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杏全

【关键词】满城汉墓；灯具；铭文；造型

【摘要】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中共出土了铜灯20件，本文从造型、铭文、工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逐一探讨介绍，并就其功能、结构、造型及装饰艺术等分析了这批灯具的主要特色与突出成就。

灯是照明的器具。用来驱走黑暗，给人以光明的灯具虽是极普通的生活用品，然而在平凡与普通之中却蕴含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中，出土了包括著名的长信宫灯在内的铜灯20件，其中刘胜墓出土了15件，窦绾墓出土了5件。这些形制各异的灯具尺度适宜、造型生动、讲究实用、功能合理，既可消烟除尘，又可挡风调光，有的还可以拆洗，便于携带。灯的装饰也富丽堂皇，尽显豪华，达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依据这些灯具的造型特征，可分为模拟器物形态的器皿形灯，塑成人物形象的人物形灯，模仿、创造动物形象的动物形灯。本文拟从造型、铭文、工艺与艺术特色等方面对这批灯具作一探讨，以期对它们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

除铜灯外，满城汉墓另出有铁灯1件、陶灯44件。陶灯均为明器，皆作豆形，分泥质灰陶、泥质红陶两种，质略粗，火候差，制作粗糙，留有刀削、手捏的加工痕迹，本文从略。

一、铜灯的器型与铭文

由于西汉中山王府中的灯具数量很多，为了便于使用和区分、管理，多在青铜灯具上刻有编号、次第，而在铜器上刻铭则需要锋利的刻刀。战国至汉代，由于钢的出现，雕刻工具铜刻刀的锋锐，为刻铭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刻铭的部位主要在器表，在刘胜墓出土的15件铜灯中，除铜羊尊灯、带罩铜灯、组合式铜灯3件外，另12件铜灯上均刻有铭文，或以鸟、兽名编次第，或用数字编号。

以鸟名编次的有：铜盘锭（1∶4117），因其在豆形灯下做有底盘，故名盘锭。灯盘直壁，平底，灯盘侧平伸一叶形，盘中置烛钎。细座把，座把上段有凸弦纹一周，中腰作倒葫芦形。器分二次制成，底盘作插头伸入座把腔内，然后用铜钉铆住（图一）。灯盘外壁刻铭文：“御铜盘锭一，第田鹕。”铭文中的“御”字，指帝王所用或与之有关的事物[1]。 “锭”，《说文》：“锭，镫也。”汉代铜灯或自铭为“锭”，“锭”可能是汉代灯的又一称谓。“田”和“鹈”二字通假，“田鹕”即“鹈鹕”[2]。“鹈鹕”，鸟名，“一种斑嘴鹈鹕，大多在冬季见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一种卷羽鹈鹕，头顶及颈部羽毛卷曲，在河北一带为夏候鸟，在江苏、浙江、福建及更南地区为冬候鸟。”[3]

铜拈锭（1∶4274），一套，由铜灯和承盘二器组成。通高5.9厘米，灯高4.5厘米，口径11.8厘米；盘高2.5厘米，口径22.2厘米。铜灯直壁，浅腹，平底，三蹄形足，壁侧出一叶形，外壁有铭文4行14字：“御铜拈锭一，承盘俩，中山内府，第。”此灯系用手指夹、捏取物，非握持取物，故名“拈锭”。承盘敞口，外折沿，浅腹，下腹折收为小平底，盘壁有数处修补痕迹，说明使用时间较长（图二）。口沿上有铭文4行10字：“铜锭盘一，中山内府，第。”铭文中的“中山”系指西汉中山国。“内府”是官名，掌管皇室仓库，《周礼·天官·内府》：“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4]“”与“”同，即也，鸟名[5]，为雁的一种，是传说中的五方神鸟之一，《说文·鸟部》：“，也，五方神鸟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北方幽昌，中央凤凰。”根据灯铭，该灯有承盘两个，而仅有一个承盘随葬。

