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浩

我与爷爷

懵懂之初，绕在他的膝下识别他教授的汉字，演算加减乘除。仍是懵懂之际，依附在他单薄的脊背上去镇上的戏园子里看戏。以及，在他开心的笑声里和急促的喘息中练习自行车。

后来有段时间，我总想起与他有关的那些事。

他一介书生，向往田园生活，却背叛了田园。不过，他回来了。他回家的过程很狼狈，甚至很血腥。可是，假设时间能够倒退至公元1937年的11月7日，我想他仍会再一次选择逃跑。在国家面临的生死存亡关头，他无疑是个逃兵。

从1937年9月19日日本飞机首次夜袭太原城，到11月7日，他观望彷徨了差不多两个月。他的选择，我想肯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11月7日那天，日军坂垣师团、文岸三郎师团兵临太原城下，以飞机大炮对城墙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那天晚些时候，离开太原已抵达隰县大麦郊的阎锡山先生手头出现一份特别电报，内容是35军副军长兼城防戒严司令曾延毅临阵脱逃。爷爷说，电报是经他手发出的。他是机要部门一个小头目。

曾延毅司令脱逃给了爷爷下最后决心的机会，他拽上我奶奶立即奔赴火车站。

就这样，他朝着家乡的方向，一路逃来。接下来，无疑是两个人生命中最黑暗最绝望的20几个小时。日军飞机似乎感觉对太原城的轰炸并不过瘾，试图找一些更为刺激的目标。很快，他们发现居然会从自己的翅膀下钻出去一列火车；于是，歇斯底里地狂叫着追了上去。

车头挨了炸弹，像一头趴在铁轨上不服输的老牛吭哧吭哧走。飞机上射出的子弹不断击中车厢，当然总会有旅客被打死。死了，便从车窗扔出去。

爷爷和奶奶命大，回到家乡。那年麦子收割后，家里的地又回种了一茬玉米；玉米自然早已归仓，玉米棵子还戳在地里。已经看见村子，他两人却没着急回家，先走进玉米地。爷爷一屁股蹲在地上，失魂落魄地瞅着奶奶说，这是咱家的玉米。

1965年秋天，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5里外的韩村中学刚回到家，奶奶便冲了一大缸子浓茶，让我送给正在地里为玉米锄草的爷爷。那块地有名字，叫青庙。至今还这么叫。那天下午，在生产队青庙锄草的自然不只我爷爷一个人，其他人看见我给爷爷送茶水，便忍着口渴目送我把大缸子递在爷爷手上。那年，我10岁，还体会不到爷爷的幸福。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滋生的理想居然是在大田里劳动的间隙看见孙子送茶水来了。那个秋天的下午，我把他的理想变成现实。结果，我听见许多人对爷爷都说一句话，真真没白疼孙子咧!其实，那许多人和我一样都体会不到爷爷心中的幸福。

七七事变之后，爷爷利用难得闲暇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便是与奶奶去郊外看大田里的农人和庄稼。每次只要发现某个小人儿给劳动的大人送水送饭的情景，爷爷都会对奶奶说，我一定要能活到孙子来地里给我送茶水那一天。

那一天，距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差不多20年时间。

回到家，爷爷自以为会平安，次日便带着小长工李保年下地割玉米棵子。有关这个细节我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做了考证。曾在我家当长工的李保年还精神矍铄，与我二姑一个村子，今年已经快90岁。从表象上实在看不出他有这把年纪，人还能喝两口小酒。我一直对他很熟悉，记得他曾经年年都像走亲戚一样来我家。李保年说，那天你爷一到地里就给疯了似的，好像那玉米秆子全是十恶不赦的日本人，谁能想到他是个没做过庄稼的书生?可不料已经过去快两年光景。老阎还会派人来把他抓走。那会儿，没人敢说他能活人了。你老爷把棺材都做好了，就一个准备，去太原为你爷收尸。李保年说，都说他从太原回来路上捡了条命，这回命恐怕没那么大了。

可是，爷爷再次出人意料地走回家乡。

用李保年的话说，只能是命大。老阎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只是个过程，枪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爷爷从死神身边逃脱的原因有重要的两点，其一是，执行死刑命令的时候阎先生正忙着准备他的十二月事变；其二是，带领行刑队的长官是晋南临猗老乡。

