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校长曾经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都由当时的校长推动迈出了改革步伐。但90年代以后,哪一位大学校长、哪一所大学作出了真正的改革?“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哪里去了?”

近些年尽管有收费改革、扩大招生、并校扩建等看似轰轰烈烈的高校跃进运动,尽管有一个个“工程”在努力塑造“世界一流大学”,蓦然回首,我们真的没有发现“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不知道那些“轰轰烈烈”搞改革的学校正在以何种方式体现大学“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气质。

90年代后,大学有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阶段。这到底是思想已经不是问题,还是思想已经不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显然的是,与这个阶段相应的“教育官”在某些大学的“出场”,把这些大学官场化加速度推进了。此后,衡量大学的已不仅是思想和学术的产出,论文数量、教授与学生的人数、营运收入也扮演了些或大或小的角色。

中国科技大学另一位原校长朱清时在离任时也曾说,不要问我做了什么,要问我没有做什么。他说,10年校长任职中,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

争项目、争经费与安静的看书想问题,究竟哪个是学校之为学校的基本问题?我想,在那些搞不清楚这个基本问题的学校中,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场,既是一个遴选过程,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就遴选而言,教育家将不被选择,而服从官场逻辑的人将被选择;就生存而言,校长将只能在项目和经费之争中显示作为,为学校发展获取基本条件。可以说,遴选过程和生存需要,变成了迫使大学校长从教育家兑化为教育官的双保险机制,提着拉线的力量则是权力。为什么没有了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因为从遴选过程和生存压力上,权力确保了“教育家淡出”。大学的理念和体制不能顺畅,也因权力在其中利益攸关。

希望我们的教育家们,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这两个问题: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哪里去了?什么才真正是学校之为学校的基本问题?

(作者:武汉市长江日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