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承元

内容提要 以讽刺世相来揭示生存的荒谬和人性危机的《金瓶梅》与《唐吉诃德》，都采取了传统小说既成的“戏拟”叙事谋略。但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境遇及美学价值指归，两部作品又各有其讽刺的具体内涵。因这一缘故，读者从两部文本同一性的“戏拟”叙事方式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关键词 《金瓶梅》 《唐吉诃德》 戏拟 讽刺视角 悲剧的崇高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147-03おおお

16—17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史上，有两部经典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一部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唐吉诃德》，另一部是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将两部大致创作于同一历史时段的经典并置，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在两部作品中发现二者虽然旨趣有异，但在“戏拟”叙事方式及喜剧效果上却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同时这一同一性也彰显出了中西文化中喜剧审美各自不同的价值归属。

一、“戏拟”的运用

《金瓶梅》头十回借用了《水浒传》潘金莲偷奸鸠夫的情节，但借用中有转化和戏拟。在词话本中，对潘金莲身世进行了重构和铺陈，她本是“大户人家”的使女，在王招宣家学会了“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转卖给张大户之后，以其淫荡害得“大户得阴寒病症，呜呼哀哉死了”。这一重构丰富了这位女主角的文化储备和淫邪尤物色彩，也开始改变了写潘金莲是为了写武松的描写角度。 “最后让武松在狮子桥下酒楼打死的不是西门庆，而是‘替身李外传，则实在是让这位打虎英雄，表演了一场误把风车当魔鬼来大战一场的滑稽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