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

内容提要 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但不同情境下论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差甚远。张佛泉便堪称一个典型。前期面对立国的现实需要，他的思想谋求自由与权威的平衡、人权与国权的兼顾；后期则关注立国的根基，主张自由为本、权威为用，人权为本、国权为用。这种论述的变化，折射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思考方式的时代特征可能重于资源特征。

关键词 中国自由主义 自由 邦国 张佛泉

〔中图分类号〕D092；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064-07おお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和悲情，使得民族主义俨然成为各界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即使自由主义也不能不以民族关怀为最后的精神动力，自由民主其表，“寻求富强”其里。自由主义主张的人权，从来没有离开对国权问题的回应。但尽管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回应的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不仅不同世代的自由主义者处理方式可能不同，同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不同时期也可以有差别，甚至重大的差别。张佛泉便是一例。

张佛泉（1908－1994），河北宝坻人，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观念史研究大家亚瑟•洛夫乔伊，1932年回国任职于《大公报》，经胡适推荐又到北京大学政治系任副教授，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教授、燕京大学导师制导师、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在大陆时期曾参与过民主与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