铜卮锭（1∶5086，1∶5087），两件，大小相同，为带盖直筒杯形。杯作子口，平底，上腹部有菱形带环，口沿饰窄带纹一周，腹中部隆起宽带纹一道，带上施瓦纹两周。盖似覆盘，使用时将盖上翻，即为灯盘。灯盘直口，底部作假圈足，恰好纳入杯口中，中心有一烛钎，用以插烛。壁侧伸出一菱形，面有槽，槽的大小和杯身菱形相等，把灯盘覆盖在杯上，盘即套合在杯上。杯、盖（灯盘）均有铭文（图三）。1∶5086杯铭：“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盖铭：“卮锭，第。”卮为饮酒器，《急就篇》：“蠡升参升半卮。”师古注：“卮，饮酒圆器也。”此灯因形似古代饮酒器“卮”而命名为“卮锭”。“”即，《玉篇》云：“，即布谷也。”1∶5087杯铭：“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鸿。”盖铭：“卮锭，第鸿。”“鸿”一说天鹅，一说大雁。1∶5087通高10.6厘米，径7.1厘米，盖高1.7厘米，“出土时杯内尚有残余的烛块，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光谱法剖析鉴定，它属于动物脂类。卮灯中块状物呈灰绿色，在常温下呈固体状态，不溶于水，比重小于1，易溶于有机溶剂中。经乙醚、氯仿萃取过滤，滤液蒸干后用红外光谱鉴定，属于脂肪酸甘油酯，并部分已成为铜盐。与已知牛油、蜂蜡的红外光谱比较，谱图与牛油的一致。经灼烧试验，其现象亦和牛油相同。由此可以证明，该块状物属于动物脂类。”[6]我国东汉以前多以脂膏为烛，《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文子》：“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销。”

以兽名编序号的有铜当户锭（1∶4112），是人物形灯。通高12厘米，灯盘径8.5厘米，高1.6厘米。其造型为一个半跪铜人托灯形象，铜人左手按左膝上，右手上举，支托灯盘。灯盘敞口，直壁，平底，盘心有烛钎。灯盘和人俑分别铸成，在俑的右臂上用铜钉铆合（图四）。盘壁上刻有铭文：“御当户锭一，第然于。” “当户”是匈奴的官名，史籍多有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汉书·宣帝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列观。”孟康注曰：“左右当户，匈奴官名。”[7]这件铜灯在刻铭中就明确地指出了所表现的是匈奴官吏当户的形象。铭文中的“然”字为兽名，《周礼·春官·巾车》：“然饰。”郑玄注：“然，果然也。”贾公彦疏：“果然，兽名。”“然”也称“猓然”，兽名，长尾猿[8]。此铜俑身着胡服，短衣直襟左袒，衣后部束成长尾状拖于地，以支持灯座不致倾倒。手有臂，脚著长靴。时人在铭文中特意使用了兽名“然”（长尾猿）字，使之与铜俑所着衣服后部束成之长尾暗合，可谓煞费心思。铸匈奴官吏的形象来跪擎铜灯，则反映了当时汉和匈奴之间的民族矛盾。

以数字编号的有：豆形灯（1∶4114），因其与陶器和青铜器中的“豆”造型基本相似而命名。灯盘敞口，直壁，平底，喇叭口形圈足，细座把，在座把之中腰作倒葫芦状隆起。盘和座把分铸，盘底下有小柱插入把腔内，用铜钉铆合。盘外壁刻铭文：“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锺官造，第二。”豆形铜灯（1∶4116），盘外壁刻铭文：“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锺官造，第七。”豆形铜灯（1∶4118），盘外壁刻铭文：“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锺 官造，第十。”（图五）豆形铜灯（1∶4113）铭文：“中山宦者常浴铜锭，重三斤十二两，卅二年，第廿五，卢奴造。”以上铭文中的“卅四年”、“卅二年”，是西汉中山国的纪年。“锺官”、“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锺官属水衡都尉，主造币，辨铜主鉴别铜质；宦者属少府，管内廷事务。“卢奴”指卢奴县（今河北定州市），是西汉中山国的首府。

