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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题画诗探析

2009-07-10

文学界·人文 2009年2期
关键词:苏轼

袁 丹

摘要:苏轼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他创作的题画诗不仅能充分发挥诗歌的想象特点,而且成功地将空间艺术化为语言艺术,扩展和深化了画中的意境,反映出作者独特的内心世界及精辟的绘画思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苏轼;题画诗;形神兼备;想象奇幻;佛老思想;归隐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22-03

作者:袁丹,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浙江,杭州,310007

题画诗是集诗、书、画为一体特有的艺术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突出艺术作品就要有鲜明的形象性,犹如绘画一般,又要有深刻的内涵,如诗的韵味,诗画结合,揭示了艺术耐人寻味的美的境界。清代诗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认为:“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就是说在杜甫的启发下,后来诗人多有题画诗之作,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轼的题画诗不仅能够尊重画作本身,而且能缘物寄情,开发议论。其题材之丰富,见解之精辟,为后世题画诗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形神兼备

苏轼是北宋“文人画”领袖,他非常推崇唐代人物画家吴道子的绝艺,认为“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的能事就体现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既不违反常法,又能自出新意;既极豪放,又仍符合规律。而所谓法度、妙理,苏轼的解释是: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1]显然苏轼认为吴道子画艺之妙,就在于他能“如以灯取影”一般,而且精细到好像计算了与真相“不差毫末”的“自然之数”来描画他所创造的人物。因为只有在外部形态高度相似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内部形态的神似。如果只有形似的话,就会被认为“见与儿童邻”了。[2]

一首《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最能体现苏轼的绘画思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他列举了唐代画家边鸾、宋代画家赵昌以及王主簿的画都是传神的代表,强调了诗画在本质上是相通一致的,诗画创作贵在自然与清新,论画不独求其“形似”,还须“传神”,要形神俱似,画的写生传神之上还要达到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3]提出了气韵生动的艺术主张,认为画家作画要重视主观的意兴心绪,追求“象外之美”只是把写实放到次要的位置,不拘于客观物体的形式,追求流畅传神的气韵神采,而不是要放弃形的创作。另外,苏轼在绘画创作上追求创新,反对“陈规”。传说,苏轼在试院中,乘兴以朱笔画竹,他人问:“世间哪有朱色竹?”他反问道:“世间又哪有墨竹呢”。他常常画竹竿不画竹节,并解释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就是一种重视个性发挥,无视常形的例子。

二、想象奇幻

苏轼是一位浪漫主义色彩极浓的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丰富而奇幻的想象。尤其是山水画,广袤的视觉空间与想象空间为诗人精神的自由驰骋提供了舞台,诗人可以脱离现实,展现愿望,还自身一个自主、自悦的艺术世界。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敧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苏轼首先再现了原画的景物且传达了原画的精神,并加进了自己的知趣,给人以诗意的补充。跌涨无常的野水,一到秋天,水位下降,岸边露出涨水痕迹,古老的树根露出水面,一个“霜”字点出了深秋景象,“扁舟一棹归何处?”他认为归去也是画境以外的“黄叶村”。苏轼利用想象,从画中写到画外,让人们的思绪同扁舟一样摇曳而去,突破画面的拘束而发生广阔的联想。

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也运用了奇特的想象和传说,为全诗增加了不少情调和风趣。“孤山久与船低昂”写出了人坐在船上的看望孤山的感觉:船随着浪头的高低,孤山便也呈现出高低。苏轼通过这种动态描写,把画中的景物活灵活现地写活了。“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原本写得是晨光中大孤山、小孤山的水中倒影,他却把它想象成江水好似早起打开的明镜,照着美女新梳的两个发髻。末句运用“小姑前年嫁彭郎”这个民间传说使全诗妙趣横生,增加了全诗的意境。这就是苏轼巧妙地运用想象,贴切的比喻,形象的拟人,赋于画无限的活力,升华了自然。