老乡长官糊弄了阎先生。

这就是我对他零碎的记忆。

记忆相对完整的是多年后，他患上了脑瘤，意识一会清醒一会糊涂的那些日子。

这一年，是1968年。是春天，距他离开我们也就剩下两个多月光景。他在整个春天比较清醒的时候，一半是交代后事，一半是讲故事。后事和故事，都是他自己。他说他看中村南枣园北侧的黄土崖，并且已经和生产队干部说好了，让父亲和我在他“倒身”之后，去崖下挖个洞，然后在里面用土坯盘个炕。他要睡在炕上。他说不要棺材，躺在里面会着急。

我们村南是一片枣园，谁也记不清它存在了多久。多数树身子成人一抱抱不住，自然也就高大。我这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曾一度认定它结出的果实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有那么几年，枣子快成熟的时候，生产队会指派我爷爷看管。除此之外，爷爷平素做的最多的活计是拎着红油漆桶子满村转，在事先抹好的白石灰墙上写领袖的文章和语录。有几年，不只是我们生产队，合村人都喜欢他看管枣园。谁嘴馋，只要肯费点工夫就能如愿。爷爷呢，也就是背对着你轻轻咳嗽几声。

他讲的故事自然离不开当年在阎锡山先生身边的那些事。后来我也揣摩过他，他人生最好的年华是在山西的政治漩涡中心度过的，可他一点也不懂政治。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线电在中国恐怕与今天的电脑软件一样前沿。尽管他没说过在学校学业怎么样，我想他一定是优秀的。因为，当年阎先生派人去学校招聘学生，他便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他也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可是说的基本上都与足球有关。他喜欢足球，是学校球队的中锋，绝对主力。他说自己学校的球队，后来和太原城，包括山西大学在内至少三个球队，都结成死对头。每逢比赛，人家定会配备最强悍的球员“冻结”他。

麦子就要搭镰收割的时候，他去了。这一年，他58岁。

走进9月份，没几天便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百日”。我们乡下，老人去世百天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重要程度就和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百天差不多，不同的是，来的人百天纪念日叫“百岁”。“百日”和“百岁”的一字之差，区别了天堂与人间。

那天，我大姑二姑都来了。两个姑姑和我母亲由我和父亲陪同着，在爷爷的坟头哭了哭。凭吊亡人，哭的活儿一般都是女人的。我也就是帮着父亲烧了一些纸。磕了几个头。

还没离开枣园的坟地，二姑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问：“听说学校里辩论你了?”我无语。尽管二姑选择了“辩论”两个相对温和的字，我还是明白的。“辩论”是40年前的时髦字眼，靠近的还有“批判”和“批斗”等等。

不久前，准确地说是8月21日，全校师生对我实施的应该是“批斗”，而不是二姑说的“辩论”。遭受批斗的原因自然是可笑的。至今，我仍认为那天我的遭遇与所有同学和老师都毫无关系，当时谁都很容易从我身上捕捉到一个地主狗崽子对那癫狂岁月的不满。

对于40多年前的准确记忆并非有意而为之，那日子也太特殊。前一夜，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

洛伐克。批斗我的口号正酣那会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周边许多村子的大喇叭慷慨激昂地播送中国政府的严正谴责声明。后来，那位远在北京的播音员陪着我哭了整整一个中午。表哥表弟

爷爷去世后不到半年，奶奶的气管炎严重起来。通过我母亲给舅舅说话，舅舅给村干部说话，奶奶暂时可以不去义务扫巷。又过一段时间，她做了手术。星期天回家，我照样和她住。手术开刀的部位是她的胸口。刀口不算大，也就是缝了三四针。大约她享受到手术前享受不到的好处，只要在人前手便一定要捂住胸口，两条腿也一定要一高一低地走。她要把病人的样子表演给所有人看。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试图长期躲避每天一早一晚必须履行的扫巷义务。星期天我回到她身边，她关好门，把自己平素在人前装扮的姿势重复演示，然后一遍一遍问：“看看奶，像不像?”记忆中的奶奶天生的伶牙俐齿，正因为她嘴巴无遮无拦，所以那些年爷爷没受什么罪倒是她早早被打入另册，戴上纸帽子游过街；并且，经常被打发到村砖瓦厂出窑装窑。