组合式铜灯（1∶5084），具有灯、承盘、小勺三器。灯身敞口，直壁，浅腹，平底，三蹄形足。器壁一侧有一小嘴，作子口，嘴上有带活钮的小盖，小盖上安一带环小钮，掀开小盖可以注油。另一侧壁下方作一管状流，估计此小管即用来穿捻点燃的。在嘴、流间器壁上伸出一菱形长，上有槽。灯有盖，呈盘形，侈口，平折沿，平底，口侧伸出一较小的菱形长，恰好纳入灯身长的凹槽内。灯通高7厘米，灯身径9.6厘米；盖高1.8厘米，底径8.1厘米。承盘作敞口，平折沿，下腹急收为小平底。高2.4厘米，口径18.6厘米，底径7.7厘米。小勺为大口，小平底，一侧有小流嘴，龙首形长把。口径6.6厘米，底径3.9厘米，高2.7厘米，把长7.1厘米（图六）。出土时灯、承盘、小勺即在一起，小勺置于灯盖内，承盘覆盖其上。全灯通高7.5厘米。

以动物造型的铜羊尊灯最为人所称道。羊灯整体铸成卧羊形，昂首，双角卷曲，躯体浑圆，短尾，刻划细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羊背与躯体分铸，在脖颈处用活钮相连，臀上安小提钮，可将羊背提起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灯盘略呈椭圆形，作子口，一端有一小流嘴，宽1.35～1.9厘米，估计是置灯捻用的。灯通高18.6厘米，长23厘米；灯盘长15.6厘米，宽9.2厘米，高3.2厘米（图七）。羊尊灯造型精美别致，既可用于照明，亦可当艺术品陈放，是实用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以羊作器是汉代人祈福心理的反映，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古代的“羊”与“祥”原为一字，甲骨文中有“不羊雨三月”。王国维《观堂集林》：“祥，古文作羊。”[9]《说文》：“羊，祥也。”孙诒让《闲诂》：“秦、汉金石多以羊为祥。”汉代铜镜和铜洗上就有“大吉羊”的铭文。以羊作灯具既可驱走黑暗，又可作为吉祥的象征，在给人以光明的同时，产生“吉祥”照耀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西汉以后仍有使用羊灯的，如东汉李尤在《金羊镫铭》里有：“圣贤勉务，惟曰不足。金羊载耀，作明以续。”梁简王在《对烛赋》中写道：“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灯火不须燃。”[10]

带罩铜灯（1∶5177）是一件科技含量较高的灯具，全器从下而上由三足空心炉、灯盘、灯罩、灯盖、烟道等部分构成。三足空心炉呈扁球形，小口，圆鼓腹，圜底，三蹄足，肩部一侧向上伸出一管状烟道，腹部饰宽带凸弦纹一周。炉内壁有一薄层白色水碱，估计此炉是装清水用的。灯盘作圈足盘形，圈足径略大于三足炉的炉口，恰好置盘于炉上，盘壁两重，壁间宽0.7厘米，用以插置灯罩屏板，外壁平伸一叶形长，可以调节照明方向。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插置于灯盘壁间槽内，屏板对称两下角各有小钮一个，便于推移屏板，随意调整灯光照度和照射方向。灯盖形如覆钵，置于灯罩屏板上面，盖面饰阴线柿蒂纹。在盖顶上伸出管形烟道，弯曲向下和三足炉身伸出之烟道相衔接，整个烟道即可为灯把，点燃之烟炱又可通过烟道下沉于炉内，以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可以拆卸，便于经常清除灯内的积灰。该灯通高33厘米，三足炉腹径15.6厘米，灯盘径12.2厘米（图八）。

有趣的是，刘胜墓出土的铜灯数量多，且多刻有铭文、编号，而窦绾墓出土的铜灯少，仅有5件，除“长信宫灯”有刻铭外，其余均无铭文。长信宫灯（2∶4035）亦是人物形灯，通高48厘米，作宫女跪坐持灯形象，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宫女头梳髻，发上覆 （即巾帼），跣足，足尖抵地以撑全身。灯无底，通体鎏金，全器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分上、下两部分）、灯盘和灯罩（由两片捶制成的弧形屏板组成）等部分分别铸造组合而成。灯可拆卸，灯盘可转动，内片灯罩可左右开合，用以调节灯光的亮度与照射角度。宫女体、臂中空，右臂为烟道，可将灯烟导入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不愧为灯中极品（图九）。

