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1]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

但是,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写过许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任职州郡,关心民瘼,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政治失意,幅巾芒履,躬耕东坡,生活困窘,但仍心系民瘼,关注民生。当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希望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己虽穷困,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正值“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失去了权利地位,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程正辅的友情,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

综上可知,苏轼无论穷达祸福,无论处境顺逆,他始终是“尊主泽民”,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心系民瘼,力行惠政,矢志为民。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跋东坡帖》)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

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感叹“今见是书,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狱中遣子由》)的“乌台诗案”后,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与章子厚书》)苏轼开始精研佛学,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

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很不舒服,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

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词人从容而行,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在此,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3]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云开雾散,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风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他的思想进人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超然自得,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那么,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一切只不过是心的幻象,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烟云,求得本心宁静便是红尘的解脱,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4]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而宣泄了内心之苦,达到了随缘自适、澄澈空明的境界。

三.对儒道佛的融通和超越。

宋朝是一个思想大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到了北宋则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局面。生活在北宋的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兼收并蓄。受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形成了他独特的融通儒道佛的人生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知苏轼先是吸收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后又对道家思想感兴趣,贬谪黄州后开始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最后融通超越儒道佛,终于得以博辩无碍,浩然无涯。王国维也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5]总之,苏轼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又不为儒学所拘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走向虚无和厌世;他喜欢研读佛经,参禅悟道,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儒家思想使他达时积极有为,尊主泽民,匡时济世,穷时也心系民瘼;道家思想使他处逆时能淡泊名利,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佛家思想又使他随缘自适,心境空明,圆融通达。所以苏轼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并行不悖。既积极进取又不迂执愤激,既旷达超脱又不消极厌世。

可以说,苏轼是以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以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作为调节心境的调节器,以佛禅的一切本空观作为缓冲心理的减压器,从而成就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生,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周先慎.论苏轼的人格魅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95.

[3][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林语堂.苏东坡传[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潘美明,女,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高职语文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