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岩

作为一个话语事件的“80后”论争，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在于新旧两代人或两种观念的冲突，而在于双方事实上一致认同的体制以自我生产的“反体制”镜像压抑和替代了反对本身。

大约两三年前，关于两个截然对立的写作营垒的叙述开始在媒体上浮现并流行，对垒的双方分别是新锐的“80后”作者和老成持重的体制内主流作家。所谓“80后”，按著名评论家白烨在当时的界定，“指的是1980年～1989年间出生的学生写手”，他们依靠大众文化市场声名鹊起，却“尚未进入文坛”。这个未曾“入坛”的说法引来了“80后”代表作家韩寒的猛烈抨击，后者轻蔑地将白烨的“文坛”斥为“屁”也不是的权力“圈子”，同时以“卖得好，是因为写得好”的逻辑论证自己的“畅销书”是“中国难得的纯文学”。“韩白之争”被普遍视为个性叛逆的“80后”与“体制内”权威的正式交火。

然而，这正式的第一枪也差点成了绝响。时隔仅仅一年———鲜有擦枪走火的一年，在白烨等前辈耆宿的引荐下，张悦然、郭敬明、蒋峰、李傻傻等重要“80后”作家纷纷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旋即获得批准。“80后”的集体入会潮在媒体上沸腾一时，但热议者们却丝毫也没感到此前的对垒有什么悖谬或不妥，反倒顺畅连贯地推出了收编与抵抗的话题：在把“韩白之争”放大凸显为“80后”的集体“反体制”之后，又在所谓的“招安”背景下寻找真正的异数。韩寒绝不加入作协的公开表态让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80后”的真个性总算保住了。

尽管韩寒本人并不喜欢被当作“80后”代表，因为这个“以年代划分作者”的命名容易淹没差异：“‘80后是一个多么缺心眼的概念啊，79年生的人和80年生的人区别大，还是80年生的人和89年生的人区别大？”不过，倒正是他对白烨这样的划分者的恶骂力攻，使“80后”形象更加“个性鲜明”，恰如人们讨论“80年代文学”总要从70年代末说起，“80后”命名的重心其实不在表面上的年代范围，而在于数字的象征意义：这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旧体制旧观念彻底划清界限的一代人。再看其论敌寄身的文化机构，无论是社科院，还是中国作协，无疑都是那个国家包办和指令一切时代的产物。

“作为写手，虽然我们年龄不同，但是平级的，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但如果真的以作家论，你是要比我低级的，因为你是国家豢养的。假若税收的取支都是在一个领域内，那就是我交给国家的税发了你的工资。所以说，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写文章说你爷爷奶奶不好呢。”在最近的一次论战中，韩寒这样回应一位河南省的作协副主席。市场解放人，国家驯化人，按照这种“自由”理念，这位副主席不仅是体制中的寄生者，而且是图解政治、粉饰现实的权力帮闲：“2006年在中央号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你领悟到了……在你的文章中，中国的农村无不是一幅和谐的大好景象，男耕女织，衣食无忧，官民一心，繁荣富强。”这样的指责不奇怪，奇怪的是，面对如此反动而放肆的进攻，党的文艺工作者竟完全不敢用“政治标准第一”的逻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

正相反，论战还没开始，副主席就已丧失立场，向自由散漫的“80后”效颦邀宠，只是热面不断贴上冷臀。事情的缘起是，三十位地方作协的正副主席突然出現在“以玄幻（小说）出名”的起点中文网上，与“80后”作者联袂上演pk秀，由此生出了“韩寒pk作协主席”的新闻。韩寒立即撰文辟谣并表不屑，随手拈出河南作协第一副主席的《从呼吸到呻吟》，定性为跟风网上赚人眼球的“标题党”。副主席甚不平，但反击的方式仍是取法后辈轻薄———拐着弯儿骂人，再次被玩赛车的韩寒嘲笑为“假弯儿拐的也吃力”。不到三两回合，副主席便已口称“误会”，息兵宁人之际公开赞赏对手的年少轻狂。韩寒则以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姿态宣布：“向前苏联学习的产物”统统都该淘汰了。这场被媒体炒成针锋相对的悬殊口水仗，与其说是体制内外的两种观念的冲突，不如说更像是早已被宣布为失败者的旧主流跟头趔趄地向着正当时的新潮投诚。这种投诚即使还不够真诚，作为背景的制度变迁却是真实的。

“很多人认为一入作协就成为了国家包养的作家。其实中国作协有一万多个会员，入了会和从事什么职业没有关系。作协对会员的写作也不会进行干涉，你写什么，写的东西能不能发表不是由作协决定的，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管理。”在几位著名“80后”加入作协的消息掀起热议时，广东省作协的一位副秘书长如此申辩道。早在80年代后期，各地作协已基本停止接纳专业驻会作家，取而代之的是合同制签约作家。1999年，广东省作协文学院推出专业作家竞争上岗制度；次年，六位原来的专业作家黯然“下岗”。副秘书长的申辩是对舆论指控的回应：那个束缚作家思想自由的旧体制已经被改革了。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新体制压抑和剥夺了谁的什么自由，则尽可以不着一字，因为根本没人关心。

被普遍关心的自由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反面。因而，“80后”加入作协，只能让人们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收编”或“招安”，却很难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原国营文学工厂正在向民间资本融资，被韩寒痛骂的老股东事实上早就接受了“卖得好是因为写得好”，甚至“写得好是因为卖得好”的逻辑。在引起论争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白烨先生特意提到了自己主编的“布老虎丛书”中的年轻作者，这套丛书的策划曾是图书市场上的营销典范，“主流作家”身份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本来也是可以流通交换的。只是今非昔比，像韩寒这样的“80后”已在市场上独立做大，不买账，不侃价，买卖不成仁义也不在。更为过分的是，这个不厚道的后生把别人做生意的比较优势构陷为绝对的权力垄断（倘若真是这样，文坛前辈们干吗还忙不迭地把“80后”引入作协？），而把自己在其中从容盈利的市场说成是完全准入的。韩寒在《文坛是个屁》中说：“文学和电影，都是谁都能做的，没有任何门槛。”这在粉丝和批评者看来都是超脱现实的激进想象，其实却是当下秩序最好的辩词。因为这里说的“门槛”，指的不过是交换价格越来越便宜的“主流作家”资格，有了这个稻草人式的“主流”替身，真正起作用的现实体制反倒幻化为正在边缘处生长的理想自由状态。相对于围绕旧门槛和新人类而展开的热烈讨论，“80后”话题的热衷者们实在难得去思考，在市场化条件下，“文学和电影”为什么不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都能做的”。

作为一个话语事件的“80后”论争，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在于新旧两代人或两种观念的冲突，而在于双方事实上一致认同的体制以自我生产的“反体制”镜像压抑和替代了反对本身。2008年，韩寒最有轰动效应的言论之一，是他对几位现代文学大师的酷评，所谓“巴金和茅盾的文笔很差”，说这话时，他特意强调自己不是在做“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正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学院派结论。自从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打破“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排序以来，茅、巴二人在现代作家排行榜上一直就处于持续下跌的态势，在1994年北师大著名教授主编的文学畅销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茅盾甚至跌出了小说家的前十名。一个早已从学院扩散到社会的老旧观点，经姿态新锐的“80后”一说，竟又成了惊人之语。平庸的思想状态、支撑体制的主流常识就是靠着这种惊骇的表象，使自己免受真正致命的冲击，因为在这种表象里，保守派也总是显得很激进。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