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翠

“快把你们主任叫来！”

那一年上，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开学了。开学后，校长朱家骅要召集全校各院校负责人谈话。那天阳光明媚，温软的阳光静静地泻下，泻在这残存着六朝金粉的古都中，也泻在这四牌楼旁的六朝松上。偌大的一个学校，都已笼罩于清辉之中。那些苍翠的法国梧桐在清辉中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幽香。

时间到。院长、系主任之类的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办公室。年轻有为、极其干练的校长亲自站在门口迎接诸位。这时，来了一位年纪不太大、却极其邋遢的人。瞧这样：衣衫陈旧不说，而且不整，而且极其的破、极其的脏、极其的满是污渍，而且连鞋子都已经要让脚尖见天日了。英挺俊拔的校长大人见过的场面多了去，独是这样的人物少见。何况是在这堂堂最高学府，何况校长大人亲自召集会议。真是岂有此理！校长大不悦，现在领导开会，来这么个人干什么。近前就问：哪边的？答曰：化工科。校长立等说：你……回去快点把你们主任叫来！

来者一听，很少不悦。一声不吭，扭头便走。回家了卷了铺盖就走人。有人问：这是怎么啦？他愤恨地答道：走！

后来不多久，他真的就带着铺盖离开了这所最高学府，到北方的北大去做系主任了。北大校长对此公优礼有加。他就在那儿扎下了根。

其时此人已经享有盛名。他叫曾昭抡，是中国化学界屈指可数的元老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我更热爱我的祖国”

曾昭抡自幼聪明，而且远远不是一般的聪明。作为湘人，他没有继承他先祖曾国藩的马背上的本领，但笔头上的本领却很得了。他出世时，曾家已经败落了。于是他要像很多草根家庭的子弟那样做农活了。可是，他和那些一般孩子不一样，他最爱的是念书。因为家有藏书楼，有时候他一进去就整天不出来。藏书楼上有副对联，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但问收获。”

他放牛的时候他还是看书。牛对这个小主人很不感冒，一不小心就把他顶进了水田中。大冷天的，这一家伙下来他算是尝到苦头了。他已经成了落汤鸡，可他不难过自己浑身湿透了，他难过的是他的书浸水了。回到家，他一个劲地在那儿给书烤火，单是忘了给自己烤火。书烘干了，他自己并却病倒了。

进清华后，曾昭抡如鱼得水。彼时清华严格得怕人，有近一半的学子都因为功课跟不上而先后被请回去。曾昭抡入校后却觉得功课极为简单，主动要求跳级考试，于是一下子就由一年级跳到了五年级，八年的功课被他五年就结果了。在校期间，曾昭抡不仅学业出色，而且擅长体育，他一不留神就成了全校著名的长跑健将。毕业赴美后，这个湖南佬在麻省理工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对他极为欣赏，希望他留校工作。他的回答是：“我很热爱母校，但我更热爱我的祖国。”

从中大到北大后，由于曾昭抡的努力，原本衰弱得不成样子的北大化学系，立即声名鹊起，成为国际瞩目的一个群体。1935年，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城的 Campbell Soup Co.（甘拜尔硝化甘油公司）想制造味精，遍寻无人。最后才特地找到北大化学系，联系到了曾昭抡。曾主任正忙着大干一场，哪有这功夫！于是让助手过去做研究设计，顺利完成了任务。美方为此感激得厉害。曾昭抡极欣悦，乃称：“查美国为化学工业先进国家，而我国则素称落伍，似此我国化工专家赴美，实开空前未有之例。”

在倾力研究的同时，曾昭抡仍然“读书不忘救国”。他在读书教书和写书之余，对国事极为关注。那时他特别纳闷的是，为什么同样是有过类似遭际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仍然这样的落后，而日本却能进步这样快，科学、教育、工业，几乎样样都走在我们前面，以至于国力强大到足以肆意欺凌我们？曾昭抡思而未解，决定亲自去看一看。1936年6月，他特地带领了三十余名北大师生参观日本。在日期间，曾昭抡不辞劳苦地考察了其大学、研究室和化工厂，尽管有日本便衣侦探的“关照”和种种“严密关防守护”，曾昭抡还是以他出色的洞察力获得了深刻的认识。归国后，他立即出版了《东行日记》。不久，他又在12月率领北大师生代表北上绥远，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去慰问前方的抗日将士。同时他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研究作战防毒问题，对日军的毒气等战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归来后，曾昭抡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绥行日记》。此外，他还带领师生亲自进行了炸药的试验，以便日后国防之需。曾昭抡的这些努力，对增强国人的抗日意识和技术良有功勋，但也因此而引起了日方的警觉。正是这样，日军侵入北平后，为此专门严厉拷问了原北大化学系的工友，要求搜查到曾昭抡的一切资料。