《续丽人行》也是苏轼运用想象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在看了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画之后写的。苏轼先是把它和杜甫的《丽人行》联系起来,当年杨贵妃姐妹游宴曲江时,老百姓“只许腰肢背后看”,继而又联想起了汉朝的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夫妇互敬互爱的故事。说明民间妇女的自由快乐,既不像锁在深宫的宫女那样苦闷无聊,以致于“背面伤春啼”,也不象杨家姐妹那样,虽长得体态秀美,过着豪华的物质生活,但与外界隔绝,其精神世界实和那位宫女是一样的空虚。从而展示了本诗的主题:自由对妇女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比杜诗更有所突破,这种突破的力量正是来自诗人丰富而曲折的想象。

三、借题发挥

苏轼认为:“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⑷一幅《枯木怪石图》[5]体现了他

渲泄胸臆,通过“寓物”来寄托自已的思想感情。苏轼的一生中,命运是几番起落,垂老还被贬逐到遥远的海南岛,以后幸得生归,不久便在凄凉的境遇中去世了。陆游把他的一生在《跋东坡帖》中总结得颇好:“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苏轼并没有因为自已不幸的遭遇而愤世嫉俗,忘怀世事,反而借诗讽喻现实,反应民生疾苦。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如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这幅画是名手按白居易《朱陈村》诗的内容绘成的。原诗说的是远离徐州萧县的朱陈村没有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山中民俗淳朴,朱、陈两姓世为婚姻,不攀高门的社会风尚,展现了当时安定欢乐的生活情景。而现今却被 “县吏催租夜打门”打破了往日的平静,朱陈村已不堪入画。前后两者完全不同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了作者对百姓所遭不堪境遇的深切同情,批评了时政的弊病。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作此诗是在元丰三年,当时他刚出狱,被贬黄州。他之所以入狱是因为他作诗文讽刺新法,当时不少人劝他弃笔,以免罪上加罪,但他看到百姓所蒙受的苦难,又禁不住挥笔以表自已疾愤之情。

此外他也讽喻统治者古今兴亡之理,“人间俯仰成今古,吴公台下雷塘路。”[6]讽刺执政者的骄奢淫逸,劳民伤财,最后只落得悲惨的结局。苏轼使用了杜甫“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句,暗示唐玄宗、杨贵妃、虢国夫人等又重蹈了隋炀帝的覆辙。这首诗表面是评古画,实际上是借古讽今,警告当权者,如果奢靡无度,不顾百姓死活,宋王朝就不能长治久安,从而使全诗有了深度。

在《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中:“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岂知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这首诗表面上似乎在品评马匹的优劣得失,实际上却是意在象外,含意深刻。诗中把山西战马和厩中御马作对比:山西战马艰苦奋战,浴血疆场,却只是吃粗粝;厩中御马偶尔作仪仗摆设,却饱食终日,安逸享乐。两种马的功劳不同,但所受待遇却极不公正。这就使人联想到作者的言外之意:难道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只是马才有吗?人难道没有吗?多少人才被埋没,怀才不遇,那是谁的昏庸所造成的呢?苏轼当时被贬逐外任,如战马吃禾秆、效命于疆场。如今为京官,又像好头赤一样,被用来装装门面。曲折地表达了对处于庙堂之上的官僚们只顾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不满情绪。

在苏轼的题画诗中同时也表现了对自身命运的慨叹。如苏轼曾写过《王伯敭所藏赵昌花四首》,诗人不仅通过画面对四种花木予以歌咏,更主要的是寄情于这四种花木,抒发诗人的感受,慨叹了诗人自已的身世。与其说诗人在叹息梅花、黄葵、芙蓉和山茶的遭遇,还不如说他直接道出了诗人坎坷的一生。

