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秀华

摘要伍启元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十分活跃的学者之一,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当时中国物价变动的原因概括为四点: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和垄断,并对物价治理提出了若干政策,他对物价的看法在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

关键词伍启元价格供求统制物价收缩通货

中图分类号:F726文献标识码:A

伍启元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十分活跃的学者之一,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后到英国留学,获伦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联合国亚洲经济组组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等职。抗战期间,他在物价问题上的有关主张,主要表现在他与昆明另外八教授联名发表的《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一文中,社会上称之为“九教授宣言”。①这一时期伍启元针对物价问题所发表的主张主要包括:

1 对物价变动的原因做了理论分析

关于物价变动的原因,西方经济学界从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都从不同的方面做了探讨,尤其是在凯恩斯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从货币供给量、投资需求变动、财政政策等方面构起了他的物价总水平理论。曾经留学英国且对西方经济学颇有研究的伍启元,在分析中国抗战时期的物价问题时,既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又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既有理论性又具有针对性的看法,他将中国物价变动的原因概括为四点: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和垄断因素。其中,前两点为基本因素,后两点为辅助因素。

通货膨胀其所以称为物价变动的基本原因,伍启元完全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作为解释,他指出:“如果通货数量增加,国民的货币收入自然作比例的增加,在有失业状态存在的条件下,将一方面增加劳动的雇佣,一方面也提高物品的价格,但在劳动达到‘完全就业或‘充分就业点以后,货币需要的增加不会再增加劳动的雇佣,其全部影响都集中在物价方面,结果其他因素不变,物价上涨与通货数量的增加,会成一种正比例的关系。”② 通货膨胀包括法币膨胀、信用膨胀和通货流通速率增加三方面的因素,在此三因素中,伍启元强调“以法币膨胀为最重要”。而法币的膨胀又因政府财政政策而起,他说:“抗战爆发后由于战费的增加和税收的锐减,财政亏缺突然增大,当时当局因种种关系,并没有采取征税和募债的办法去弥补财政的短绌,结果是用发行法币的方式,去维持必要的支出,于是,“就走上法币膨胀的途上”。物资缺乏这是中国物价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认为,所谓物资缺乏,就是供给数量过少或不够,但伍启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物资本身无所谓“够”或“不够”的,“只有就供给与需要比较着说,物资才有‘够与‘不够的分别”。因此,他主张分析物资的“比较缺乏性”与“比较稀少性”。他说:“在任何时期,凡物资的一般需要增加,则供给虽然没有减少(有时或略有增加),物资的比较缺乏性或比较稀少性是会增加的,同样的,凡物资的供给减少,物资的比较缺乏性也增加”。所以,所谓的物资缺乏,“就是指这种物资比较缺乏性的增加”。这是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需求拉上”理论的典型表述。根据这一理论分析,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物资缺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需求增加”。这不仅表现在战争本身的消耗增加,而且也表现在建国需要物资的增加和人口内移而在大后方对物资的需求增加,强调需要对物资变动的影响,又并非不重视供给,伍启元认为:“供给虽就数量而言,较战前还有所增加,但在同一价格下,供给数量则相对减少,再加上战时生产成本的提高和交通运输的困难,导致了物资的供给缺乏,从而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一个基本原因”。③

投机因素作为物价变动的原因,这虽是国内大部分学者共同的看法,但伍启元则将投机的范围进行了扩大。他指出:所谓投机,“是指供方鉴于物价继续上涨,对于可以储蓄的物品不愿意多售,而求方以相同的理由,愿意多买”。总之,“凡是为避免货币购买力变动所引起的损失,或为取得货币购买力变动所引起的利益购买或出售物品,都是投机行为”。因此,投机便不仅包括职业投机家的投机和富户的囤积居奇,其他诸如政府工厂或人民为防止物价腾贵而多量购买或储蓄物资,甚至家庭主妇恐怕洋油涨价而多购存洋油,也被列入投机之中,伍启元的这一界定,目的在于强调供求对物价的影响,故他认为:投机活动对物价的影响,无论是货币的、物质的或心理的,“都是经由供求的关系,才能使物价发生变动”。因为“投机活动不仅是提高需要和减少供给,它并且使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较前为减少。”④对垄断因素在物价变动中的影响,伍启元认为恰恰与供求决定价格的条件相悖。他说:“从供求观点分析,则垄断因素的存在,使供求决定价格的原则不能完全应用,价格不再由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一点在市场上由供需两方共同决定,价格变成由垄断者(供方)决定。”而垄断者所决定的价格,一般总较自由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为高,因此,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则垄断因素在市场所占地位越大,价格便越高”。并强调:“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垄断又与投机活动相结合,因此垄断者更可以把价格提得很高”⑤。