那时候的曾昭抡早已不在北平，他已“在路上”。他和闻一多、李继侗等人一起率领同学们一起开始了“小长征”，由长沙步行三千里走到了昆明。而在当时，这是少数身强力壮的年轻教师才能做的事情。在人群之中，看那样子，谁也看不出这还是个教授。一天跋涉下来，众皆累得四脚朝天，呼噜渐起。可是人们翌日一早，五六点钟起来的时候，却发现那曾教授已经开始每天的例行工作——写日记了。

“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上？”

日军刚刚投降，曾昭抡就立即回到了北平，为那些刚从伪北大下解放出来的学子们授课。这时，局势稍微安定下来，各项工作可以逐步开展。他平时沉闷寡言得厉害，这时再度一门心思埋在自己的研究中，极少与人交往。对于治学之外的事情，他是绝少关心的。有一次，在北大沙滩那边，有个老头模样的人对着一根电线杆，又点头又摇头，又说又笑，过往的人见之骇然，望风而远。可是此人在那边自取其乐，高高兴兴，确切说是疯疯癫癫。这时，俞大缜回家经过，近前一看：原来不仅是自己妹夫么！这样子实在不雅观。她立即过去和曾昭抡打招呼。可是打了半天招呼，对方压根就没有反应。一听，原来他是在和电线杆谈化学，把电线杆当成了主人，把自己最新的发现向主人报喜呢！他沉浸在自己的欣喜之中，并把这种无法抑制的、无法独享的愉快分享给了电线杆。这时候的曾昭抡，和以前还是一个样。

曾昭抡最怕穿袜子，他的袜子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有一次，几个民盟成员带了孩子来访。大人们正在谈事情，一个女孩突然指着曾昭抡的脚说：“曾伯伯，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上！咦，真奇怪！”一位盟员说：“你曾伯伯要是把袜子穿好了，那才是怪事呢！”那时候他和妻子住一起。两个人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就想起问题来。吃完了，他就径自去盛饭。而后接着回来，坐下，再吃。妻子也去盛饭，过去一看，这饭锅里满是煤屑！俞大絪吃了一惊，怎么回事？一看，但见那煤铲横在一旁瞪着她。原来是丈夫拿煤铲当饭勺用了！怎么能这样呢？经提醒，曾昭抡才嗯嗯嗯地醒悟过来，这时，他饭碗里的煤屑也已星散开来了。

建国后的曾昭抡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已经当教育部副部长了。很多的时候，他的住处只有他一人，还有个男厨，专给他一人做饭。作为高级干部，他几乎谢绝了一切应酬，总是一个人胡乱地吃饭，而他的饮食又简单得不成样子。他吃饭极快，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吃饭是一件事，更不曾想到在饭食上还可以变出花样来。他的房间了满是书，又多又乱，他自己从不收拾，也不让人收拾。他的理由是乱中有序，东西好找，摆整齐了，就不好找了。他的生活极端繁忙，一边在北大教课，一边在教育部上班。每当他在沙滩有课，他一早从家中出来，就到高教部拿了教材，再赶往沙滩。司机每次都见他在去教育部的路上买了煎饼，在车上一边吃一边赶往沙滩上课。而他身上，还是那灰中带白的制服，脚上，还是那双旧皮鞋。

曾昭抡嗜才如命。他的学生唐敖庆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他立即邀请他回北大工作。学生到北京的当晚，他就过来，问：“你现在住哪里？”他说住在招待所。他说：“你已经有工作了，从二月份开始领薪水了，不能再住这种免费招待所了。”对方说：“我没房住呀！”他略一沉吟，说：“那样吧，你就搬到我这里来住，咱们一起吃饭。”这时，他家只有两个住室，一个客厅。那个晚上，他还问唐敖庆：“国外有没有好的学生，可以请来北大任教？”于是唐引荐了他的同学徐光宪和他的妻子。到北大后，二人无处托身，只好住在一个大教室里，曾昭抡知道后，立即把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一处精美的小院子让给了青年，自己夫妻俩住只住一间。

