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盛

阅读《严打》，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作者以简洁的语言，将一个充满了暴力、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小社会，勾勒得一清二楚。作者设置了环环相扣的故事，在一种匀质的叙事中，没有玩弄悬疑，也没有牵扯大量复杂的细节。小说的结构是以全知叙事方式展开的，作者隐身于作品背后，未曾给小说赋予任何的道德评价和价值立场。这一点仿佛类似新写实小说中的“零度叙述”，只是在不动声色中将人物的行动一一展示，从而将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及世界的荒谬性摊在读者面前。

在作品叙述的流程中，作者将大部分笔墨放在了文崽身上，在情节的进展中处处穿插文崽的心理活动，阐释了他行动的动机和追求的目的。对于属于“江湖”中“小崽子”一员的文崽来说，他天天做梦搞到钱，也正是这种钱的驱动力，使得文崽决定凭借自己唯一的力量——暴力来达到目的，他不为别的活着，只是为了内心对物质世界的掌控，而对暴力的迷恋和对金钱的拥有，构成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中心。当文崽跟着朱珠成为打手，从而发财的时候，他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感。

可以说，小说中的文崽，是一个欲望与暴力的结合体。然而透过作者落墨最多的文崽，我们可以看见，小说中最有力量的，或者说更黑的，恰恰不是这个表面上的“主角”，而是朱珠之流以及与文崽形成对立的人物——司马剑。可以说，司马剑是这篇小说中拥有最大力量的人物，作为一个警察，他降伏过很多罪罚，但同时，他也混迹于赌场，甚至出面帮朱珠摆平一些事情，以此作为谋取钱财的筹码。这一切，不但因为他有枪，并且枪法很准，更是因为他的身份——警察。正是拥有了这种凌驾于混乱的“江湖”之上的身份，司马剑才获得了小混混们带有敬畏的“蛮哥”称号。而司马剑自身，也始终坚持着自己在梅镇的绝对权威，因此当文崽敢于挑战司马剑的权威之时，也就是司马剑以自己的权力对文崽进行“严打”之日。“严打”一词，本适用于国家执法机关对犯罪事件的制裁，而在文中，“严打”显然已经成为司马剑惩治自己所看不顺眼的文崽的借口。作为拥有话语权的司马剑，他的身份和权力，显然成为了制服文崽手中单纯的暴力的最好武器，因此在小说结尾，未犯大罪的文崽，倒在了司马剑带有诱骗性质的枪口之下。

以司马剑为代表的对于意识形态所赋予的绝对权威的滥用，让我们产生了更大的担忧——社会公信力的下降。在严打开始之时，媒体已经参与了行动，然而，此时的媒体，亦只是按照公安局的要求拍照摄影，并将司马剑带有报复性质的打击，报道成“两个黑团伙火拼，公安出动迅速，一网打尽”这样充满正义感的新闻信息。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当司马剑为了保住自己和朱珠之间的秘密而将文崽灭口时，媒体却依旧不经调查和思考，仅仅按照司马剑的言论，将这一事件报道成“逃犯某某，因追捕他时拒捕，被公安干警当场击毙”。一个黑警察成了打黑英雄。如此混淆视听，是非巅倒，这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作者呈现事实真相的“冷叙述”，由内而外胀破媒体报道的遮蔽。让读者看到了新闻背后的新闻，对所谓的“严打”不免要打上一个问号和感叹号：如此严打，正义何在？想不到庄严的警服竟成了谋杀的凶器和灭迹的抹布！这种类似于《左传》的“春秋笔法”，不但使作者的叙述可以做到从容而有质感，同时也为读者留出了足够的思考空间，并在叙述之“冷”与道义之“热”的张力中，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

揭示真相、针砭时弊、挑破社会的脓疮，是写作者应有的道义，但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的话，写作多半会走向深度新闻报道。具体到《严打》来说，小说的确揭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愿面对或无力面对的黑白“错位”，拷问出正义中的邪恶，和邪恶中的道义，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司马剑这个穿着警服的“恶人”，缺乏演进过程和心理变化的铺陈，使这个人物显得有些单薄，不够丰满和立体。这是这篇小说的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