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大学教授经济宽裕，整个教授群体的社会地位很高。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大学教授多半格物穷理，潜心学问，少问世事，尤其是理工类教授，更是专注于高深的专门之学，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事实上，许多教授在孜孜于各自学问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和国计民生。清华大学机械系庄前鼎教授的作为可以为证。

上世纪30年代，庄前鼎所从事的多属尖端科学研究，如参与试制教练机，建造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5英尺与15英尺航空风洞，等等。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是，“庄前鼎庄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没有染上一些社会的恶习，对于各方面始终是一样的诚恳，再也没有丝毫的虚伪。”但这样一位为学纯粹、为人诚恳的学者并没有失去对社会民众的关心。

在当时的社会，黄包车是城市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行业，从业人数在数十万以上。人力车最初出现在日本东京，相传由一美国传教士Coble发明。1886年（光绪12年）传入中国，最初出现在天津、北京，后来普遍于国内各都市。因为人力车是从日本传入中国，所以当时称为东洋车。据言心哲1935年《南京市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1935年，南京市有人力车9000余辆，从业人口大约15000以上。据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年，上海有人力车24309辆，车夫人数在8万以上，直接间接以人力车为生者更多，占上海人口重要部分。据赵英兰编著《民国生活掠影》，1932年北京市商业性人力车达到39600辆。1934年，成都市登记过的人力车达8000多辆。这是在政府登记注册的人力车，实际数目应该比这更多。由于人力车绝大多数属于各个车行，每辆车有几个人承包，互相轮换，所以以黄包车为谋生工具的人，也当不止此数。人力车夫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人力车夫社会地位低下，生活非常艰辛。据言心哲的调查，南京人力车夫每日出车约7至10小时，有一部分人甚至达到20小时。上海社会调查局的调查表明：上海人力车夫每天上街拉车时间约为11小时，血汗所得，解决个人生计尚有困难，难以赡养家庭。著名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一书，真实而细致地反映了北京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与命运。胡适曾描写到：“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着那些圆头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留着血汗，替我们做牛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清华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指出，人力车夫是除乞丐外最穷苦的人，对他们给予十分的同情。咏蓂在《成都市的人力车夫》社会调查报告中指出，人力车夫没有社会地位，时刻蒙受坐车人的辱骂和殴打，人格不被社会承认。

目睹人力车夫的辛苦生活，很多人都不忍心乘坐。例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著名建筑学家童寯等宁可步行，也不愿意乘坐人力车。但在另一方面，如果都不乘坐人力车，那么车夫就要失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两全之策只能是，对人力车进行技术改进，尽量减轻人力车夫的负担和苦痛。正是基于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庄前鼎教授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另一位教授殷文友等，决定设计数种三轮脚踏黄包车，供献于社会，以求“不特人力车夫寿命，可以延长，抑且得以增进社会人道主义乎。”

当时庄前鼎与殷文友等教授从几个方面对人力车进行改进，设计、试制了四种减轻车夫工作强度的车式。第一种由三轮脚踏送货车改制而成，客人坐在前面，驾驶者并主动轮居后。缺陷是冬季车蓬阻碍驾驶者视线。第二种客人坐左边，驾驶者居右边上角。主动轮在右边之上角，支轮距前轮之中心线约长一尺，以防车身倾覆。客坐之左，放一从轮，可以随前轮转动。第三种驾驶者坐前面，客人坐后面。前轮由明轮翼经过一活轮驾驶而成为主动轮。第四种利用人力车与自行车，装配而成。自行车居前，人力车居后。因不用差动轮轮机，旋转欠灵活。

新型人力车研制成功后，庄前鼎等人并不藏私，据以牟利，而是立刻公布于众，“希望各大城市社会局，提倡制造试用。”并希望“限制不合人道之人力车”，期望在数年之内将费时费力的人力车尽数改造为三轮脚踏黄包车，惠及广大车夫。此事在庄教授看来，乃是自己应做的职分之事，但对广大车夫则是功德无量的善行。

改造人力车同时，庄前鼎教授庄前鼎也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1948年，庄前鼎教授休假赴美考察。鉴于我国人民常以大米为主食，为保全营养，他认为大米的加工方法极有待改进。在美期间，他经过数月的专心研究，提出一种“健康米”的制造加工方法。庄前鼎曾用英文写出《健康米》（Enriched Rise or Converted Rise）文稿，准备日后宣传，呼吁政府大力投资建立“健康米”加工厂，以保持大米的营养成分，增进人民健康。他在文章中指明：稻谷有一层很松的外壳和三层很紧的内皮。这四层表皮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以及矿物质等。一般碾米厂把这四层表皮都给碾掉了，剩下只是含有大部分淀粉的洁白米粒，碾得越细，养分损失越大。“健康米”的制造法是：把稻谷洗净后，放入一个真空容器内（抽出空气），然后将热水在极高压力下挤入这些米粒的空隙中，于是维生素B因已溶解于水中，便都集中到米粒中去了。然后再用蒸汽使之凝定。待谷粒干燥后，碾去皮壳，便得到完全保持营养素的白米了。这是增进大米营养价值的简便方法，对人类健康大有裨益。

庄前鼎还对农作物大豆（俗称黄豆）很感兴趣。他指出大豆是我国培植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无论就耕种面积和总产量而言，我国都占世界首位，在国际贸易上是换取外汇的重要农产品。它的经济用途极广，在工业各部门中得到广泛利用，而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异常丰富的，含有40％的蛋白质，30％的脂肪，以及维生素A、B、C、D和矿物质等，它所含蛋白质可与肉类、乳类、蛋类相比拟，但价钱则便宜得多，是一种理想的大众食品。庄前鼎在教学行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在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撰写《大豆的营养价值》一文初稿，为纪念清华校庆五十周年，为促进民族健康而作。庄前鼎关于“健康米”“大豆价值”的见解，对国计民生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方文化中则习惯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诸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则以“道”自守，以“道”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推动所任之“道”的充分实现，保持“道”的独立性和自主的人格。从根本上，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道德的维护人。庄前鼎先生改良人力车、关心农作物改良，虽然还谈不到“道”的形上追求，但谁能说，他对民生的情怀不是纯正的“穷理扬道”的书生本色？反观时下很多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缺乏，甚或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我们该怎样评估前辈学人发自内心的平民意识与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