在教育部门的时候，曾昭抡自有一番作为。在进行院系时候，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找唐敖庆谈话，说：“东北是一个重工业基地，但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央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增设理科，现在北大、清华、燕京调整后可以抽出人去支援东北，你怎么想？”在他的建议下，一批骨干力量（如唐敖庆、李吕辉、余瑞璜、徐利治、王大绗、王浩湘等）派到了东北，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有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和哈尔滨建筑工业大学。此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对我国学科水平的提高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当高教部副部长的三年多时间里来，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杭州到太原，从长春到乌鲁木齐，从大学到专科学校，到中专，他都走遍了。作为一个极有成就的学者，作为一个教育部门的干部，曾昭抡为了国家科技教育的发展已经费尽心血。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刻的前夕，曾昭抡仍和往常一样，坦诚进言。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他专门做了一个“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的长篇发言，指出了当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曾昭抡又响应双百方针和帮助整风的号召，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召集人的身份与几位著名科学者千家驹、华罗庚和钱伟长等一起，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与高校之间的分工合作、科学研究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是极为中肯的，与日后著名的《高校工作六十条》和《科研工作四十条》基本一致，可在当时，他因此打成了右派，而且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系列职务也因此一笔勾销。

曾昭抡已不能去教育部了，北大也拒不接受。一眨眼，他就无“家”可归，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忙了几十年的人，这下子闲得一清二白。他实在是闲得慌。这时，南方的武汉大学却开始向曾昭抡伸出了援手。曾昭抡想，这也好，不让做行政了，就做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这岂不更好？！他要南下了。然而，这一来，他们这终于相聚的夫妻，又要再次别离了。这又情何以堪？当年，他在广州，她在上海；后来他在南京，她还在上海；在后来，他在昆明，她在重庆；而今，终于都到北京了，又要别离了。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可他已经顾不了这许多。他南下去了。

在武大，曾昭抡被视若至宝。他已近花甲了。可还是殚精竭虑地重新投入到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他经常泡在实验室，或者资料室，阅资料写东西。边上的人，总是能看到这老人他近视得最厉害，但却跑得最快。他小跑一样，从书架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书，摘抄完后又速归原处，再抱出一摞书。他的衣着土气，而且脏乎。这个老人戴着灰色的旧帽，脚趾头露在外头，斜扣着衣扣，提个旧书包。浑然一个老农形象。一天深夜，他提着书包回来，一边走一边想，不小心咕咚一声撞在树上，撞得满脸是血，跌落在山坡下。路过的工人听到哼声，才过来扶他回家。但他第二天又照常出现在资料室里，脸上的疤痕那样的显赫。

“你有病！”

那个夏，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革一来，天气就变了。曾昭抡感觉到了。

早早地，他在北大的妻子就被判为旧社会的“毒瘤”而遭到了最严厉的批判。素来文弱体面的世家女子，怎受得了这番凌辱！可是，即来之则安之，受不了也得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她走上了“自我解放”的道路。

曾昭抡与妻子相伴四十年，极是恩爱，今番闻此消息，极为悲痛。北京方面传来了话：限三日内为俞料理好后事，否则，遗体火化，遗产充公。曾昭抡自忖他理应北上料理善后。可是这样忙乎，这样紧的时间实在是有困难。乃向武大的校领导请示。领导经过慎重考虑，说人既已去，你回北京也不济于事；再者，北京的局势那样的乱，以你的身份，回去之后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样一来，武大方面向北京致电说曾昭抡留要在武大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来北京了——相关适宜，希酌情处理云云。

曾昭抡也好不了。其实一开始武大的造反派就盯上了这老头。不盯他还盯谁呢！出身曾家，留过洋，当过高教部副部长，又有国际影响，简直是“地、反、坏、右、封、资、修”一个不落。他是只“大老虎”必须逮住。给他颜色瞧瞧！

有人就开始修理这个著名的怪老头。越是修理，他们就越是发现：这老头，不仅傻，而且刁，但首先是稀奇古怪。他总是一个劲地执迷在自己的学术的世界里，不曾真心地响应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眼看着实在拿这老头没辙了，他们这才使出了杀手锏，专拣老头的软肋捏。

一次批判的时候。有人训道：还嘴硬！你活不长了。

答曰：人都是要死的，这不奇怪。

我是说你很快就要死了。

很快？为什么？

因为你有病！

我是有病，而且病了好些年，可是现在还活着。

这时，造反派是终于忍无可忍：你有病，你有癌症！

曾昭抡顿觉晴天霹雳。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对方已经劈头盖脸地把他患病的详细的情况宣讲起来，如何确诊、如何治疗、有何忌口等等，一个不落地讲出来。

这样，他的所有亲人、朋友、同事，他身边所有人，五年来一直隐瞒着他的这个秘密，一下子被这造反派当众“揭发”了。向来对自己健康不以为意的曾昭抡一下子懵了。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人很快就就处于绝望之中。天昏地暗。天旋地转。天崩地裂。他的天塌了。

老人后来吓坏了。他倒下了。他的老友潘光旦也差不多倒下了。

那时应该是十二月。珞珈山上的腊梅差不多开了。

责任编辑衣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