她那会儿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从此，她就会改变身份，再也不是一个地主婆子。

大姑二姑一家在东一家居西，距我们村都是二里路。也许大姑父二姑父都是他们村能干的人，并没受我们家也就是他们丈人家地主成分的多大影响，都担任着各自村里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村支书是很有分量的人物。我们村当年的村支书几乎整天拎着一只电子管收音机满村转，所有干部社员都在劳动，只有村支书可以转。转到哪，就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到哪，还动辄讲话，训人。

我们家的成分没影响大姑父二姑父，却影响了我那些表哥表弟。表哥表弟要离开农村去城里上班，因为我家地主成分的原因，所有必填的重要表格上社会关系一栏，外公家首当其冲。这个无法躲避的一栏，就像横在表哥表弟命运门槛的一道铁闸。

爷爷的去世也真是时候。后来我想，爷爷就是为改变他那些外孙子——我的表哥表弟的命运而去了村南枣园的。

大姑父二姑父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在距我们村30里开外的一个村子为奶奶介绍了一个老头。老头当然是老贫农。

那是另一个公社，名字叫常青。该公社所在地的村子叫碱庄。

奶奶再嫁的过程别说我一无所知，父亲母亲也都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家里忽然变得像遭遇抢劫一样，才知道奶奶已经远嫁他乡。赶过来实施“抢劫”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那些表哥表弟。表哥表弟从我奶奶居住的屋子里折腾走所有值点钱，或者能够使唤的生活用具。

表哥表弟是用行动证明与地主外婆家的决裂，并非仅仅在招工表上外婆家成分的那个小方格里填写了“贫农”两个字就算完事。然后，分别去了县建材厂和化肥厂上班。

终于出息了的表哥表弟，自然是和我一起长大的，童年少年时期就厮磨在一起。在我心目中，大姑二姑就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我去她们家，远远看见姑，姑对谁都会说，我娘家侄子来了。接着，恨不得把自个的心掏出来让他娘家侄子吃了。那种亲情无法表述。

开始那几年，两个姑主动割断了与我们家的关系。

大姑父及表哥

大姑父姓秦，膝下有我一位表哥。这位表哥当年如愿走进县化肥厂上班，接着被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的数十年间我们仅偶尔见过一面，甚至还猜拳喝了几杯酒，可无论表面上多么亲热，彼此之间却再也找不同童年少年时期那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亲情。到后来。才感觉显示亲热原来是一种客气一种距离。

奶奶远嫁后，亲人们对我家实施“抢劫”那会儿，表现最激烈的就是这位表哥。据邻家说，当时就是这位表哥用脚一下踹开我家的院门。对于表哥的行为，我慢慢就理解了。特别是数次与命运抗争数次失败之后，我深深地同情了他们。就是这个家，才使我的表哥表弟们对前途深深的绝望过。

去年早些时候，我去看望二姑，才听说表哥患了喉癌，在西安第四军医大住院。二姑说，你应该看看你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眼前萦绕的是表哥少年时代的影子。当年我自然经常在大姑家住，某日被谁欺负了，表哥知道后必然要去找人家算账。找上门去的表哥从不动嘴，只动拳头。有了那么几次，他们村谁都不再敢欺负我了。

我答应了二姑，可是，至今也没去看看他。我这种态度常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我也不理解。唯一能够慰藉自己的是，既然表哥战胜了病魔闯过了鬼门关，看望已经失去实质的意义。这自然是借口。

可以这样说。曾经深入骨髓的亲情，随着岁月的绞杀几乎已丧失殆尽。

那几十年里，我家与大姑家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互相亲热一段时间，然后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转过脸又跟陌生人似的。母亲说不清楚，父亲更说不清楚。母亲说，反正就是别扭，总感觉中间有什么事。那会儿，谁都不知道大姑父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取走了原本属于我们家的三百块钱。“文革”初期，村里拆了我家三间房子。那三百块钱是村里落实政策的时候补偿的。我当然不知道，照样去大姑家，大姑每每都是客客气气的。但大姑的态度，让我感觉很生疏。我曾经的大姑，再也见不到了。