在长信宫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屏板及宫女的右臂和衣角等处刻有铭文9处，共65字。下部灯座外侧面刻：“阳信家，并重二钧十二斤，七年，第一。”实测全灯重为15782克，所以此处铭文所刻的重量当为灯的总重量。铭文中的“第一”应是该灯最初的编号。上部灯座底部周边刻：“长信尚浴，容一升少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今内者卧。”外侧刻“阳信家”。灯罩屏板外片一侧刻铭两行：一行为“阳信家”；另一行为“并重二斤二两”。灯罩屏板内片左侧刻“阳信家”；右侧刻“并二斤二两”。铭文所载重量显系指两片屏板重量的总和，两片屏板实测重量为490克。灯盘外侧及宫女右臂外侧分别刻“阳信家”，宫女右下衣角刻“今内者卧”。

从灯体上所刻9处铭文的字体、刻工等观察分析，应属多次刻成。刻“阳信家”字样的有6处，所刻“阳信家”字迹工整，“长信尚浴……今内者卧”则显潦草。从铭文的内容得知此灯的所有者几经变化，最后才辗转到窦绾手中，而灯上的“阳信家”字样应为该灯最初的主人所刻。《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均载有“阳信夷侯刘揭”世系，“阳信家”应即阳信夷侯刘揭之家。刘揭始封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在位14年死，其子中意嗣，于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有罪国除”。铭文所载“七年”，应为该灯始作的时间，汉代列侯在其国中可自立纪年，铭文“七年”可能是文帝七年（前173年），也可能是阳信夷侯刘揭或其子中意七年（前159年）。文帝七年亦即刘揭七年，因此长信宫灯制作时间的上限应为公元前173年，下限应为公元前159年[11]。此灯最早为阳信夷侯刘揭家所有，大概是在阳信侯国除以后，没入少府的“内者”（官名，属少府，管内廷事务），归长信宫尚浴府使用。铭文中的“今内者卧”、“长信尚浴”等字样，应是该灯入“长信宫”后所刻的。 “长信”即是长信宫的简称，是皇太后的寝宫。汉文帝的皇后窦氏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景帝时为皇太后，很有权势。长信宫灯为何出自窦绾墓？汉代婚姻多以门第相当，据史书记载，窦太后是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人[12]，推测窦绾可能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太后就把这件铜灯转赠给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窦绾，窦绾视为珍宝，死后随葬墓中。

朱雀灯（2∶3102），塑作一只雄赳赳的朱雀脚踩蟠龙，嘴衔一灯盘，展翅欲飞，双翅和尾部阴刻纤细的羽毛状纹。上面平伸的灯盘作环形凹槽，内分三格，每格有一根烛钎，可同时点燃三支烛火（图一○）。汉代的工匠为了确保灯体平衡，在青铜的配料中加大了铅的比例，使灯体更加稳重。经鉴定，朱雀灯的含铅量比一般铜器为高（占17.21％）。

二、其它灯具

窦绾墓还出土铁灯1件（2∶4098），胎体厚重，形制与豆形铜灯相近。灯盘浅平，直口，盘中有烛钎，细把，中腰稍粗，其上饰凸弦纹一周，喇叭形座。高24.6厘米，座径12.4厘米（图一一）。

三、青铜灯具的造型特色

从这些青铜灯具的造型及装饰艺术来分析，其主要特色与突出成就集中表现在功能合理、结构科学、造型生动、装饰富丽四个方 面。

（一）功能合理。灯是照明用具，首先是实用性，因此无论结构、造型或工艺都要根据其功用而确定。

1、尺度适宜。汉代的几、案、床、榻都比较矮，据史料记载，汉代的书案一般高约30～40厘米，汉魏的独坐式小榻高度一般只有12～28厘米[13]。灯具一般是放置在室内低矮的家具上，也可放置于地上，适应古人席地而坐的习俗，所以这批青铜灯具的尺度一般都偏小，高度在10～50厘米之间，与人们跪坐在地上的高度大体相符。如长信宫灯高度为48厘米，置于书案上的总高度约为70余厘米，有精致的灯罩，灯光从灯罩的一侧照出，也与人们跪坐时眼睛的视线基本适宜。豆形灯的功能比较灵活，从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出，这种灯既可放置地上，也可根据需要端在手中移动照明，因此豆形灯的尺寸矮的只有十几厘米，高的可达40厘米左右。