伍启元对中国物价变动的原因的分析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较高水平,就其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而言,不仅不比西方经济学家逊色,而且在有些方面还较之更为全面深刻,譬如对供求影响价格的分析,当时的西方学者虽有论述,但或偏重于前者,或偏重于后者,缺乏一种全面的论述,伍启元则不仅从供求方面探讨了物价变动原因,而且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物价的相关因素,特别是他对垄断因素与物价变动关系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市场机制在物价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具有相当认识水平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伍启元认为:既然物价问题的性质是经济失衡,尤其是财富分配违反社会正义;既然物价变动的根本原因是通货膨胀和物资缺乏,因此,解决物价问题的方法,就“一方面应该针对物价问题的性质,一方面应针对物价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统制物价和通货收缩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他说:“收缩通货和统制物价如能措施得当,其效能不只可以停止物价上涨,并且可以使物价、生产和分配都有效合理的安排,因而使物价得到一个真正的解决”⑥。

统制物价,重点在于统制物资,伍启元非常强调这一点。在1943年1月出版的《物价统制论》中,他曾把统制供给和需要看作是统制物价得以成功的重要举措,并认为:在统制物价时,若不同时统制物品的供给和需发,“则统制是不易成功的”⑦。到《当前的物价》一书中,更进一步提出对物价实行“根本统制”的主张。针对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限价政策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类似主张,伍启元明确指出:限价政策只能是一种治标措施,并非治本方案,要使当前的物价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必须从根本统制入手”,他所说的“根本统制”,就是指:“用统制物资的生产、交易、消费、储蓄和运输去防止物价上涨,纠正价格间的不平衡和改善生产与分配的方法”⑧。也就是说,要对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统制。为能达到“根本统制”之目的 ,他还主张:在统制的目标上,“应对消费者维持一个最低价格”。在统制范围上就地域而言,应从大后方着手,就物品而言,应对几种基本物品加以严格的管制,同时对其他商品加以间接的控制,在统制方法上,应注意:(1)对整个物价机构进行统制;(2)物价问题应与其他问题如外贸问题、沦陷区物资争夺问题等配合解决,(3)因物价问题是从供求引起的,故应从统制物资供需着手。在统制机构上,他提出了“一个机构”的口号,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具有广大的权利的统制物价最高中心机构”,这个机构可称之为“中央物价管理委员会”。此外,他还提出要严惩违反统制政策者,“案情严重的并处以极刑”。总之,他认为实行“根本统制”,政府应有“一个目标,一定的统制范围,然后根据所定目标在统制范围内,拟定一个整一的方案,用一个整一的机构去推动实施,同时用严法去惩处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根本统制的方法才有成功的可能”⑨。统制物价不仅是战时的举措,而且他还反复强调“也是战后和平的必要方案”⑩。

收缩通货,应包括收缩法币和收缩信用两项,但伍启元认为应以前者为最重要,他提出收缩法币的办法有四项:一是紧缩政府行政开支;二是停止支付国家债务利息;三是确定预算;四是征税。在四项办法中,伍启元对征税最为看重,将它称之为“上策”。因为他认为:征税不仅具有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的功效,更重要者这还在于通过这一手段,可以调节社会分配,体现“社会正义”原则,正是基于此,他积极建议政府:应征收一半财产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直接税(如田赋)和开征奢侈品税等,并提出:应采取累进税率,凡财产或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其超额的税率应达百分之一百,通过这种办法,一方面“用来平衡财政的收支”,另一方面,“用来平均财富的分配,以求达到社会正义”豘。为了强化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他甚至还提议政府用租税去干涉生产,则“应用减税的办法加以鼓励”豙。

当时,国内有许多人主张用发行公债回笼货币,国民政府也正在采用此策,但伍启元却公开表示反对,其理由主要是它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他说:“今后中国的战费应该由富裕阶级去负担……对于富裕阶级,政府应用征税的办法,而不是应用募债的办法,因为这样才合乎社会正义”豛。

伍启元始终把体现“社会正义”作为讨论物价问题的最高原则,以此寻求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一思想本身是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而且,通过征税方式达到平均社会财富,实现“社会正义”的策略,不仅符合现代税收理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可行性较强的手段,现代许多国家在制定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宏观政策时,也大都把增加税收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况且,伍启元还主张以税收为主,同时辅之以财政、货币、行政、法律等手段,多管齐下,这使其物价主张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他的这些主张,即使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