后来才明白，大姑和大姑父是为那三百块钱而有意疏远我们这边。

原本那亲情，如此这般被反复拾起丢下，就是为那么点钱。当然，三百块钱在那年代对谁都很重要。

有一年夏天，大姑父来我们村砖瓦厂找我。当时，他已不再担任村支书，调去公社分管企业。大姑父问我想不想来公社砖瓦厂上班，并说只要我愿意去，他一句话就可以了。大姑父还表示，我们村干部的工作一概由他做。我说，在村里做砖，到公社还是做砖，并且一样是手工活。我表示不想去。大姑父说，你先干一段时间，然后姑父设法给你调动，磷肥厂，机耕站，面粉厂，你随便挑。大姑父还说，正是做砖，别人才不大可能阻拦。大姑父没说出的话是，去公社砖瓦厂是不讲究家庭成分的。

我还是继续在我们村砖瓦厂做砖坯。

我宁愿认为大姑父是关心我，为我的前途着想。

那会儿我不知道大姑父的心计。将来，奶奶注定还是要回来的。大姑父二姑父两家，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心里都清楚奶奶嫁的那个老头没多少光景了。当年，大姑父二姑父与老头达成的协议是，无论我奶奶走在老头的前面还是后面，都要回她的老家。这里的“走”是去世的意思。应该说，协议是合情合理的。这桩婚姻。双方都在完成自身的基本设想或者考虑自身的根本利益。

大姑父关注我无疑是必要的。为将来和我父母商量我奶奶回来的事情，开口说话至少有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他估计完全可以抵消那三百块钱。可我没给大姑父这个机会。我与奶奶

奶奶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特别是我的四个弟弟妹妹，更是一个需要奶奶的年龄。回家没了奶奶，闻不到奶奶身上的旱烟味道，那感觉是惆怅的。甚至是绝望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莫过于祖孙。可亲人们互相厮磨时间最短的，在正常情况下却是祖孙这对隔代“冤家”。我与奶奶的离别，却是人为的。

这样，每逢想奶奶了，我都要跑几十里路。

我一直都认为那老头配不上奶奶，看上去要大奶奶20岁，而不是实际上的10多岁。

奶奶还是奶奶，起码比以往还多了许多亲热，可我心里只有酸楚。因为，奶奶的亲热含了深深的歉疚。奶奶可以改变表哥表弟的命运，却无法改变我。我不愿让奶奶背负任何歉疚，说只要你不再受罪就好。奶奶对着我耳朵悄悄说，你哪知道，奶受的是不一样的罪。

奶奶嫁过去，也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老贫农，首先一个变化就是抽烟少了。事实上老头有很严重的哮喘病，很远都会听见那刺刺啦啦的呼吸声。就这个现实，奶奶不改变地主婆的做派也由不得自己。她绝不能在老头跟前吸烟。奶奶还说了一个原因，碱庄人也看不惯她嘴巴戳个旱烟杆子。有一次奶奶说，这个贫农当着没意思，还不如同去当我的地主呢。像过去在我家坚持数十年的形式一样，奶奶在碱庄的家一间空房子里凭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一个神龛，一早一晚虔诚地祈祷。老贫农对奶奶也就是睁只眼闭只眼。

奶奶心中有神，更坚信世上有神。你问她什么是神，她至死都弄不清楚。

奶奶来世上一趟，也就是和爷爷在太原过了几年相对好些的光景。几十年后，再嫁至碱庄，当上了使人眼红的贫农，实质上是她人生正式遭罪的开始。很大程度上，奶奶过的是一种牢狱生活。1969年至1982年，是奶奶含辛茹苦的十几年。有段时间我听她常顺口说的话是，奶奶想回家，去扫巷，去窑上背砖。

那老头人生的最后七八年是卧在炕上，依靠我奶奶细心周到的料理走过的。

老头子1982年春天去世。秋天里的一日，我奶奶就告别碱庄回家了。

1982年，我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奶奶的回归，二是我忽然变得出息。

说我出息，这话是我们村许多人说的。上一年，我发表了几篇小说。发表小说，村里人是不大关心的，他们只知道我去公社上班了。并且还不是什么厂，而是堂堂的公社文化站。乡亲们从不琢磨什么是文化站，只知道我成了公家干部。一个做砖坯的小子恍惚间就成了公家干部，对乡亲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奶奶是途经大姑家然后回来的。记得那是个阴天，小巷子里聚了许多乡亲。十几年，年年都要嫁过来一些新媳妇，不少新媳妇只知道我有个嫁出去的奶奶，却一直没见过。奶奶仍是我的奶奶，我们兄妹五人的奶奶。自然，奶奶又是村里许多人的大嫂。这天，奶奶坐在我拽的一辆小平车里，被其他四个弟妹簇拥着朝家里方向走。乡亲们走过来，大嫂大嫂地叫。许多新媳妇也叫大嫂。奶奶手不时抬起来，搭个眼罩，想看清是谁。奶奶的目光早已失去了早先的神采，吃力地辨别着记忆里的每一个人。