四、佛老思想

苏轼是道教情结深郁的艺术家,他八岁入乡校,就以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还经常与道士往来,并且与许多道士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因此,他的绘画思想及绘画作品,明显地受道家影响较深。苏轼提出的“巧者以意绘画”中的“意”,正是道家讲的“意”与“象”的统一。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说:“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疏淡含精匀”一是说明在画面上,笔法看似疏落淡泊,实为内含精工匀称之势,这种疏淡的笔法,造成的“简”效果。所谓“简”,当然不是简单,而是“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以少总多”,“以一收万”,富于概括性,用笔简朴,结构才能萧散,疏淡。这种萧散、疏淡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的“有无相生”的“有”与“无”就是中国绘画中“实景”与“虚景”。实景与虚景是相互发挥,实景借虚景的衬托而显得气韵生动,空景因实景的奇妙而显得空灵。

《自题金山画像》可以说是苏轼坎坷一生的总结。在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后,佛老思想便成为他个人处事哲学的主导思想,也是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7]正如他的知己侍妾朝云所说的是他“一肚子不合时宜”所造成的后果。“黄州、惠州、儋州”,连用三个地名入诗,极言被贬之频、之多。回顾生平,内中包涵着许多难言的苦涩,唯有用道家“物我两忘”的思想来进行自我排遣。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练”之后的思想上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境界。

苏轼好庄子,也好佛,并对佛教典籍也深有研究,尝与禅师僧人交往,参悟哲理禅机。因而哲理禅机常于诗行间感发。“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暗暗契合了佛典中的一句名言“心与境会,智与理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8]意境深微,颇有色空意味。

佛、老思想文化在他身上和谐统一,使他具有着乐观旷达及健全的理性,使他能够在人生的苦恼和悲哀中得到人生意义的悟解,同时让他的创作心态也回归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谈到的那样:“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9]这种心态犹如老庄的“嗒焉似丧其偶”,又如禅宗的“物我两忘”,无论是画家还是作家,只要抛弃一切世俗功利,思想高度集中,身心俱遗,人的情感超越了具体的物象,升华到精神性的情志意蕴,从实到虚,摆脱了物质性的桎梏,这样就使人又回到了自然状态,并领悟到某种人生哲理。

五、归隐情结

苏轼的不少题画诗交织着归隐的情结,从 “靖节固昭旷,归来侣蓬蒿” [10]中可见,陶渊明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苏轼爱陶渊明,对陶的人品、个性、诗艺、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借鉴,并曾把陶渊明当作自已贬岭南时期的千载挚友,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甚至还屡屡唱道:“渊明形神似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对他影响最甚者,乃是由于陶渊明的内在品格的“真”,由于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品,他后悔自已的离乡宦游,用“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11]点出了他希望真正过上画中的生活,意味深长。等到《题王晋卿画》更直接抒写隐遁山林的心愿:“人间何处有此景,便欲往买二顷田”。但在事实上,苏轼对陶渊明的隐身独善、既避世又避人、在田园诗中消磨自已的消极作法并不是完全赞同的。苏轼虽也曾有过“逃世之机”的思想,然而用世之心不死,归路难寻,辗转于欲隐未隐之间:“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12]在岭南时期他已彻底否弃了尘世,把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化解在山水画中,创造着他自己心里的山水世界,[13]并在精神境界中牢牢地把握住自我,寻找着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总之,苏轼的题画诗为世人展现了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阐述了自已独特的艺术见解。虽然苏子已逝,但他在题画诗领域乃至绘画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世人忘怀。

参考文献:

[1]苏轼.孔凡礼点校.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P2210页

[2]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525

[3]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P493

[4]苏轼.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净因院画记.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P367页

[5]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绘画全集,第2集.浙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6]苏轼.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虢国夫人夜游图.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462

[7]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2,P2641

[8]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著色山二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638

[9]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522

[10]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图.苏轼诗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2,P2542

[11]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晁说之<考牧图>后.苏轼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2,P1966页

[12]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障图.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607

[13]陈滞冬.中国书画与文人意识.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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