学生，他选修了冯文潜老师的“西洋哲学史”一课。他写的读书报告在课堂上受到冯先生的表扬，一时传为佳话。我当时喜欢Maurois的作品，推荐给他看。后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检讨自己的思想受到过Maurois的影响。他曾以廉价购得C.Garnutt夫人译的屠格涅夫全集，视若瑰宝。我从他那里借来看过屠格涅夫晚年的一些中、短篇，才知道这位理性主义作家心灵深处还有那么多幽微奥秘的阴影，使人读后似乎对人性的奥秘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提到自己也曾有过扬才露己的想法和表现，但是自从遇到同学外友人王浩后，他的才气就转入了地下活动。这一点应该是实情。

五六十年代，他和景济学长和我三人每相过从，文革期间我们三个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斗争。这是可以想象的。不过文革之后，彼此见面都绝口不谈在文革中的遭遇，大概是出于留恋青年时代美好的岁月和友情，不愿意“对泣春天类楚囚”吧！

得知他病危时，我们曾分别通知当年几位老同学，期间唯有汪曾祺兄不曾给我答复。这有点出于我的意外，因为他们两人不但交好，而且他极为欣赏汪兄的作品，曾多次向我们推荐过。不久我得知，原来汪曾祺兄刚好在王景鹤逝世前数日，即已先他而去了。

谨让我们为二位先行的学长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