奶奶回家的第二天就病倒。

奶奶是一副药，被煎来煎去，已变成药渣。她对于这个世界，已经可有可无了。

大姑家，包括大姑，没任何人陪同奶奶回家。不用说，原因是我母亲早早传过话去，如果不把村里补发的房子钱归还了，你们谁也别想上我家门槛。母亲是这样想的，70多岁的奶奶迟早要同到枣园爷爷身边的，届时肯定要有一笔花销。何况，那笔钱原本就是属于我们冯家的。

奶奶睡在炕上就再也没起来。医生对奶奶说，你没啥病，安心休息。医生瞅瞅我们兄妹几个说，有亲孙子守着比啥药都见效，很快就好了。转过身却说，整个人都病了。医生发现我们都不懂，便拿机器做比较，所有要紧的零件都损坏，你摆弄这一个，说不准另一个却连带弄出大毛病。医生的意思终于听明白，他担心把奶奶“聋子弄成哑巴”，担心小病弄成大病；一句话，不愿奶奶死在他的手上。医生开了一些温和的中药。

经常陪伴奶奶的是二姑。大姑呢，也想陪奶奶，因她弟媳妇——我当家的母亲不亮绿灯却不能来。乡下的确有喜欢管闲事的人。管闲事的还对人说，眼下不上门倒是还可以，哪天老太太一闭眼，灵前没他大姑咋行?于是，管闲事的就不辞劳苦地两边跑，拌嘴说话。管闲事的在那边对我大姑说，你弟媳妇不是一味地要几百快钱，是要你说句明白话，对十几年前的事说句不是，认个错。大姑很倔，不给钱更不会认错。大姑说，天要下雨，寡妇要嫁，自古都是这个理。我们哪点错了，错啥了?至于钱，大姑说，钱老太太这十几年花了，我还零零碎碎添补了不少。你回去问我弟媳妇，孝敬老人她有没有份儿?

管事的倔劲儿也来了，说我就不相信破不了你们这对榆木疙瘩。

管事的杀手锏是两边糊弄，传递自己为两边互相编造的好话。就这么着，竟糊弄出成效。

大姑是被管事的陪着，或者是大姑陪着管事的过来的。见了我母亲，所有的话由管事的说，他说你姐给你说话了，事情都过去了，可日子又回来了；一切往前看，一切还是照旧，还是亲姐妹。管事的根本就不给大姑和母亲说话的机会，直到大姑和母亲脸上都现出了笑。

到这份上，已经心照不宣了，过去的事儿谁还好意思说呢。

后来，奶奶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嘱咐我要把公家的事当心些，可千万不要像你爷，丢下鬼子炸太原那么大事不管，拽上我就上了火车。奶奶说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话。奶奶说那天鬼子的飞机替阎锡山追赶你爷爷坐的火车。差不多撵到临汾。奶奶还说她比爷爷胆大，爷爷吓得拉稀拉了一路。奶奶边比划边说。鬼子飞机执行阎长官命令追赶火车上的爷爷，这是奶奶人生最后的幽默。

奶奶的生命没有走完那个秋天，准确地说是回来32天之后，于黎明时分悄然离去。

奶奶去枣园爷爷身边那天，下着小雨。

二姑夫

送走奶奶，和大姑走动了两三年，没有原因，关系再次冷淡。奶奶的周年到了，大姑总会提前一天去枣园烧烧纸，自个蹲在那儿哭哭；然后，悄没声回去。

前多年，二姑父和二姑在他们村开了个小餐馆，生意还不错。我每次去，无论生意忙闲，二姑父都一定要打开酒瓶子和我猜几拳，喝酒，说话。一次，我问二姑父，我大姑那边究竟是咋回事。二姑父说，我也记不清为啥事，想起来再对你说。还没等想起来，他没打声招呼就撒手去了。

前两三年间，大姑和大姑父也先后离去，与我爷爷和奶奶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而在世的人，仍继续生活。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